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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第15卷, 第12期 刊出日期:2016-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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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洪 汛, 郭文亮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2):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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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催生腐败,亦能作为遏制腐败的手段。公职人员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有着自身的行业特性与利益诉求。在当前国情下,实行高薪未必能养廉,因为不具备成熟的制度基础与文化基础。但若是只注重道德教育,忽视必要的物质利益保障,则也很难防止腐败的产生。在不能实施高薪养廉情况下怎样使公职人员自觉抵御手中权力带来的利益诱惑,这是我国公共政治领域反腐倡廉建设中迄今未能破解的一大难题。在高薪未必养廉与低薪也难防腐的现实困境下,要破解公职人员权力腐败的难题,在于充分保障公职人员的合理利益,适度提高公职人员的合理收入,同时管控好公职人员的三“色”收入,通过疏通合理利益链,实现公务人员“不必腐”的目标。
  • 陈 振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2):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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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高度重视运用函询处置问题线索,体现了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方式的创新和监督执纪理念的转型。函询主要适用于比较轻微,带有一般性或较为笼统,可查性不强的问题。函询说明要由被反映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和纪检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字背书,通过审核把关起到担保、证明、监督作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到实处。被反映人应如实向组织说明情况,认真书写函询说明,隐瞒、欺骗组织的要严肃处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处分。
  • 李伟权, 聂喻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2):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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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叠加型风险引发的重特大事故是当前应急管理的难点,在对叠加型风险事故进行管控过程中,面临着事故类型多样、风险因素繁多、风险因素评估标准不统一等评估难的困境。基于事故致因理论的REASON模型,以150起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为例,归纳了24项风险因素指标,并从政府及相关部门监管不足的风险叠加、生产组织管理缺失的风险叠加、环境因素的风险叠加、物的不安全状态的风险叠加、人的不安全行为的风险叠加和应急处置失效的风险叠加这六个角度对这些风险因素进行分类,通过AHP法对各项风险因素指标的权重进行计算并排序,从而构建叠加型风险事故风险因素评估模型,揭示了各风险因素对叠加型风险事故发生可能性的相对重要性,并针对影响较大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叠加型风险事故的风险因素评估提供理论依据与数据参考。
  • 王玲玲, 周利敏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2):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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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性踩踏事件具有突发性、复杂性、连锁性和叠加性等特征,已成为政府、社会和学界高度关注的公共安全问题。风险预防原则主要包括风险阀值、成本收益、强风险预防与弱风险预防、不确定性和情景构建等原则。“12·31”外滩踩踏事件风险预防明显不足,具体表现为风险评估失误、风险预警信息不足、风险预防行为缺失和风险监控存在漏洞等。国外应对群体性踩踏事件的风险预防模式主要有活动人数风险预防、活动场域风险预防、风险知识宣传预防、活动导火线风险控制、风险预防专人负责制等模式。国内外案例研究对我国公共安全事件风险预防主要有风险阈值科学发现与合理制订、风险预防目标设立、有效风险评估和公众参与等启示。通过深刻反思这一事件发生的结构性原因,推动突发性社会安全事故风险预防相应变革,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 武 星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2):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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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整风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历史上两次成功的治党实践。以治党为视角,比较延安整风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者都聚焦作风建设,由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到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治党任务更加严峻,治党方法与时俱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整风精神,启示我们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
  • 薛念文, 孙 健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2): 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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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印度学者一直保持着对毛泽东研究的浓厚兴趣,但是对中国同质化国家印度考察毛泽东研究的较少。通过关注改革开放后印度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杂志《中国报道》对毛泽东的研究,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来源、实践应用、精神财富等探索印度学者研究毛泽东的地缘政治与文化原因,有利于学界对印度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了解。
  • 郭雷庆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2): 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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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分权是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分离问题时常用的方法,但当分离地区存在实力较为强大的民族政党时,这种分权遏制分离的效果将大为减弱,甚至起到反作用,因为分离地区的民族政党往往会利用政治分权增加实力,同时又不放弃独立诉求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最终达到民族分离的目的。以苏格兰民族党为例,英国1997年政治分权前,它长时期处于政治边缘地位;分权后,民族党迅速崛起,逐步主导苏格兰政治,继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苏格兰独立运动,这与中央政府试图以政治分权消除民族分离巩固联合王国的初衷背道而驰。由于苏格兰民族党的存在及其实力的壮大,英国政治分权的负面效应并没有随着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失败而消失,反而持续发酵。
  • 徐 凌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2): 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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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建设和政府生态责任的有效承担均已成为关注的焦点。生态型责任政府应运而生,它主张将“理性生态人”行政价值理念引入责任政府建构之中,并通过契约路径,将政府生态责任从道义责任转向岗位责任的重重锁定与落实,要求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谋求一种谐和共进的均衡发展之路。生态型责任政府实质上就是契约式责任政府,通过分析普通法契约理论中重要的构成因子,力图从中吸取一些宝贵的元素和思想,最终注入到生态型责任政府的建构当中。
  • 孙 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2): 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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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精英是在权力、财富、声望、文化、社会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并且对社区治理富有意愿与热情的社区管理者及居民。全面促进社区自治的社区精英治理应当是一种多元精英治理模式,是充分激励党政精英、经济精英、社团精英、专业精英四种精英的能动性,共同建构起一种奖惩结合、制衡与整合相结合、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社区精英治理机制。这种机制既有利于充分发挥精英治理的高效率与资源优越性,活跃并激励精英的社区使命感,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精英治理可能出现的暗箱决策及与民争利现象。
  • 刘 磊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2):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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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正义是在“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类终极目的的追求下,基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最大限度地尊重教育规律与最大限度地满足受教育者的教育目的的法则和行为。教育正义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主要内容是基于国家或民族为对象的“正义制度”“正义原则”和正义实现。教育正义包括机会正义、过程正义和结果正义。教育正义的原则具有差序秩序,主要包括:“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根本性原则,“合规律和合目的相统一”的指导性原则,“永恒性和多元性”“ 按劳分配和差别性”“整体性和持续性”等具体性原则。吴元发博士与徐洁硕士对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约翰·罗尔斯正义理论非批判性地继承导致了教育正义研究的偏差与错误。所以,应在正确认识教育正义内涵和制度原则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吴元发博士与徐洁硕士的教育正义观点。
  • 姚宇华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2): 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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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步推进和深化,社会参与成为一个发展趋势。考察我国教育改革中社会参与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初步探索、逐步确立以及全面发展和落实阶段。由于政治文化的制约,科层制管理模式的限制和社会参与制度建设的滞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在教育改革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存在社会参与主体不够广泛,社会参与客体范围过窄和社会参与手段过少等困境。我国教育改革中的社会亟需进行再定位,应该推进政府和社会共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社会参与质量,健全社会参与制度。
  • 李 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2): 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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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立场上,阿多诺与洛特曼均以马克思辩证思维为导向,打破同一,张扬差异,对启蒙现代性做出质疑和颠覆。在实践策略上,阿多诺否定美学承继马克思否定性的批判叙事风格,以激进的方式构建审美乌托邦。洛特曼差异美学突出马克思辩证思维平等、宽容、开放的特质,于现代性之维中开启后现代场域,在差异中求共识,多元中求汇通。基于现代性批判视域,梳理同源于马克思辩证思维的上述两类思想资源,不仅有助于更加清晰全面地辨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获取审视现代性的全新视界,更有助于在现代性的反思语境下,激活马克思辩证思维阐释当代问题的理论活力。
  • 陈 芸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12): 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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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亚特》中存在着大量的哭泣场面,在众多哭泣中,最引人注意的则是阿基琉斯的哭泣。阿基琉斯的哭泣折射出希腊战士的荣誉观与死亡观,既包括了对阿伽门农损害自己荣誉的愤怒,又包含着对失去挚友、失去见证自己荣誉者的痛苦。但他的哭泣也遭到哲人苏格拉底的批判。在苏格拉底看来,英雄的哭泣只是诗人荷马为了迎合心灵在遭受不幸时渴望发泄的自然欲望,而灵魂的理性部分需要控制这种发泄的欲望。也正是通过对英雄泪的批评,苏格拉底进一步实现了对希腊传统荣誉观、死亡观的改造。在此之后,对个体荣誉的重视转变为对群体荣誉的倚重,对死亡的惧怕转换为对死亡的接纳。总之,哭泣问题深刻地展露了诗歌与哲学之争,“卓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