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与迅猛发展,给全球经济、社会及文化结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数字殖民”问题的深入探讨。以往的“数字殖民”研究聚焦于技术控制和经济支配等维度,亟需新的理论视角以形成全面和深入的多维分析框架。在后殖民理论视角下,“数字殖民”与后殖民主义在经济剥削、文化异化及“他者”建构方面有同构性,是新型全球文化与经济控制范式。后殖民理论为解读“数字殖民”提供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凸显本土文化价值,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辨识与反思边缘化声音提供理论工具。多维度研究进路有助于理解数字殖民本质,推动全球信息技术公平均衡发展,构建开放、包容、多元的数字文明生态。

当前,纪检监察机关面临着案件数量骤增、办案要求高质等诸多挑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纪检监察是其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纪检监察的案件全景化管理、追踪案件线索、提升预防效能和智能分析类案处置信息等领域彰显作用。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法律风险亟待解决,具体包括:因信息数据短缺与算法技术缺陷而影响结果的客观性,因办案人员对技术依赖而侵蚀监察权独立性,因算法技术决策偏差而挑战传统纪检监察归责机制。鉴于此,应从推动数据资源的集中统一、提升算法安全性和透明性、构建“人机耦合”的合理分工机制、提高纪检监察机关自身技术水平、明确人机责任的边界与分配等方面作为规避上述法律风险的进路。

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相继离世、历史活证人所剩无几的记忆危机,维系与传播幸存者记忆的任务逐渐移交至幸存者后代的手中。受制于政治局势及大屠杀创伤的“不可言说性”,幸存者对自身的创伤记忆曾长期保持缄默,这一境况伴随20世纪80年代后南京大屠杀议题地位的不断提升才有所改观。面向公众的记忆言说反过来推动了幸存者家庭内部大屠杀记忆的代际传递。以幸存者的口述与身体为主要媒介,辅以家庭以外的空间遗址及纪念装置,幸存者的创伤记忆传递甚至嵌入到其后代的记忆当中。在此背景下,幸存者的创伤记忆构成了其后代自传体记忆叙事的基石,而后代也在多重记忆叙事的共同形塑下实现着对幸存者记忆的边界延展与再语境化。

智慧纪检监察既是应对数字时代权力监督的需要,又是实现国家反腐败目标的有效途径。相较于数字监察,智慧纪检监察这一概念更加强调智能化的技术运用与技术所展现的人文关怀。目前,智慧纪检监察呈现出工作流程型、预警分析型和辅助办案型的实践样态,其本质在于构建一体化、精准化、要素化和全息化的纪检监察体系。然而,智慧纪检监察也在制度维度呈现为技术与制度的关系失衡、权力维度呈现为监察权力扩张效应、程序维度呈现为对监察程序的解构、技术维度呈现为算法技术的封闭性难题。在未来,智慧纪检监察应明确技术赋能推动纪检监察体制机制革新和“技术驱动+法治引领”的逻辑理路,并以智慧与法治的双重发展面向进行体系构建:在制度层面健全智慧纪检监察规范体系,在权力层面重塑智慧纪检监察权力与权利之间关系,在程序方面控制技术运用程序,在算法层面推动算法技术的回应性与责任性。

辛爽导演的《漫长的季节》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老工业基地的变革为背景,通过一桩悬案将转型期不同群体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电视剧所表达的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的社会意涵,在“个体化”理论和“现代悲剧”概念的观照下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呈现。结合“转型与断裂”学说可以看到,《漫长的季节》通过悬疑叙事的形式,揭示了中国式“个体化”进程中“父一代”的双重“脱嵌”现象:一方面是个体与单位制的分离;另一方面是缺乏相应社会支持系统的重新嵌入。这一独特的“个体化”进程导致了“父一代”身份认同的断裂与精神创伤的危机,并在剧中通过“子一代”的死亡和复仇的叙事浮出水面。而“子一代”通过悬疑的叙事策略对自身成长体验进行回溯,无意中触及了时代转型期的隐秘之处,不自觉地展现了这一代人“无个体主义的个体化”进程。

米歇尔·福柯与阿格妮丝·赫勒同为20世纪下半叶重要的哲学家,前者曾对后者的理论转型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具体呈现于生命政治与伦理美学两大问题维度。福柯后期思想有着明显的伦理转向,他将自我关怀列入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处方中,并创造性地引入了“生存美学”这一概念,据此生成了一种带有美学形态的自我伦理学。赫勒将生命政治与伦理问题关联思考,尤其重视福柯的自我关怀理论。她提出了一种注重个体自主选择的个性伦理学,强调情感操持这一主体对自身的感性实践,指认美是伦理的固有内容而非装饰。从福柯的生存美学到赫勒的个性-伦理美学,二者皆将目光聚焦在伦理主体的感性生成方式上,为重建伦理主体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审美路径,也为当代伦理学与美学的双向互动提供了一种新范式的转换契机,共同推动了当代美学的伦理转向。

城市急性事件与“大城市病”慢性冲击所带来的各类风险,使得处在现代城市风险治理“一线”的社区压力陡增,迫使城市社区寻找更为有效的应对方法。数智技术的应用拓展了社区风险韧性治理的感知触角、应用图景、实践模式等场域,并呈现仿真效应、规模效应、涡轮效应、涌现效应、关联效应等。在数智时代,无论从现实还是理论角度看,社区风险治理的决策者、管理者、参与者都迫切需要基于内外驱动机制、应急运行机制、能力提升机制、资源保障机制等把握数智赋能城市社区风险韧性治理机制的总体框架,重点构筑一体化社区风险防控体系,拓展立体式社区应急场景应用,营造多维度社区安全韧性生态及增强全方位社区风险智治能力。

城市社会韧性是城市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关键设施的韧性相比,社会韧性的形成需要更为复杂的跨边界活动。以合作共治为导向的社会治理变革试图从总体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升社会化解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城市社会的韧性治理需要适应风险弥散的特征,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之间、线上和线下之间开展边界连接和联合行动以提升社会韧性。边界沟通、边界组织和边界对象有效地弥合了行动主体间的差异点。多元主体借助数字技术构建常态合作伙伴关系,在突发任务的激活下产生多重自主响应网络,满足应对多类型社会风险的需求,资源共享和共同行动提升了城市应对社会风险的韧性。边界视角的分析细化了社会韧性的形成过程,并为城市韧性治理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工具集。

人工智能算法在塑造基层治理自由裁量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动化算法、预测型算法和生成式算法对基层治理裁量权的影响各异。自动化算法可能削弱自由裁量权,而预测型算法及生成式算法则可能增强基层治理的决策能力,尽管后者也出现了新挑战。算法对基层治理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它受到个体认知、组织体制和组织文化等多种因素的调节。个体认知层面,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可能会因算法偏差或认知偏差而展现出不同程度的依赖或反制行为;组织体制层面,算法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对基层治理自主性构成影响,但内部反馈和监督机制有助于维持自由裁量权;组织文化层面,控制导向文化可能限制自由裁量权,而自主导向文化则可能会增强基层治理能力。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文学界的抗战史研究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传统的革命史及政治史领域转向对军事史和社会史及中美基层关系史等主题的细致考察。同时,全球英文学界抗战史的研究也得益于各地英文史料的发掘与整理。除了抗战军事史与重审中美关系史, 21世纪初以来英文学界抗战史研究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关于难民、苦难、妇女、儿童、战时医疗等抗战社会史及日常生活史方面的相关研究。此外,以“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为代表的数据库近年来整理了大量稀见的抗战英文报刊与英文档案,为抗战史研究打下了资料基础。

“韧性城市”理念的提出和实践推动了城市灾害应对策略的演进和更新。基于“韧性”的城市灾害应对策略既承认“刚性”措施的重要性,也承认灾害的不确定性,并寻求构建动态、兼容的灾害认知模式,传统“强对抗”策略存在的诸多问题由此得到纾解。由于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对城市韧性的提升发挥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其理念也应基于“韧性”进行更新,并借助制度化手段促进其实现。应急救援力量的“韧性”建设导向体现为对鲁棒性、冗余性和易恢复性的追求。具体的制度化建设路径包括: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的规划,尤其是明确多种应急救援力量的分工机制;畅通应急救援力量之间自主性合作渠道和义务性互补机制;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的效能评估机制。

审美时间哲学是美学最重要的维度之一。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核心是共产主义美好生活这一审美时宜。马克思主义美学对西方美学的革命主要就是审美时宜革命。由此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把美感视为财富的形态之一,对资本主义时间制度及时间剥削作为美感财富分配不公的主要形态,进行还原、批判,并以共产主义审美生活作为时宜基点进行未来社会建构。就还原看,他们对工人阶级工作与生活的实际状况进行田野调查,从人际美学、工作美学角度进行保全,获得第一手材料。就批判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时间制度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美感财富的剥削主要是时间剥削。就建构看,他们根据共产主义审美时间制度,批判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的禁欲主义,尤其是从自由时间制度与审美生活的关系,刻画了美好蓝图。

人工智能文学通过交互式叙事重构了传统文学的创作范式,其核心价值在于突破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学生产模式。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文学以“硅基社会主义”为理论框架,重新定义了碳基智慧与硅基智能的共生关系,使文学创作呈现出数据逻辑驱动的新特征。这一新型文学形态不仅超越了传统文学人类经验文本化的局限,更通过建构“虚体”与“假体”,消解了传统文学中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人工智能文学不仅重构了人机交互的平等关系,更通过主体间性的传播理念,为构建新型人机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这一变革不仅涉及文学形式的创新,更深刻地触动了人类主体性认知、文化多样性表达和社会伦理规范的现有边界。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增强,人们越发希望在此日常危机中找到依靠和连续性。与不稳定经验紧密相连的“90年代”成为了中国文艺和学术界的热门主题。在传统的文学、影视之外,电子游戏也成为这一怀旧浪潮中新兴的媒介参与者。以《坏小孩》为代表的复古怀旧游戏中介了同时作为游戏化身、怀旧范式和适应机制的“儿童游荡者”,其“苦中作乐”和“改邪归正”的剧目激发了两种关于日常生活的想象力:一种试图批判性地在不确定中重新把握和定义日常生活,另一种则通过回归规范性的惯例和意识形态获得安全感。二者的辩证张力表明,随着新常态下中产阶级式的“美好生活”越发难以实现,怀旧实践回应和适应了此境况下的焦虑和不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索了从人的本质到审美解放的路径。这一审美政治的解放维度在当代哲学家、美学家雅克·朗西埃的思想中引起了强烈回响。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生命,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全部人的生命力量的对象化活动,这一活动是生命的自由和快乐。从感性解放的角度看,共产主义的实现即人的自由生命活动的全面解放,也是一种审美解放。不同于马克思的是,朗西埃把异化劳动对工人的感性剥夺扩展为社会对“无分之分”的感性分配的不平等,也把马克思的类本质的生命解放具体化为社会等级中被压抑者的审美解放。从朗西埃对马克思早期的感性与审美解放的继承与发展来看,朗西埃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读者把马克思的审美政治的解放维度时代化和具体化了。

现代技术将前现代的匀速时间改写为加速或快速时间,时间的速度维度与动力机制成为现代性的重要面向。罗萨以现象学的可感时间替代抽象时间,将现代社会的本质明确指认为时间维度的加速,从人与世界间感性关系的变化角度回应加速时代的诸多美学问题。新的加速模式松动了现象学所描绘的主体与世界之间知觉联系的原初图景,主体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感觉方式随之发生改变。面对加速带来的感觉异化与生命的去时间化,罗萨基于现象学的具身性思想重建感觉的共鸣,为社会加速导致的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美学方案。

莫言小说揭示胶东半岛农民自抗德斗争以来百余年间应对现代性冲击的复杂态度,从乡土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寻找而且获得“民间音乐”的真谛,在文学的现代性与本土化之间取得积极的创造性成果;以丰盈而陌生化的感觉描写、创造中国式的新感觉小说,抗争禁欲主义对人性的戕害,也抗拒资本主义工具化造成的人性异化,救治“单向度的人”;在现代性之风云跌宕中倾诉农民的苦难哀伤和乡村的衰亡,更着力塑造乡村中的“狠人”形象,为农民的英雄主义奏出最后的绝唱。

列斐伏尔的早中期日常生活批判包含两条主要线索:“改造道德秩序的革命设想”与“恢复美学本性的革命设想”。前者依赖于改变社会历史的主体,而后者则依托于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个体,他们从日常生活的质料中汲取养分。只有在“重新发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下,才能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恢复美学本性的革命设想”构成其人类解放理论的核心目标。在瞬间实践中恢复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总体性,最能体现列斐伏尔的批判具有诗意的创造性特征。然而,这一设想并非神秘或抽象,而是具体可感的。“恢复美学本性的革命设想”实质上是一条人类不断超越自我异化,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统一的解放之路。据此,列斐伏尔提出了两条解放路径:一是西西弗斯式的道路,即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克服异化、积累知识和经验,逐渐接近“总体人”的理想;二是狄奥尼索斯式的道路,通过节日或特殊瞬间,使个体与自身的异化部分重新融合。

长期以来,对以电影、电视和数字档案为代表的现代视觉媒体技术的研究经常陷入以人类的媒介感知与时间体验为中心的线性史观陷阱:视觉技术的发展史常被视作连续且同质的进步史。20世纪末进入活跃状态的档案学话语与逐渐日常化的档案实践,使视觉媒介技术不再作为文本与符号的被动承载空间而具备了自身的生成性,并为视觉研究提供了去人类中心化的物质性视角。以档案为信仰的媒体考古学者,一方面以档案理论为方法,强调了三种现代视觉媒体技术之间的断裂性、偶然性和由于人类感官滞后造成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则以视觉档案为视角,指出在从模拟、电子到数字化的技术背景下传统档案理论与存储空间的解体与重置。

以往的面容研究主要针对凝固之脸,其进路之一是分析面容形塑与制造的权力机制。如今数字脸与真实脸的关系日趋紧张,弱势者的面容面临溃散风险。“无面者”指的是对自身面容失去掌控之人,他们惊骇地发现自己的面容正遭受被掠取、被变形、被屏蔽的困境。数字时代的面容溃散本质上是基于数字媒介技术的视觉体系持续运作的结果,而无面者的诸种抵抗——表达真实情感以唤回面容,中止技术中介以恢复面容,佩戴数字面具以隐匿面容——正是对这套视觉体系的质疑与挑战。面容代表了个体在社会关系及交往中的主体性位置。当面容富有生气、清晰可见、自决自治,无面者也将恢复自身的主体性,并重拾自由和尊严。

“身体”是贯穿生态批评理论多个发展阶段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变化反映了研究重心的转移。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关注身体的政治性,从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和述行性等向度理解身体与生态危机的复杂关系,重在分析身体的身份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物质生态批评将身体视为有叙事能力的跨体性物质,认为身体疾病与环境污染具有同构关系,从否定性维度揭示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在非人类与后人类转向中,非人类的权利得到关注,人类身体的自主性被瓦解,技术物和动物冲击与颠覆了人类与非人类的等级秩序,导向一种多元的、差异化的身体观。身体概念的演变并非此消彼长的线性发展,而是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块茎式生成,形成意涵丰富的话语矩阵。

以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一些回忆录和口述史作为主体资料,从苦难的个人化叙事、对日本入侵的文化取向抵抗叙事和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历史反思三个维度来重新审视抗战历史叙事的三种类型。通过个体的生命故事和生命经验的视角,探讨中国的知识分子、学生和民众是如何亲历、见证和反思抗战导致的集体经验和民族创伤,进而试图在个体与国家、历史与记忆、经验与理性、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等多重视角来讨论这些回忆录和口述史所呈现的内容。

20世纪初至20、30年代,进化论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日益占据支配地位。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学者对“进化”观念提出质疑与挑战。20年代,梅光迪、胡先骕、章士钊、梁启超、钱基博等相继表达对文学进化观念的质疑,认为进化观念后胜于前、白话优于文言的假设不成立。卢冀野不仅质疑文学进化,更有意识地提出文学“蜕化”论,主张文学无进化亦无退化,只有蜕化。“蜕化”之外,“变迁”“流变”“发展”等不同于“进化”的文学史叙述方式也先后出现。这些叙述方式都具有挑战主流的文学进化论的意味,但同时又与进化论有着复杂的关联。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这一段历史,对于当下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具有借鉴意义。

不同于中国抗战的其他任何事件和战役,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人对平民的暴行,是反人类的罪行。德国纳粹的反犹太人大屠杀80年来受到全世界高度关注,南京大屠杀也应该作为反人类罪行,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忘却的一页。比司法正义更为深远的是诗性正义。在当代南京大屠杀的叙事中,叶兆言、房伟和哈金的小说,以及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纪实,采用了不同的叙事形式,呈现出不同的写作风格,但都指向了马尔罗和阿伦特所揭示的人类命运或境遇这一无法终结的终极问题。

20世纪30年代,北伐成功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据“统一国语”的政治需求,出台了一系列禁止摄制和上映方言有声电影的规定。然而,由于行政上的事实割据,导致粤语电影在华南两广地区长期存在。因而,粤语片的存废逐渐演变成华南电影界、上海电影界与国民党“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之间复杂的博弈。最终,在国民政府高层的干预下,粤语片“禁绝令”展期至1940年并成立了“中央电检会”驻粤办,后在日军全面侵华的背景下不了了之。通过制度套利理论视角,结合对三方博弈行为的史料分析,发现当时的央地矛盾是制度利差的根源,上海电影界作为新制度套利预期者占据该项博弈的心理优势,而华南电影界则成为制度套利的既得利益捍卫者。

地方积极干事创业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瞩目成绩的关键,但过往监督问责机制的不健全也带来了权力滥用的高廉政风险,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在激励地方干事创业的同时,对其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监督制约成为党和国家治理的紧迫议题。“约束性放权”作为地方干事创业激励与监督问责贯通协同的分析框架,从放权激励和控权问责两个核心变量揭示了地方行为转变的内在逻辑。在放权层面,适度放松剩余权管制能激发地方创新活力;在问责层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纵向问责与横向问责的有效贯通,增强了监督效能。这种双向驱动机制既保障了地方在干事创业过程中的自主性,又对权力行使形成有效制约,从而实现廉政与效能的有机统一,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公众反腐获得感是评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际成效的关键指标,而政务信息公开与公众反腐获得感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在借鉴社会互构论的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CSS2019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务信息公开有助于消解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对公众反腐获得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网络信息接触会加重公众对反腐工作成效的负面印象。从中介效应来看,政务信息公开有助于改善公众的社会公平感知,促进公众的制度性参与,进而提升其反腐获得感。面向未来,应进一步从公众需求角度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建立满足个体异质性需求的政务信息供给体系,合理分配反腐工作注意力,规范政治参与形式,从而持续有效地提升公众反腐获得感。

抗战题材创作是海外华文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作品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和北美华文文学中最为突出。由于东南亚华文作家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身份转型,因此他们在创作抗战题材作品时,就存在着从中国民族主义立场到新兴民族国家认同的思想演变,这对他们的叙事形态从传统章回体发展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产生了深刻影响。北美华文作家在创作抗战题材作品时,更多是以“回应”与“回忆”的方式,从融入民主思想、回顾抗战历史、表现女性创伤、关注身份认同等方面描写抗战故事,并以跨域书写与普世表现形成其全球视野,而北美华文文学中抗战题材创作的叙事形态,则呈现出一种从传统朴素的现实主义向精致繁富的现实主义进化的趋势。

长期被电影史忽视的戏剧舞台片《秦娘美》是孙瑜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电影《秦娘美》由同名黔剧改编而来,黔剧《秦娘美》脱胎于侗族民间口头文学“珠郎娘美”。电影则对“珠郎娘美”中女主人公改嫁生子等后半生的故事情节进行了省略,表征了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以及导演的浪漫精神与民间的审美风尚相互涵濡、彼此嵌合的状况。《秦娘美》的“跨媒介实践”体现了导演力图打通诗、乐、舞、戏与电影界限的艺术理想,表现出孙瑜对“诗意的民族风格”的持续探讨,对“世外桃源”、民间精神及乡土母性的执着追寻。其收获与缺憾,折射出孙瑜后期艺术追求与“十七年”电影情感结构的张力。

互联网利益表达的本质体现为撒播。在不同利益受损情境下,利益主体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采取差异化的撒播策略。大众利益受损时,倾向于采用碎片叙述模式,以实现群体动员与行动整合;小众利益受损时,则更多诉诸苦难叙事策略,借由情感共鸣达成媒介动员效果。这些策略的共同目标在于引导舆论走向,从而最大化利益诉求的实现。对互联网中撒播机制的心理动因与博弈逻辑的分析,可为媒体舆论引导和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国家与社会协同共治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广义的数字司法囊括侦查、检察、审判、司法行政等环节,其中数字司法既是辅助人类完成特定司法活动的系统,也可能构成独立思考的裁判算法。广义的数字司法研究方法论应当反思案件办理的全过程,包括针对技术方法、教义方法和裁判方法的三重分析。在技术方法上,人工智能嵌入司法裁判具有客观性、中立性、效率性的优势,但可能导致“算法黑箱”的异化风险,有碍公正裁判的实现。算法黑箱是由算法的技术性特征造成的,因此,数字司法活动过程的算法歧视难以避免,数字司法活动结果的可验证性难以确认。在教义方法上,数字技术的引入不意味着对法教义学理论的颠覆,包括法律主体在内的经典法律范畴仍然是有效的。数字领域的教义学议题更多地呈现为部门法议题。在裁判方法上,数字司法研究的三重局限性应予重视:其一,数字技术难以辅助事实认定并弥合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缝隙;其二,数字司法倾向于统一性和相似性判断,难以实现不同案件的差异化处理;其三,数字技术的运行方式可能背离依法裁判的司法要求与立场。

肉类的稳定供应对社会民生保障与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作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战略资源,储备肉供应链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着韧性不强、应急保供能力不足等问题。随着突发事件的频发与风险形态的交叉演化,传统的突发事件类型划分已难以全面反映风险传播路径与冲击机制。在应急情境下,储备肉供应链呈现出“短链”“兜底”等响应特征,其风险形成机制可通过“作用点—作用路径—作用大小”的供应链形变模型进行系统解析。研究显示,储备肉供应链韧性可归纳为14项关键要素,涵盖预防、响应、恢复与学习四个能力维度,从而构建起具有实用价值的评估框架。在系统性韧性建设的过程中,供应链可见性、协同效率与响应灵活性构成关键要素。推动储备肉供应链由“风险被动应对”向“系统性韧性建设”转型,是提升国家食品储备调控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重要路径。

数智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汉字输入的作用与影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还存在一些认知与应用上的问题。对358位留学生所作的调研结果显示,汉字输入方式在留学生群体中已日渐普及。受访留学生具有“拼音为主,手写为辅”的输入习惯,在汉字学习上表现出“喜欢电写,认可手写”的态度,在汉语学习的不同阶段对不同输入方式的认可度具有差异。国别分布、语系分布与华裔身份会对留学生选择汉字输入方式的倾向性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汉字输入方式会对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拼音输入的优势大于手写输入。倾向于拼音输入会使留学生在汉语发音、词汇、阅读维度获得帮助,从而产生积极的学习感受,且正向感受随学习时长的增加而提升。倾向使用手写输入能减轻笔顺、部件等对留学生汉字学习的干扰,使其在写作维度获得帮助。我们应重视数智时代汉字输入方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汉字教学方案更新、汉字输入研究及语言产业拓展等多个方面制定相应的对策,促进汉字输入方式与国际中文教育的有效融合。

日本在战后宣扬弱者受难的广岛记忆,利用“女性”建立自身在原子弹爆炸事件中的无辜受害属性。在原爆文艺作品中,存在大量对于人物性别的特殊展示,“原爆少女”与“广岛母亲”作为政治策略被凸显出来。其中,以“少女”为主的核武器受难形象企图唤起广岛作为弱小牺牲者的国际印象;围绕“母亲”的战后言说则进一步帮助日本普通民众巩固自身作为军国主义战争受害者的历史记忆。日本有意利用这种记忆支配模式,将女性“无罪无垢”与和平倡导者的形象扩展至全体国民,从而隐匿战争加害事实,规避国家战争责任。女性被完全卷入战时与战后整个时期日本集体受害神话的叙事当中;与此同时,“女性”这一修辞作为广岛的转喻,更成为日本自身的寓言——一个被话语重塑为被动、创伤且道德无瑕的民族。

1920年6月,上海失业青年阎瑞生谋杀名妓王莲英案,引发近代中国跨媒介文化生产的浪潮。起初作为社会新闻,该案件引发了都市恐慌,随后经由小报文人主导,被戏剧、鸳蝴小说及电影等大众文类重新演绎,迅速成为上海的热销文化消费品。围绕电影《阎瑞生》,舆论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其社会不良影响的担忧,在大小报章之间迅速发酵,形成媒介话语中的压制与抵抗态势。这进一步引发华、洋当局在禁映问题上的纠纷,反映出华、洋政权之间的微观博弈。“莲英案”的媒介生产与传播过程,展现了媒介资本的生产逻辑,以及媒介伦理在政治力量作用下的规训过程,同时体现出上海华、洋政府与大众媒介消费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

德国仅有两所大学设立了大屠杀研究的教授职位:2017年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和吉森·尤斯特斯·李比希大学先后设立此类教授职位。在德国大学教授的所有关于大屠杀的课程中,只有三分之一的课程侧重于实际的历史事件。目前德国没有一所大学开设这一学科的文学硕士学位项目。尽管大屠杀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领域,但在德国学术界并没有任命国际学者担任高级职务。因此,德国学术界仍是封闭且有局限的,需要对德国的大学教学、制度性基础设施、纪念场所和大屠杀历史研究的现状,以及该领域未来面临的挑战进行批判性述评。

朱光潜的前期思想形成了一种以“有机—整体—创化”三要素为规定,统合着“艺术—人生—宇宙”三层次的“有机人格论”哲学观。在这个基本立场上,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是指人借助审美观照对自我与宇宙的本真认识的揭开。朱光潜从研究科学心理学转为研究文艺心理学,从追随形式派美学“机械观”到形成自己“有机—整体—创化”的哲学观,构成了两次思想上的“转向”。正是在后一次转向中,朱光潜基于思想的长期酝酿,吸收克罗齐“直觉即抒情的表现”、柏格森“生命是人格的创化”、尼采“从形象得解脱”的概念,在中国传统哲学“天—人”“知—行”“大化”观的底子上,综合创造出他“有机人格论”的哲学观。

现代粤方言中常见的问人疑问代词有“边个”“乜谁”“乜人”,其地理分布的特点是:“边个”使用范围最广,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及广西西江水系沿岸;“乜谁”在广东沿海一带相对常见,广东中北部腹地和广西东部也有零散分布;“乜人”主要分布在广西东南部,零星见于广东西部。问人疑问代词在广州话中的历时演变情况大致是:“乜谁”早见于清初,19世纪初至1880年代是主导词,19至20世纪之交被“边个”取代;“乜人”自19世纪中期出现后一直处于次要地位。问人疑问代词在现代粤方言中的地理分布格局,与其在广州话中的历时演变具有对应关系。常用词“乜谁”和“边个”源于古代汉语,又包含粤方言的自我创新。“边个”取代“乜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区域语言环境的影响。广州话中最早的问人疑问代词可能是“谁”。

“地方”作为意义的一种生成机制,跟“区域”和“本土”有着重要的差异。20世纪中期以来,在现象学的存在论影响下,人文地理学和阐释人类学将“地方”和“地方性”概念提升成为现代人文学科知识活动的重要论题。“地方性”是一个意义论概念,它在知识论和真理论范畴里的阐释有效度并不高,而在以意义论为阐释轴心的文学研究领域中,地方和地方性可以发挥重要的释义作用。“地方”是一个介于“情境”和“空间”之间的概念,它兼有情境的个别性和空间的普遍性。“地方性”指向文学文本意义生成机制的阐述,其要旨在于从主体与其居所的交互关系的历史中辨析文本意义的生成。地方性是文学文本意义独异性的来源之一,而学术界常常把地方性当作文学对于区域文化精神的知识性书写,这种理解遮蔽了文学意义的个人独特性,也误解了文学的地方性特质。

数字孪生技术作为新兴的数字化理念与技术手段,其在灾害管理中的巨大潜力已被广泛认可。上海市的案例实践表明: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对物理城市的高精度数字化映射,驱动了韧性城市治理范式的变革,显著提升了城市恢复力与适应性。同时,其应用过程也面临结构性风险挑战,需通过“五位一体”的行动策略为城市数字韧性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情境重塑、结构变革与行动赋能,显著增强了现代城市韧性。未来的城市发展需与城市文化、地理等情境深度融合,通过可扩展的城市系统架构支撑技术迭代,并以安全韧性为核心目标,推动城市韧性从局部优化向全域协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