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纪法罪”三类案件应当分别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这一观点其实是对相关规范的误读。与证据标准不同,纪检监察证明标准旨在规范作出违纪结论、政务处分或移送司法处理所需达到的证据说服力程度。在合署办公体制的融贯性结构下,三类案件证明标准具有实质统一性。规范表述上的差异,主要是基于职务犯罪案件存在证据外部审查机制与保证单一性案件调查灵活性的考量。实践中存在的“分层适用”认知偏差,本质上是将构成要件差异导致的证明难度差异错误归结为证明标准本身的层级性。不过,统一性证明标准并不排斥根据案件类型灵活调整证明要求和实现路径,从而形成“同中有异”的证明结构。未来,应当注重证据分析,科学区分取证活动与证明活动,推动纪检监察工作法治化发展。

广义的数字司法囊括侦查、检察、审判、司法行政等环节,其中数字司法既是辅助人类完成特定司法活动的系统,也可能构成独立思考的裁判算法。广义的数字司法研究方法论应当反思案件办理的全过程,包括针对技术方法、教义方法和裁判方法的三重分析。在技术方法上,人工智能嵌入司法裁判具有客观性、中立性、效率性的优势,但可能导致“算法黑箱”的异化风险,有碍公正裁判的实现。算法黑箱是由算法的技术性特征造成的,因此,数字司法活动过程的算法歧视难以避免,数字司法活动结果的可验证性难以确认。在教义方法上,数字技术的引入不意味着对法教义学理论的颠覆,包括法律主体在内的经典法律范畴仍然是有效的。数字领域的教义学议题更多地呈现为部门法议题。在裁判方法上,数字司法研究的三重局限性应予重视:其一,数字技术难以辅助事实认定并弥合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缝隙;其二,数字司法倾向于统一性和相似性判断,难以实现不同案件的差异化处理;其三,数字技术的运行方式可能背离依法裁判的司法要求与立场。

数字孪生技术作为新兴的数字化理念与技术手段,其在灾害管理中的巨大潜力已被广泛认可。上海市的案例实践表明: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对物理城市的高精度数字化映射,驱动了韧性城市治理范式的变革,显著提升了城市恢复力与适应性。同时,其应用过程也面临结构性风险挑战,需通过“五位一体”的行动策略为城市数字韧性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情境重塑、结构变革与行动赋能,显著增强了现代城市韧性。未来的城市发展需与城市文化、地理等情境深度融合,通过可扩展的城市系统架构支撑技术迭代,并以安全韧性为核心目标,推动城市韧性从局部优化向全域协同升级。

明代官绅常刊刻书籍并佐以巾帕作为交际雅礼,但受贪贿风气浸染,原本廉洁雅致的书籍之交逐渐演变为夹带金银的隐性贿赂。书帕由文人雅礼异化为官场陋规的过程,深刻反映了传统礼法与官僚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书帕费用最初由官员自行承担,但后来以“杂费”名目转嫁民间,成为官员压榨百姓的制度化手段。书帕与一般贿赂的区别,在于其不仅受到法律默许,还以礼仪惯例掩饰利益交换的实质。书帕反映了传统社会“礼法合治”思想异化为消极的“礼法合谋”实践,礼仪惯例沦为权力寻租的制度依据,人情伦理转化为“潜规则”下的利益交易。以书帕为载体的“体制性腐败”,既是维系官僚集团利益的弹性方式,又侵蚀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成为明清陋规研究的典型样本。

民法先合同义务中所蕴含的诚信、照顾、公平等价值,与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方向相契合。行政机关因自身过错导致行政协议无法有效订立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现有行政协议制度以处理履约纠纷为主要目的,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缔约阶段的行政法律关系。明确缔约过失规则在行政协议中准用的必要性,将有助于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弥补违约责任与行政赔偿责任的不足。应在制度上构建多元化的行政救济体系,将缔约过失纳入行政协议责任类型,确保相对人可通过行政协议诉讼寻求救济。在相关行政法规范尚有欠缺时,因行政协议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而导致的赔偿责任应准用民法规范,并以赔偿信赖利益为原则。欠缺批准生效要件的行政协议可例外允许履行利益赔偿。但在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缔约义务时,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应受到限制,不得违背依法行政原则。

1960年代中后期,香港街头涌现不少留长发的年轻人,成为了彼时香港社会极受关注的一种现象与潮流。香港长发青年群体的出现既凸显了嬉皮士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又是嬉皮士文化在香港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新事物,涉及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等多重因素。刘以鬯、西西与也斯三位作家在各自1970年代的作品中都写到了长发青年,塑造了丰富的香港长发青年形象,反映了不同的观看角度与书写方式。1960至1970年代香港的长发青年还成为了彼时香港人的一种集体记忆,在促进香港青年群体的身份建构与群体认同、巩固和发展港人本土意识等方面深远地影响着香港文学与文化。

通过引入系统论的“输入—转化—输出”分析框架,结合对典型案例的质性分析,可以对由风及腐的演变过程进行全链条机制化解读。这一过程始于多样化、复合性的不正之风信号输入,并经由“‘破窗效应’与滑坡理论下的渐进式沉沦”“欲望驱动与精准‘围猎’的双向耦合”“‘制度失灵’与‘监督缺位’的叠加效应”三重核心路径实现非线性转化。其最终输出的并非单纯的腐败行为,而是一种在类型、节点与手段上具有高度共生性与隐蔽性的“风腐综合体”。有效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必须实现从碎片化感知到系统化整合、从末端惩治到过程性阻断、从个案查处到生态性重构的转变。

“名分上的情意”是胡适在1918年提出的概念,前身是他于1914年在美国创造的不同于西方“自造之爱”的中国“名分之爱”。该说辞因为背离恋爱自由的经典启蒙论述,多被看成是胡适对包办婚姻的自辩。但从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实践来看,传统名分的确产生了真实情意。“名分上的情意”是对古典情礼二元关系的颠倒,“发乎情,止乎礼”被转化为“发乎礼,止乎情”。包办婚姻造成的名分只是生成情意的不得已起点,个人选择自由则是爱情最终达成的必要条件。对于胡适而言,爱情无论出于自造还是名分,都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名分上的情意”故此贯穿古今中西,勾勒出一个“以自由树/抒情”的永恒传统。

数字技术深度介入当代生活,在提供无距离便捷交往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空心化。深层情感联系的缺乏致使“爱”正在成为问题,表现为个体独特性的丧失与感性的贫困。贝尔纳·斯蒂格勒在超工业时代的语境中重审“爱”的议题,通过自爱、欲望与关怀提供治疗当代情感匮乏的解药。自爱构筑政治共同体的感觉结构,是联结个人与集体的情感基础;热爱的信念与欲望催生出业余爱好者的创造力,在精神价值的生产中重塑了欲望经济学;关怀促发了自爱与互爱的行动,经由审美参与赋予生命存续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抵抗虚无主义。自爱、欲望与关怀构成斯蒂格勒“爱的政治”的核心内涵,以情感的药理学为重建数字化时代人与社会之间的情感关系提供了关键进路。

信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促使具备自适应功能的个性化教育游戏融入数学教学,以促进学生数学学习表现和数学能力的提升。一项采用单组前测-后测研究设计的实证工作,利用专注训练小学低年级学生数学运算技能的个性化数学教育游戏(Reflex^TM),探讨学生在言语和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容量以及执行功能方面的差异对其数学运算掌握情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龄学习者的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容量,以及执行功能中的抑制控制和任务转换能力,均能作为其在数学游戏中数学表现提升的重要预测因素。具体而言,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容量较高的学习者在个性化数学游戏中的表现更好、数学运算能力提升更快。此外,当学习者具备较好的任务追踪和抗干扰能力,以及在任务和策略中来回切换的能力时,他们更容易在数学游戏中受益。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该工作通过分别测量影响学习者学业成绩的工作记忆容量和执行功能中的不同组件,论证了低龄学习者的视觉空间工作记忆能力、任务转换能力,以及抑制控制能力对其数学游戏表现的显著预测作用。这一结论对于拓展有关个体认知能力及其具体功能的认识,完善个体工作记忆与执行功能各组件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数学教育实践和数学游戏的设计与开发,均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时代,网文的情感叙事与技术思维密不可分,其书写逻辑和技术运行逻辑暗合。网文情感书写经由技术中介,将情感塑造为可识别、可把控、可操作的实体。“可识别”体现为情感类型的模式化、情感强度的数值化和情感冲突的标签化。“可把控”指的是近些年来网文书写追求的是去激情、去危险的情感关系。相应地,小说叙事动力从情爱转向成长继而转向生存,故事中的主人公也转变为无情却能获得他人真情的“超人”。“可操作”在于网文为读者提供即时的情感反馈体验和开放的情感调适空间,作者和读者共同加入到网文生产中。但伴随而来的是网文情感常常跨越伦理禁区并难以管制。因此,网文情感的技术化书写显示出数字时代资本逻辑和技术规训对于文学的双重影响,但在其缝隙中,文学顽强保留着作为情感真实载体的尊严与抵抗可能。

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市井街巷记忆正在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由居民日常生活世界构成的市井场域,作为一个可互动共生的舒适物集合,具有主客二元主体双向的功能和价值。居民“使用地方”的流畅与否影响其对“在家性”的感知,“在家性”的生成深刻依赖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记忆。“观看地方”作为游客回忆的一种形式,是在地方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寻找“在家性”。对维系居民文化情感记忆的“代际之地”的挖掘和保留,既是延续居民文化记忆、生成居民“在家性”的重要途径,也是重塑游客“在家性”体验、建构“熟识之地”的有力方式。

以书写东北90年代生活经验闻名的双雪涛是考察当前“90年代叙事热”的切入口之一。尽管90年代的历史纹路通过文字得以呈现,但90年代终被告别的结局也在双雪涛的小说中被清晰点明。承担这一重述与告别双重功能的,是双雪涛小说中的逐渐成长的少年叙事者主体。以子辈视角被观察与讲述的90年代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是怀旧情绪的寄托所在,它在一定意义上是被重新组织了的复杂时空体:代际的更迭替换了时间的线性流逝,南北的分野转译了改革开放后的空间感受结构。因此,与其将双雪涛的小说体认为是对90年代的招魂,毋宁视之为青年作家的成长史记述,视之为可深化理解当前“90年代叙事热”的素材。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虚实空间的型构与运行带来了转变契机,推动传统空间结构衍生出一种新型“数质空间”形态。随着技术的深度嵌入,数质空间通过“空间规划—数据编织—自主生产”过程建立起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空间生产实践样态与空间互构过程。然而,发展失序、主体失权、赋能失效等空间“失义”风险也随着“数质空间”的成长逐渐蔓延形成价值阻滞。基于对空间正义理念的反思,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的对齐治理成为数质空间正义实现的基本路径,应当以超越单极中心主义下的失衡思维,从协调度、主体权、包容性三个维度进一步挽救正义伦理价值的流失,从而夯实空间智能文明的发展基础。

数智赋能和情感嵌入一直是基层矛盾纠纷治理路径选择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成果更多聚焦于基层矛盾纠纷治理中数智融合的理性维度,强调科层体制对现代数智手段的吸纳,但对人格化的情感力量重视不足。虽然数智技术能够打造高效行政的政府,却难以建构具有内生责任感和道德意识的情感社会。科层制结构的效率属性尽管能够推动数智解纷治理专业化,但其内含的非人格化特质会导致数智与情感的关系呈现冲突形态,影响数智解纷功能的充分发挥。科层制的功能限阈呼吁将情感力量嵌入数智解纷全过程,通过数智与情感的联结实现基层矛盾纠纷有效治理。为此,需要立足“数智+情感”理念,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激活数智治理的情感资源,构建解纷治理的情感链接,进而发挥数智与情感联结互嵌的治理功能,为推进基层矛盾纠纷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思路。

20世纪60年代,在历史题材创作热潮中,出现了一系列以古代文人为书写对象的小说,一定程度上,这些小说是此时期古典文学学术讨论的衍生品。作为研究的“回响”,小说常在学术论争言未尽处作新的探索,其背后命意指向“十七年”学术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诸如人性与阶级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60年代前后古典文学界发起的“李清照讨论”与当代小说《李清照》的创作即是一例。将古典文学研究与“古代文人小说”创作进行互文解读,将呈现出“十七年”文学的别样生态。

当前关于住房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城市住区空间治理的讨论,大多仍停留在政策实施或技术调整层面,未能充分认识到土地与住房双轨制在城市治理制度建构中的根本性作用。双轨制并非仅是资源配置的辅助手段,而是深刻重塑了城市居住空间治理的结构与机制。以配建保障房为代表的“商保融合”双轨同步模式,形成了一种具有时序介入、权威主导、制度关联与目标多维等特征的新型制度整合形态。该制度形态不仅实现了对社会利益分配的“强调控”、对市场主体的“强监管”、对科层体系内部的“强控制”,更凸显出现有城市治理理论在阐释双轨同步机制时的系统性不足。

情感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既暗示着其内在的解放性潜能,也凸显了现实化这种潜能的艰巨性。尽管情感同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原则相对立,但就现实而言,市民社会系统性地压抑着作为生命内在维度的情感,并将其扭曲和压缩为构成意识形态补充的集体情感和私人欲望。在马克思的批判之后,阿多诺进一步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情感经由“虚假投射”机制转化为统治者转移经济领域矛盾的意识形态工具;拉克劳则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中,试图在本体论的基础上重构“情感投注”所具有的缝合-逾越维度。然而,两人对理性根据的诉诸再度落入了经济透明性预设之中,从而仍将情感限制为或完全受动、或仅具有有限逾越能力的存在。对此,巴迪欧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实质上以宗教的方式运作自身,同其真正构成对抗的是忠诚于奇异性事件的情感。在事件转向的叙事中,情感的解放性潜能不再受理性规训束缚,而是其自身就构成真理程序的内在动力,不断导向新的奇异性事件。

东西方比较文学方法的演变体现了从传统比较诗学到多元理论的转型。后殖民理论的兴起促使学者反思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影响,揭示了东西方文学交流中的权力不平等与文化偏见。世界文学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引入,强调了文学作品的全球流通及其跨文化交流中的复杂关系,拓展了比较文学的视野,使其能够更全面地审视非西方文学传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现象。然而,在迈向多元化方法的过程中,东西方比较文学仍面临文化不平等和全球化权力结构的挑战,如何在对话中实现真正的文化平等与学术包容,仍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课题。

商务楼宇党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兴领域开展党建工作的创新举措。已有研究多依据社会理论的中层概念,将党建工作理解为正式制度下政策实践的结果,造成了对党建工作中政党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简单化理解。情境主义分析范式下的商务楼宇党建,是由策略的接合、实践的扩展和制度的继替构成的多维过程,其中,基层党组织的调适功能是新兴领域党建实现机制创新并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在商务楼宇党建中,基层党组织基于政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对政策加以创造性实施。基层党组织通过任务下沉,实现行动策略与现实境况的接合;通过关系情境的建构与深化,推动组织融合的同时生成新的制度要素;最终通过组织内部的层级互动和信息传递,将政策试点上升为正式的制度规范。商务楼宇党建创新的实践过程,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共产党政党调适性的独特视角。

香港文学中有大量描写疾病的作品。进入21世纪之后,新生代作家韩丽珠、黄婉霞透过对嗜睡症、漂浮症、疲劳综合症的描写,展现了都市人的疏离、绩效社会对现代人的压迫,更让人忧心的是当中的自我剥削。邹文律、潘国灵、张婉雯则透过动物疾病书写,反思香港人对传染病的过度恐惧与捕杀行为所折射的人类中心主义。李智良、西西结合患病求医经历,思考了现代医疗体制对病人的规训。随着医疗数字科技化,人体被简化为电子资源,进一步割裂了医生与病人的联系。李智良、西西探讨了社会大众对疾病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疾病如何被医疗化,向医疗霸权发出质疑,以此让病人重新寻找自我的尊严。

近代革命报人郑贯公在《开智录》《唯一趣报有所谓》等报刊创设专栏,推动粤调说唱实现三重转型:传播层面,突破书坊唱本模式,构建“以说为主”的报刊文本形态,完成从舞台表演到案头阅读的阵地迁移;题材方面,超越传统风月民俗叙事,聚焦反美拒约、与改良派论争、民生疾苦等时代议题,将地域经验升华为国家民族话语;功能上,融合新闻现实性、讽刺批判性与方言通俗性,使说唱从娱乐消遣转向启迪民智。其创作采用“三及第”文体,实现文言、白话与粤语互渗,以地方曲艺为载体,将革命思想转化为民众可感的文学表达,形成“从地域到国家”的启蒙路径。这一实践彰显了近代岭南报人对民间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作为俗文学“大众化”转型的典型,为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向下渗透”提供了独特的文学样本。

随着数字人文在国内学界的深入发展,文学研究领域逐渐呈现出由比特世界、原子世界和意识世界共同构成的整体结构,其中“身体”与“数据”成为数字人文视域下重建文学解释路径的关键要素。“身体”既是意识主体和身体主体的合一,也是数字技术语境中“智能身体”的操作性表征。作为联结比特世界和意识世界的核心中介,身体通过交互、选择与感知不断参与意义生成,使得在交互界面所构造的比特语符世界中,文本意义世界在身体持续作出的操作与选择中被动态建构出来。另外,“仿真”作为观看世界的第三种方式,形成了原子世界的文学存在与比特世界的文学数据之间的中介性框架,使原子世界的印刷文本得以转换为数字化与数据化材料,并通过算法建模以进一步探讨文本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生成逻辑。在这种研究范式中,人文学者借助数字人文工具开展跨世界的仿真研究,数字化保存与传播亦构成文学解释的重要接受路径。而“距离”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条件,其在数字时代的文学解释、算法批评与算法审美中的作用也愈发凸显。

基层应急公共服务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基石。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公共服务的主体关系或供给模式,而鲜有立足现代管理的“设计”视角讨论应急公共服务的运行过程与实现机制。厦门市C社区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案例研究表明:基层应急公共服务是兼具风险防范与应急保障功能的价值共创活动,在风险情境压力、多元价值张力和技术变革推力影响下,“设计”驱动基层公共服务人员树立适应性思维,通过主体间互动“设计”服务需求、体验式情境“设计”服务共识和技术化匹配“设计”服务流程,推动服务从安全需求识别向应急效能实现的动态建构。面向现代风险治理挑战,“设计”拓展了基层应急公共服务的理论视野,也为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提供了实践启示。

抗战胜利后,大规模出现的战后还乡书写揭示了乡土社会的“损蚀”和“冲洗”问题,与费孝通的“乡土复员论”构成互文。战后归来者将还乡视为“偿赎”战争创伤的方法,希望通过还乡恢复常态生活。但战争毁坏后的故乡,正面临饥饿、人力流失与基层政治的黑暗腐化,其赖以维持自身健全性的机制已遭毁坏。面对被“损蚀”的故乡,还乡者的无能暴露了抗战经验的可疑及其本身存在的问题,大部分归来者非但无法重建故乡,甚至难以认识、言说故乡,最终只得再次离乡。但这次离乡并非告别,或显或隐的衣锦还乡叙述模式透露出,跨越故乡-外界秩序的还乡者再次归来并解放故乡的可能。战后还乡书写动摇了新文学的还乡叙事传统,重构了人与故乡的关系:故乡不再是枷锁或避难所,而是战后知识者重审西方现代文明、促进主体成长并实现文学超越的动力,还乡亦成为一种乡土复员的可能路径。

大语言模型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关于机器认知的效率与公平、价值与伦理难题。为此,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其在人类认知生态系统中的定位问题,其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大语言模型与人类的认知范式、文化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大语言模型并未超越其作为一种人类认知工具的本质定位,但它也为人类认知工具内涵的塑造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正是由于大语言模型在认知生态系统中的工具性定位,有必要审视其开发与应用所遵循的“经济性”原则,即其发展如何能够更具效能;同时还需考察其治理与分配是否符合“民主性”原则,即其使用是否对所有人都同样公平和正义。经济性与民主性为大语言模型认知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规范的双重保障,二者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经济性是民主性的前提和基础,民主性则为经济性提供了价值导向与灵魂。

伯纳德·威廉斯借“行动者遗憾”这一情感概念指出了超出控制的因素对道德体系的挑战。不过,该做法遭到了一些批评。批评者们依据道德规范性,采取不同策略来处理行动者遗憾这一概念,以消解道德责任和行为结果之间的关联性。他们认为行动者遗憾概念本身不具合理性,行动者遗憾只是一般的情感反应。这些批评并未对威廉斯的理论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威廉斯提出的“自愿和责任的关系”与“遗憾和悔恨的二分”能够回应上述批评,进而维护他实现伦理生活转向的理论愿景。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道德情感,“行动者遗憾”概念进一步表明了威廉斯的理论意图:通过该概念探究情感、道德运气和人的行动模式之间的关系,并尽可能地展现出他的理论与既有道德体系之间的界限。

人工智能辅助胚胎选育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对胚胎的精细化分级与评估,使得人类即便不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也能拥有生育什么样的后代的选择权。这唤起了社会对于“人工智能造人”的担忧与警惕,并再次尝试以“胚胎尊严论”进行批判。但“胚胎尊严论”自身也有局限,且不适应中国国情,因此亟需探索构建可以补正生育选择权伦理基础的中国模式。生育选择权应当被理解为患者夫妇基于“父母”身份对胚胎基本期待的载体,是一种“身份人格权”。从中国传统伦理认知中的“血脉”关系介入,还原人们对亲子关系最初始的理解,寻找父母与胚胎自主在最低限度范围内的共识,是重塑生育选择权基础的一种可行路径。以保有“血脉”传承能力作为生育选择范围的限度,有助于证成生育选择权的正当性,并剥离额外的偏好投射,避免选择权对胚胎之未来的挤压。

近几年真人秀节目《再见爱人》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成为当前情感叙事的重要文本。把《再见爱人》看作新媒介环境下的“思想实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亲密关系的时代转型。《再见爱人》设定了一个远离日常的极端情境,聚焦夫妻情感,却暴露出吉登斯意义上“纯粹关系”的当下悖论,即当亲密关系以双方满意、民主平等、共同成长为宗旨时,却走向了个人主义的自主、自洽与自制。同时,节目中心理学等现代理性技术的介入,暴露并加速了爱情的“祛魅”进程,当“迷魅爱情”让位于“人间清醒”,亲密关系便不再是自我向他者的敞开,而是以规避风险和维护自我利益最大化为准则。因此,《再见爱人》作为一场引发公众广泛参与的思想实验,一方面敞开了对亲密关系的多重讨论与反思,另一方面也寓言性地揭示了亲密关系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同时,真人秀《再见爱人》展现了思想实验在新媒介世界中的“现实化”和“物化”延伸,以及大众化和交互性的独特优势。

数字游戏通过程序性修辞,将思想实验从逻辑推演转化为可执行的论证。《文明 VI》与《冰汽时代》两款游戏分别展示了以技术统治为主题的思想实验在策略类游戏中的实现路径。前者将政治问题压缩为参数调节,形成对单一化指标的程序性反讽;后者以法律和事件链将伦理问题拆解为管理技术,构成结果检验的体验化场景。数字游戏的机制与表征系统的张力,提供了思想实验“可执行性”的认识论视角,并揭示算法治理如何让目标变得不可见、将伦理问题转写为操作流程,以及再分配玩家/个体的行动空间,使得技术问题在玩家体验中重新政治化。作为可运行的公共思考场,数字游戏呈现出现代技术理性的组织能力与边界。

思想实验以逻辑论证为核心,旨在探索理论或概念的可能性和结果。思想实验和虚构叙事在叙事结构上具有相似性。文学的思想实验利用叙事来模拟复杂的人类体验,提供了世界知识、普遍原则、类别性理解和情感性知识这四种类型的知识,通过小说的视角对人类生活、道德、文化和情感形成整体理解。这与科学思想实验的过程相似,即在受控的、想象的场景中测试理论或概念,以获得对更广泛的真理或原则的洞察。虽然很难确切说出小说能传授哪些传统思想实验无法提供的知识,但文学的思想实验代表了一种与之不同的途径,它弥补了传统思想实验缺乏人类经验的不足,使得思维实验不限于逻辑推演,还包括了对人类存在、情感、社会以及道德等多维度的探索。

基层监督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手段的迭代,更是治理范式的转型。数字技术虽然并不直接产出公共价值,但是作为底层驱动力,通过搭建机制、优化结构、切实赋能的逻辑链条,打破传统监督的封闭性与滞后性,重塑监督主体的互动场域,进而形成一个开放、动态和集成的监督共同体空间。在数字监督场域中,监督主体从单向管控转向协同互动,实现了从工具控权向廉洁价值共创的质性转变。这一转型不仅提升了基层监督的精准度,更是通过信息的实时共享与多元主体的深度参与,遵循观念认同、行动协同、生态辐射的递进逻辑,实现了廉洁公共价值的集体创造,为数字时代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提供了实践参照与理论启示。

在现代政治社会即民族国家中,达成一种最低限度的稳定的依宪治国共识,是维持法治化、规则化的政治生活方式所必须的条件。在一个多元的政治共同体中,源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完备性宗教、道德与哲学学说,不经过艰难的互动,很难达成这样的共识。为此,罗尔斯设定了达成重叠共识的三种基本进路,即不同类型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可通过各自的方式认可同一政治正义观念。循罗尔斯的思路并扩展其分析可知,为了达成宪制有效建构与稳定运行所要求的重叠共识,势必要求站在不同完备性学说立场上的个人与群体,采取一种让步性的立场,并以各方可接受的让步论说,凸显重叠共识等三个理念,最终达成相互愿意接受的基本政治价值与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展开制度层面的政治议程,促成各方乐于遵守的政治基本规则和权利导向,以此为实施这类规则提供一个共同维护的稳定宪制平台。这是一个罗尔斯思路从社会基本结构向制度运行机制逐步落实的延展性问题。

作为经典审美范畴,“崇高”往往被视为自然、人文及宗教经验中由痛苦、恐惧、快活、敬畏等矛盾情感混合激发的一种超越体验。随着数智媒介深度嵌入日常审美实践,“崇高”的生成场域与经验内涵随之发生转变。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既呈现和延续了经典崇高的特质,又借助技术要素和能动参与促成了堪称“数智审美”的拓展。其中被以“虚拟崇高”命名的范畴和功能,在个案《消失的法老》中,展开为五个交错维度,即:历史再现与时间折叠的“回溯”、技术与非技术要素叠加的“沉浸”、身体投射与多重感官的“化身”、人机协作与群体参与的“交互”,以及快闪切换和差异体验的“形变”。虚拟崇高的生成框架表明,在数智审美中,审美体验并未因技术而稀释,反而在复合张力中激活了新的体验,促使“崇高”由名词性的静态范畴转化为数智场域中动词性的生成实践。

作为融合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象征性契约,买地券长期被视为中国民间社会协调人神地权关系的文化装置。相较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历史文本的释读,粤西“买卖契”习俗为探讨当代买地券的仪式实践及其对日常产权秩序的影响提供了鲜活的地方个案。经由神圣契约获得的神圣产权,买卖契通过神圣建构、神圣认定与神圣保护三种机制,影响着居民的日常产权实践;随着城市化推进,买卖契习俗进一步扩散至商品房,并根据环境调适与创新仪式。因此,买地券不是消逝的古老民俗,它仍然活跃于当代社会并深刻塑造人们的产权观念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执政地位、应对执政考验,抑制党员规模迅速扩张过程中出现的贪污腐化风险,并着力破解纪检监察干部数量不足与素质薄弱的现实困境所展开的重要实践。这一时期的探索可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1949年至1951年为奠基与初创阶段,重点在于分层级设立纪检监察机关、确立党委垂直领导体制、明确编制员额并扩充专职干部,从而奠定了必要的组织与制度基础;1952年至1956年则步入发展与强化阶段,建设重心转向进一步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制度规范、筑牢干部政治根基并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这些举措协同推进,不仅实现了新中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也为我国纪检监察事业的持续发展构筑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与人员保障。

数智时代呈现出文化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算法逻辑将万物祛魅,另一方面虚拟技术又构筑起“再附魅”的感官沉浸图景。在此语境下,新兴的“数智象征”挪用了传统象征的“神圣中介”功能,制造出一种具有解放性表象的“数智幻象”。幻想文学可被视为“象征实验室”,通过转码机制将隐而不显的算法逻辑具象为可感知的超凡故事,揭示了象征从神圣的社会整合符码向现代讽寓的演变。这一过程在构建技术神话的同时,也经由讽寓性的叙事张力,揭示出虚拟自由表象下潜藏的规训内核。因此,辨识象征中介生成幻象过程中的异化逻辑,是重估技术时代主体性的关键所在。

1928至1935年的中国曾掀起一股“托尔斯泰”热,它不仅是一种纪念仪式,更是作为一个文学术语介入到左翼文学论争中。托尔斯泰宗教思想与艺术成就之间的张力成为左翼理论家关注的焦点。从革命文学论争到文艺自由论辩,托尔斯泰形象呈现出从“卑污的说教人”到“同路人”的转变,而术语“托尔斯泰”所指意义也呈现出多声部的复调,即由创造社式走向鲁迅式,并涉及中国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大众文艺与艺术真实性等实际问题。在术语流变过程中,苏联理论家对托尔斯泰的论述成为重要的话语资源并被左翼理论家分别进行不同程度的中国化,形成多套聚焦中国文学的“托尔斯泰”方案。“托尔斯泰”不仅是反观革命语境的晴雨表与重识革命文学建设的认知装置,也为建构与丰富中国文学术语体系提供了具体方法。

Ästhetischer Schein是席勒美学的关键概念。长期以来,汉语世界中关于这一概念的主要译法有“审美假象”“审美幻象”等,然而这些译法难以传达其要旨。席勒秉承康德的审美无功利学说,认为对外观的愉悦意味着对形式的愉悦,但Schein并不侧重于所谓的“假象”或“幻象”。席勒将艺术视为美的外观,并提出了“审美外观”历史哲学,认为对审美外观的兴趣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决定性步骤。审美外观作为人类自由的创造和显现,又进一步通过“美是显象中的自由”这一命题得到强化。席勒的外观概念不仅影响了谢林的艺术哲学,也成为尼采阿波罗原则的理论来源。在20世纪以来的席勒研究中,海德格尔通过对《审美教育书简》的专题研讨,重申了Schein在席勒思想中作为“外观”意涵的重要性:外观不仅表明了存在的闪耀,而且是审美的—历史的界域。正是在创造自由外观的意义上,艺术才成为存在的筹划和自由的习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