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利益驱使,“小产权房”以各种方式逐渐壮大并颇具规模,成为困扰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大问题。当前,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有关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小产权房”问题必须在城乡一体发展的思路下统筹解决,通过甄别房屋具体情况,在平衡相关利益的基础上,区分对待。“小产权房”这一习惯意义上使用的不规范概念终将变成历史名词。

电影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19世纪末自西方传入中国,并迅速崛起为一门广受国人欢迎的大众艺术,随之,以塑造女性形象为主要特征的电影女演员出现在银幕上,成为人们赏析的对象。至20世纪20年代,在女性解放思潮等因素的推动下,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归国华侨和留学生加入电影公司,拍摄了一批“女性题材”影片,培养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女演员,女演员的形象和演技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初步奠定了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的基本品格,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工程伦理是群体性、职业性、责任性、预防性、实践性伦理,是与工程相关的专业群体,在职业活动中,为了防范风险,确保工程的长期效益、整体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工程伦理的关键在于利他性和公益性。工程伦理于我国是工程学和伦理学研究中的“新入场者”。对广大工程应用型高校而言,有必要结合实际借鉴发达国家相关经验,通过整合课程内容、重视相关研究团队和师资队伍建设、强化案例研究加快教材建设、创新教育方式鼓励情境模拟和角色扮演等举措,推动工程伦理教育的广泛和深入开展。

社会流动是增强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通过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可有效推进农村人口的向上社会流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教育管理的相关经验能为我国提供借鉴。这些经验包括:在基础教育领域注重课程多元、教师流动和多样化办学等基点;在职业教育领域推行部门协作、均权管理和注重评估等举措;在高等教育领域形成社区化、开放化和均衡化等趋向;在继续教育领域形成立法、财政和学分互认等保障。由此得出的启示是:经费投入和使用要向农村教育倾斜;要开展成果认证和转换,为农村群体构筑社会流动通道;要完善法律制度,推进城乡一体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构建多维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农村人口向上社会流动。

高等教育之存在逻辑是高等教育之为高等教育的内在根据和基本要件。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之根本,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之灵魂,学术自治是高等教育之保障,高专人才是高等教育之目标,引领社会是高等教育之价值。只有时刻追问和检视高等教育的存在逻辑,才能永葆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发展方向。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诉求之一。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为政府权力设定法律界限就是最好的“制度笼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重要机制,为政府权力的运行设定法律界限,规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范围和条件限制。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于:职权法定、权利保障、行政责任;政府权力的限制在于:程序正当、合理行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同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导致政府瘫痪、局部失去政权、社会陷入混乱状况,如汉源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引起了学界的诸多关注,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了全面了解国内群体性事件研究进展,文章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中CSSCI期刊来源的有关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期刊论文为基础,运用计量分析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对国内群体性事件研究发文数量、研究机构、作者、被引情况、学科领域和关键词分析,发现我国群体性事件研究经历了探索、逐渐发展、快速发展、回落四个阶段,并形成了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在研究主题方面,则主要探讨了群体性事件的定义、原因、分类与特征、演化、对策这五个方面。同时,农村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环境群体性事件也成为研究的热点,且国内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在注重宏观研究的基础上,也开始向微观转变。

目前的文学地理学一般注重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研究而忽略作家对于地域文化的建构研究。文章以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的建构为例,说明正是超越于地域文化的整体历史语境决定了地域文化的书写价值,而地域文化以何种文化形象出现于作家的笔下,不仅与地域原乡相关,更取决于作家所持有的文化立场和具体文化理念。总的来说,莫言的生命主义、文化生态主义理念以及受当代语境影响的带民间色彩的文化政治理念是莫言创构高密东北乡的主导理念,它们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莫言纸上故乡的文化面貌。

新诗的出现和歌谣运动的发起都是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新诗吸收了歌谣在语言、节奏方面的优点,从而使其走向现代化、中国化、本土化。歌谣在发生源泉、创作者以及形式方面向诗歌靠近,借助诗的影响提高其在学界的地位,从而奠定歌谣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新诗歌谣化,完成了生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统一,推动了现代诗的发展;歌谣诗化研究,完成歌谣身份的转化,为歌谣成为现代学科奠定基础。新诗与歌谣的相互影响,加快了文学现代化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记录了19世纪30年代南中国海地区的历史文化现象,表现了刊物创办者和撰写人对于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历史、文化和人们思想、道德的认识及评价。这份刊物对于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所作的反应和评论,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本土后,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认识接受和交流状况,为我们理解此阶段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城市公共场所人员密集、安全隐患多且复杂,是城市的高风险区域,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将会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对公共场所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辨识和风险评估可以排查致灾隐患,从而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减少损失。文章从人-环境-管理-技术-经济五个角度对公共场所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建立了一套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城市公共场所综合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对初始指标体系进行优化,筛选出城市公共场所综合风险评估的19个关键性指标。其中“安全管理”“经济发展”“场所结构及配置”三个准则的权重值较高,对公共场所安全的影响较大,是进行公共场所综合风险评估时需重点考虑的对象。此外,以“安全培训频率”“专业救援人员数量”为代表的关键性指标对公共场所安全性的影响较为显著,是城市日常化安全管理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是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也还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和制约因素,若不给予认真对待,将会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损失。文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整理分析了当前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坚持发展标准、严格发展程序和纪律、健全教育培训机制、健全党员管理机制和加强组织保障工作等对策建议。

随着化工产业的发展与化工园区的建立,化工安全风险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公众面前。文章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上海化工园区周边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合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使用线性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探讨了媒介使用、环境知识对化工园区周边居民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媒体、新媒体与人际媒介均对风险感知有显著的放大影响,且传统媒体对低风险感知的人群影响更大,高风险感知的人群更易受新媒体影响,人际媒介对所有风险感知段的人群都有影响。此外,环境知识会弱化公众的化工风险感知,也会弱化媒介使用对化工风险感知的影响。最后,提出加强网络舆情监管、向公众科普化工知识等对策建议。

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通过诗社交流,形成了诗主性情、汉唐兼学的共同主张。南园五先生相继入京后,一方面与各地域诗派进行广泛交流,另一方面极力维持内部往来酬唱,并且不断强调其核心诗论,从而使岭南诗派在全国崛起的同时,保留了地域特色。嗣后,明清两代的岭南后学,对南园五先生的结社传统、诗学路径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代际传承,从而建构了岭南地域诗学传统。岭南地域诗学传统的构建,彰显了一条地域领袖诗人提倡—地域文人集群响应—地域外传播与特色强化—地域后学代际传承的地域诗学构建路线。

建立和完善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规范政府行为,清晰地划定政府行为边界,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性制度环节。建立和完善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有助于廉洁政府、阳光政府建设,通过明确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推进的要求、建立行政机关权力清单的监督考评机制、确保行政权力清单的持续性等手段,则有助于切实推进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贯彻执行。

周朴园和佟振保两个人物形象的深层心理和生存处境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两人都曾出洋留学,受到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熏染,但是他们无法逾越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沟壑,陈旧的观念导致他们在面临婚姻的时候不惜痛失自己生命中的感性情愫,成为时代的负荷者。文章通过对人物深层心理的剖析,揭示其悲剧人生的社会性根源。

面对动漫和数字艺术业态的新一轮革命,根据其所在区域产业优势和自身特点创新性设置专业方向,成为高校必行之举。在研究生层次上漫画编创教学实行校企联动,是漫画高级人才培养的新尝试。

伴随社区教育的蓬勃开展,需要实现居民学习需求与社区教学资源的有效对接。文章根据广州市番禺区社区教育发展需求,以微信小程序为开发载体,探讨数字化社区学习地图的开发及其功能作用。数字化社区学习地图主要由微信小程序、管理后台和官网三大系统构成,各系统模块组成了一个集搜索与互动为一体的动态社区教学资源库,实现学习需求与学习资源之间的有效对接,为社区学习者、办学机构以及管理部门提供社区教育的“大众点评网”。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指出,发达国家的很多人都在从事没有意义、对社会毫无益处的狗屁工作。这些工作耗费人的精力,损害人的心灵,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总工作量,让人们的工作时间有增无减。因此,他呼吁消灭这些狗屁工作。文章结合调查问卷和访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评述,指出:几乎所有工作的从业者都有可能自认为在造福社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存在意义,因此从主观感受定义的狗屁工作概念难以成立,但客观上狗屁工作的确存在,且大多数人对工作不满的事实也不容忽视,因此在消灭狗屁工作的同时,也要挑战工作意识形态——“所有工作都是好的”,同时对工作内容和劳动分工进行更为合理的组织,最终消灭异化劳动,走向后工作的未来。

当代中国的艾滋病防治范式从总体上经历了从隐喻范式到规训范式,再到人权范式的转型。范式转型及其经验表明,以“隔离”、“禁止”为特征的立法模式并不利于艾滋病的科学防治;同时,只重视“干预”、“预防”的立法模式也存在一定局限。进入21世纪,以人权保护为核心内容的艾滋病防治策略被证明是一项既符合科学预防原则,也符合道义伦理、公平正义理念以及制度设计的立法策略。迈向人权范式,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种可行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规模宏大、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海外学者围绕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总体情况、战略目标、惩治腐败成效、体制机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开展了研究,并给予了相应的评价。这些研究和评价既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和把握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状况,也能为下一阶段的反腐败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与此同时,我们应立足于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实际,客观看待海外学者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评价。

新文学受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很深,因而长期以来研究者习惯于从“西方”资源中探索新文学的文化渊源,而《楹联传统与中国新文学》则跳出这种研究模式的束缚,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发现了楹联与新文学之间的潜在关联:楹联传统不仅影响了新文学作家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而且对新文学的主题意蕴阐释、艺术表达及叙述结构的建构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对于楹联文化的认识偏见,重构了楹联的文学史形象,拓展了对于新文学文化渊源的认识,对于今后的楹联与新文学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都可能存在涂层现象,但只有人的涂层现象才既存在正确又存在正当问题。如若涂层仅是为了获得他者的承认和认同,从而追求存在感和归属感,并无恶意于其中,那么这种涂层就是一般性的社会事实;如若用极具诱惑力的涂层而实现恶的目的,那么这就是典型的伦理问题。对此,人们可对涂层进行三种意义上的哲学分析:现象学考察旨在直面涂层现象自身,指明其原始发生的内在逻辑;文化人类学视阈中的涂层呈现出的是人类文明的进化程度;对涂层进行道德哲学反思,目的在于用目的之善与手段之善去深入分析相关于每个人之根本利益的涂层行为如何才是正确的、正当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前所未有,反腐败在“投入”“过程”“产出”“结果”四个维度上都有显著的变化。进展和成效集中体现在两大转折上,即:扭转了多年日益严峻的形势,首度出现了向好的变化;反腐败力量首度占了上风,“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反腐败需要投入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但如果最终能够取得成功、战胜腐败,将会对转型中国的发展产生广泛、积极的影响。反腐败作为一个突破口,将有利于中国政治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也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高度重视运用函询处置问题线索,体现了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方式的创新和监督执纪理念的转型。函询主要适用于比较轻微,带有一般性或较为笼统,可查性不强的问题。函询说明要由被反映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和纪检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字背书,通过审核把关起到担保、证明、监督作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到实处。被反映人应如实向组织说明情况,认真书写函询说明,隐瞒、欺骗组织的要严肃处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处分。

公众参与类型和公众参与形式是不同的概念,前者决定后者。以功能为标准,可以将公众参与划分为程序性参与和实体性参与两种类型。程序性参与以信息为基础,以决策科学为目标,主要功能是协助决策机关实现准确的事实判断,应当遵守范围最广、成本最小和效率原则。实体性参与以利益为基础,以决策民主为目标,主要功能是与决策机关共同实现合理的价值判断,应当遵守辩论、互动和约束原则。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心理学最重要的奠基石,对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做了早期的前瞻性探索,对心理学的研究疆域做了早期的拓展和划定。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所持有的方法论原则也对心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对心理的先验与后天、心理与身体关系等心理哲学的早期讨论,促进了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在心理学史的视域内,讨论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对心理学的贡献,不仅能对心理学史的连续性进行把握,还能对心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意味着社会治理领域的结构性转型。伴随网络社会的兴起,民间“草根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活跃于公共话语领域,成为社会治理格局的新生力量。与此同时,也加剧了与政府权威主体间的话语权竞争,继而引发政府公权力的信任危机。政府如何跳出网络社会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法律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同时,政府必须放下权力身架,主动融入公众话语流,构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平台,由“老大哥”式的全能主导走向平等、协商的“合作共治”才是治理之道。

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是全面提升我党执政能力和实现我党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只有筑牢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才能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高校既是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阵地”。教育部从鼓励“不断地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到强调“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这种变化不但凸显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也表明缺乏监管的原版教材引进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稳定造成的冲击已不容忽视。有鉴于此,廓清国外原版教材引进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提升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掌控意识形态主动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暴恐犯罪呈现出复杂化、系统化的新特点:暴恐管理的整体协调性明显增强;暴恐袭击技能渐次提升的有序体系初步形成;暴恐组织本身的目的层次及其外在表现形式日趋复杂多样。暴恐犯罪系统化的新特点决定应对的新策略,即以系统化思维建构严密的“防、打暴恐犯罪立体网”:让人“不愿暴恐”——根除暴恐犯罪的思想根源;让人“不能暴恐”——扼杀暴恐犯罪于萌芽状态;让人“不敢暴恐”——以铁血手段严惩暴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