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急性事件与“大城市病”慢性冲击所带来的各类风险,使得处在现代城市风险治理“一线”的社区压力陡增,迫使城市社区寻找更为有效的应对方法。数智技术的应用拓展了社区风险韧性治理的感知触角、应用图景、实践模式等场域,并呈现仿真效应、规模效应、涡轮效应、涌现效应、关联效应等。在数智时代,无论从现实还是理论角度看,社区风险治理的决策者、管理者、参与者都迫切需要基于内外驱动机制、应急运行机制、能力提升机制、资源保障机制等把握数智赋能城市社区风险韧性治理机制的总体框架,重点构筑一体化社区风险防控体系,拓展立体式社区应急场景应用,营造多维度社区安全韧性生态及增强全方位社区风险智治能力。

智慧纪检监察既是应对数字时代权力监督的需要,又是实现国家反腐败目标的有效途径。相较于数字监察,智慧纪检监察这一概念更加强调智能化的技术运用与技术所展现的人文关怀。目前,智慧纪检监察呈现出工作流程型、预警分析型和辅助办案型的实践样态,其本质在于构建一体化、精准化、要素化和全息化的纪检监察体系。然而,智慧纪检监察也在制度维度呈现为技术与制度的关系失衡、权力维度呈现为监察权力扩张效应、程序维度呈现为对监察程序的解构、技术维度呈现为算法技术的封闭性难题。在未来,智慧纪检监察应明确技术赋能推动纪检监察体制机制革新和“技术驱动+法治引领”的逻辑理路,并以智慧与法治的双重发展面向进行体系构建:在制度层面健全智慧纪检监察规范体系,在权力层面重塑智慧纪检监察权力与权利之间关系,在程序方面控制技术运用程序,在算法层面推动算法技术的回应性与责任性。

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相继离世、历史活证人所剩无几的记忆危机,维系与传播幸存者记忆的任务逐渐移交至幸存者后代的手中。受制于政治局势及大屠杀创伤的“不可言说性”,幸存者对自身的创伤记忆曾长期保持缄默,这一境况伴随20世纪80年代后南京大屠杀议题地位的不断提升才有所改观。面向公众的记忆言说反过来推动了幸存者家庭内部大屠杀记忆的代际传递。以幸存者的口述与身体为主要媒介,辅以家庭以外的空间遗址及纪念装置,幸存者的创伤记忆传递甚至嵌入到其后代的记忆当中。在此背景下,幸存者的创伤记忆构成了其后代自传体记忆叙事的基石,而后代也在多重记忆叙事的共同形塑下实现着对幸存者记忆的边界延展与再语境化。

当前,纪检监察机关面临着案件数量骤增、办案要求高质等诸多挑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纪检监察是其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纪检监察的案件全景化管理、追踪案件线索、提升预防效能和智能分析类案处置信息等领域彰显作用。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法律风险亟待解决,具体包括:因信息数据短缺与算法技术缺陷而影响结果的客观性,因办案人员对技术依赖而侵蚀监察权独立性,因算法技术决策偏差而挑战传统纪检监察归责机制。鉴于此,应从推动数据资源的集中统一、提升算法安全性和透明性、构建“人机耦合”的合理分工机制、提高纪检监察机关自身技术水平、明确人机责任的边界与分配等方面作为规避上述法律风险的进路。

人工智能算法在塑造基层治理自由裁量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动化算法、预测型算法和生成式算法对基层治理裁量权的影响各异。自动化算法可能削弱自由裁量权,而预测型算法及生成式算法则可能增强基层治理的决策能力,尽管后者也出现了新挑战。算法对基层治理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它受到个体认知、组织体制和组织文化等多种因素的调节。个体认知层面,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可能会因算法偏差或认知偏差而展现出不同程度的依赖或反制行为;组织体制层面,算法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对基层治理自主性构成影响,但内部反馈和监督机制有助于维持自由裁量权;组织文化层面,控制导向文化可能限制自由裁量权,而自主导向文化则可能会增强基层治理能力。

人工智能文学通过交互式叙事重构了传统文学的创作范式,其核心价值在于突破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学生产模式。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文学以“硅基社会主义”为理论框架,重新定义了碳基智慧与硅基智能的共生关系,使文学创作呈现出数据逻辑驱动的新特征。这一新型文学形态不仅超越了传统文学人类经验文本化的局限,更通过建构“虚体”与“假体”,消解了传统文学中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人工智能文学不仅重构了人机交互的平等关系,更通过主体间性的传播理念,为构建新型人机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这一变革不仅涉及文学形式的创新,更深刻地触动了人类主体性认知、文化多样性表达和社会伦理规范的现有边界。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文学界的抗战史研究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传统的革命史及政治史领域转向对军事史和社会史及中美基层关系史等主题的细致考察。同时,全球英文学界抗战史的研究也得益于各地英文史料的发掘与整理。除了抗战军事史与重审中美关系史, 21世纪初以来英文学界抗战史研究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关于难民、苦难、妇女、儿童、战时医疗等抗战社会史及日常生活史方面的相关研究。此外,以“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为代表的数据库近年来整理了大量稀见的抗战英文报刊与英文档案,为抗战史研究打下了资料基础。

现代技术将前现代的匀速时间改写为加速或快速时间,时间的速度维度与动力机制成为现代性的重要面向。罗萨以现象学的可感时间替代抽象时间,将现代社会的本质明确指认为时间维度的加速,从人与世界间感性关系的变化角度回应加速时代的诸多美学问题。新的加速模式松动了现象学所描绘的主体与世界之间知觉联系的原初图景,主体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感觉方式随之发生改变。面对加速带来的感觉异化与生命的去时间化,罗萨基于现象学的具身性思想重建感觉的共鸣,为社会加速导致的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美学方案。

“身体”是贯穿生态批评理论多个发展阶段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变化反映了研究重心的转移。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关注身体的政治性,从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和述行性等向度理解身体与生态危机的复杂关系,重在分析身体的身份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物质生态批评将身体视为有叙事能力的跨体性物质,认为身体疾病与环境污染具有同构关系,从否定性维度揭示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在非人类与后人类转向中,非人类的权利得到关注,人类身体的自主性被瓦解,技术物和动物冲击与颠覆了人类与非人类的等级秩序,导向一种多元的、差异化的身体观。身体概念的演变并非此消彼长的线性发展,而是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块茎式生成,形成意涵丰富的话语矩阵。

以往的面容研究主要针对凝固之脸,其进路之一是分析面容形塑与制造的权力机制。如今数字脸与真实脸的关系日趋紧张,弱势者的面容面临溃散风险。“无面者”指的是对自身面容失去掌控之人,他们惊骇地发现自己的面容正遭受被掠取、被变形、被屏蔽的困境。数字时代的面容溃散本质上是基于数字媒介技术的视觉体系持续运作的结果,而无面者的诸种抵抗——表达真实情感以唤回面容,中止技术中介以恢复面容,佩戴数字面具以隐匿面容——正是对这套视觉体系的质疑与挑战。面容代表了个体在社会关系及交往中的主体性位置。当面容富有生气、清晰可见、自决自治,无面者也将恢复自身的主体性,并重拾自由和尊严。

以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一些回忆录和口述史作为主体资料,从苦难的个人化叙事、对日本入侵的文化取向抵抗叙事和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历史反思三个维度来重新审视抗战历史叙事的三种类型。通过个体的生命故事和生命经验的视角,探讨中国的知识分子、学生和民众是如何亲历、见证和反思抗战导致的集体经验和民族创伤,进而试图在个体与国家、历史与记忆、经验与理性、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等多重视角来讨论这些回忆录和口述史所呈现的内容。

广义的数字司法囊括侦查、检察、审判、司法行政等环节,其中数字司法既是辅助人类完成特定司法活动的系统,也可能构成独立思考的裁判算法。广义的数字司法研究方法论应当反思案件办理的全过程,包括针对技术方法、教义方法和裁判方法的三重分析。在技术方法上,人工智能嵌入司法裁判具有客观性、中立性、效率性的优势,但可能导致“算法黑箱”的异化风险,有碍公正裁判的实现。算法黑箱是由算法的技术性特征造成的,因此,数字司法活动过程的算法歧视难以避免,数字司法活动结果的可验证性难以确认。在教义方法上,数字技术的引入不意味着对法教义学理论的颠覆,包括法律主体在内的经典法律范畴仍然是有效的。数字领域的教义学议题更多地呈现为部门法议题。在裁判方法上,数字司法研究的三重局限性应予重视:其一,数字技术难以辅助事实认定并弥合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缝隙;其二,数字司法倾向于统一性和相似性判断,难以实现不同案件的差异化处理;其三,数字技术的运行方式可能背离依法裁判的司法要求与立场。

20世纪30年代,北伐成功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据“统一国语”的政治需求,出台了一系列禁止摄制和上映方言有声电影的规定。然而,由于行政上的事实割据,导致粤语电影在华南两广地区长期存在。因而,粤语片的存废逐渐演变成华南电影界、上海电影界与国民党“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之间复杂的博弈。最终,在国民政府高层的干预下,粤语片“禁绝令”展期至1940年并成立了“中央电检会”驻粤办,后在日军全面侵华的背景下不了了之。通过制度套利理论视角,结合对三方博弈行为的史料分析,发现当时的央地矛盾是制度利差的根源,上海电影界作为新制度套利预期者占据该项博弈的心理优势,而华南电影界则成为制度套利的既得利益捍卫者。

不同于中国抗战的其他任何事件和战役,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人对平民的暴行,是反人类的罪行。德国纳粹的反犹太人大屠杀80年来受到全世界高度关注,南京大屠杀也应该作为反人类罪行,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忘却的一页。比司法正义更为深远的是诗性正义。在当代南京大屠杀的叙事中,叶兆言、房伟和哈金的小说,以及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纪实,采用了不同的叙事形式,呈现出不同的写作风格,但都指向了马尔罗和阿伦特所揭示的人类命运或境遇这一无法终结的终极问题。

数智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汉字输入的作用与影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还存在一些认知与应用上的问题。对358位留学生所作的调研结果显示,汉字输入方式在留学生群体中已日渐普及。受访留学生具有“拼音为主,手写为辅”的输入习惯,在汉字学习上表现出“喜欢电写,认可手写”的态度,在汉语学习的不同阶段对不同输入方式的认可度具有差异。国别分布、语系分布与华裔身份会对留学生选择汉字输入方式的倾向性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汉字输入方式会对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拼音输入的优势大于手写输入。倾向于拼音输入会使留学生在汉语发音、词汇、阅读维度获得帮助,从而产生积极的学习感受,且正向感受随学习时长的增加而提升。倾向使用手写输入能减轻笔顺、部件等对留学生汉字学习的干扰,使其在写作维度获得帮助。我们应重视数智时代汉字输入方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汉字教学方案更新、汉字输入研究及语言产业拓展等多个方面制定相应的对策,促进汉字输入方式与国际中文教育的有效融合。

地方积极干事创业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瞩目成绩的关键,但过往监督问责机制的不健全也带来了权力滥用的高廉政风险,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在激励地方干事创业的同时,对其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监督制约成为党和国家治理的紧迫议题。“约束性放权”作为地方干事创业激励与监督问责贯通协同的分析框架,从放权激励和控权问责两个核心变量揭示了地方行为转变的内在逻辑。在放权层面,适度放松剩余权管制能激发地方创新活力;在问责层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纵向问责与横向问责的有效贯通,增强了监督效能。这种双向驱动机制既保障了地方在干事创业过程中的自主性,又对权力行使形成有效制约,从而实现廉政与效能的有机统一,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抗战题材创作是海外华文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作品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和北美华文文学中最为突出。由于东南亚华文作家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身份转型,因此他们在创作抗战题材作品时,就存在着从中国民族主义立场到新兴民族国家认同的思想演变,这对他们的叙事形态从传统章回体发展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产生了深刻影响。北美华文作家在创作抗战题材作品时,更多是以“回应”与“回忆”的方式,从融入民主思想、回顾抗战历史、表现女性创伤、关注身份认同等方面描写抗战故事,并以跨域书写与普世表现形成其全球视野,而北美华文文学中抗战题材创作的叙事形态,则呈现出一种从传统朴素的现实主义向精致繁富的现实主义进化的趋势。

日本在战后宣扬弱者受难的广岛记忆,利用“女性”建立自身在原子弹爆炸事件中的无辜受害属性。在原爆文艺作品中,存在大量对于人物性别的特殊展示,“原爆少女”与“广岛母亲”作为政治策略被凸显出来。其中,以“少女”为主的核武器受难形象企图唤起广岛作为弱小牺牲者的国际印象;围绕“母亲”的战后言说则进一步帮助日本普通民众巩固自身作为军国主义战争受害者的历史记忆。日本有意利用这种记忆支配模式,将女性“无罪无垢”与和平倡导者的形象扩展至全体国民,从而隐匿战争加害事实,规避国家战争责任。女性被完全卷入战时与战后整个时期日本集体受害神话的叙事当中;与此同时,“女性”这一修辞作为广岛的转喻,更成为日本自身的寓言——一个被话语重塑为被动、创伤且道德无瑕的民族。

公众反腐获得感是评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际成效的关键指标,而政务信息公开与公众反腐获得感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在借鉴社会互构论的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CSS2019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务信息公开有助于消解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对公众反腐获得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网络信息接触会加重公众对反腐工作成效的负面印象。从中介效应来看,政务信息公开有助于改善公众的社会公平感知,促进公众的制度性参与,进而提升其反腐获得感。面向未来,应进一步从公众需求角度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建立满足个体异质性需求的政务信息供给体系,合理分配反腐工作注意力,规范政治参与形式,从而持续有效地提升公众反腐获得感。

现代粤方言中常见的问人疑问代词有“边个”“乜谁”“乜人”,其地理分布的特点是:“边个”使用范围最广,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及广西西江水系沿岸;“乜谁”在广东沿海一带相对常见,广东中北部腹地和广西东部也有零散分布;“乜人”主要分布在广西东南部,零星见于广东西部。问人疑问代词在广州话中的历时演变情况大致是:“乜谁”早见于清初,19世纪初至1880年代是主导词,19至20世纪之交被“边个”取代;“乜人”自19世纪中期出现后一直处于次要地位。问人疑问代词在现代粤方言中的地理分布格局,与其在广州话中的历时演变具有对应关系。常用词“乜谁”和“边个”源于古代汉语,又包含粤方言的自我创新。“边个”取代“乜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区域语言环境的影响。广州话中最早的问人疑问代词可能是“谁”。

互联网利益表达的本质体现为撒播。在不同利益受损情境下,利益主体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采取差异化的撒播策略。大众利益受损时,倾向于采用碎片叙述模式,以实现群体动员与行动整合;小众利益受损时,则更多诉诸苦难叙事策略,借由情感共鸣达成媒介动员效果。这些策略的共同目标在于引导舆论走向,从而最大化利益诉求的实现。对互联网中撒播机制的心理动因与博弈逻辑的分析,可为媒体舆论引导和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国家与社会协同共治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1920年6月,上海失业青年阎瑞生谋杀名妓王莲英案,引发近代中国跨媒介文化生产的浪潮。起初作为社会新闻,该案件引发了都市恐慌,随后经由小报文人主导,被戏剧、鸳蝴小说及电影等大众文类重新演绎,迅速成为上海的热销文化消费品。围绕电影《阎瑞生》,舆论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其社会不良影响的担忧,在大小报章之间迅速发酵,形成媒介话语中的压制与抵抗态势。这进一步引发华、洋当局在禁映问题上的纠纷,反映出华、洋政权之间的微观博弈。“莲英案”的媒介生产与传播过程,展现了媒介资本的生产逻辑,以及媒介伦理在政治力量作用下的规训过程,同时体现出上海华、洋政府与大众媒介消费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

数字孪生技术作为新兴的数字化理念与技术手段,其在灾害管理中的巨大潜力已被广泛认可。上海市的案例实践表明: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对物理城市的高精度数字化映射,驱动了韧性城市治理范式的变革,显著提升了城市恢复力与适应性。同时,其应用过程也面临结构性风险挑战,需通过“五位一体”的行动策略为城市数字韧性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情境重塑、结构变革与行动赋能,显著增强了现代城市韧性。未来的城市发展需与城市文化、地理等情境深度融合,通过可扩展的城市系统架构支撑技术迭代,并以安全韧性为核心目标,推动城市韧性从局部优化向全域协同升级。

肉类的稳定供应对社会民生保障与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作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战略资源,储备肉供应链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着韧性不强、应急保供能力不足等问题。随着突发事件的频发与风险形态的交叉演化,传统的突发事件类型划分已难以全面反映风险传播路径与冲击机制。在应急情境下,储备肉供应链呈现出“短链”“兜底”等响应特征,其风险形成机制可通过“作用点—作用路径—作用大小”的供应链形变模型进行系统解析。研究显示,储备肉供应链韧性可归纳为14项关键要素,涵盖预防、响应、恢复与学习四个能力维度,从而构建起具有实用价值的评估框架。在系统性韧性建设的过程中,供应链可见性、协同效率与响应灵活性构成关键要素。推动储备肉供应链由“风险被动应对”向“系统性韧性建设”转型,是提升国家食品储备调控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重要路径。

民法先合同义务中所蕴含的诚信、照顾、公平等价值,与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方向相契合。行政机关因自身过错导致行政协议无法有效订立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现有行政协议制度以处理履约纠纷为主要目的,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缔约阶段的行政法律关系。明确缔约过失规则在行政协议中准用的必要性,将有助于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弥补违约责任与行政赔偿责任的不足。应在制度上构建多元化的行政救济体系,将缔约过失纳入行政协议责任类型,确保相对人可通过行政协议诉讼寻求救济。在相关行政法规范尚有欠缺时,因行政协议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而导致的赔偿责任应准用民法规范,并以赔偿信赖利益为原则。欠缺批准生效要件的行政协议可例外允许履行利益赔偿。但在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缔约义务时,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应受到限制,不得违背依法行政原则。

明代官绅常刊刻书籍并佐以巾帕作为交际雅礼,但受贪贿风气浸染,原本廉洁雅致的书籍之交逐渐演变为夹带金银的隐性贿赂。书帕由文人雅礼异化为官场陋规的过程,深刻反映了传统礼法与官僚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书帕费用最初由官员自行承担,但后来以“杂费”名目转嫁民间,成为官员压榨百姓的制度化手段。书帕与一般贿赂的区别,在于其不仅受到法律默许,还以礼仪惯例掩饰利益交换的实质。书帕反映了传统社会“礼法合治”思想异化为消极的“礼法合谋”实践,礼仪惯例沦为权力寻租的制度依据,人情伦理转化为“潜规则”下的利益交易。以书帕为载体的“体制性腐败”,既是维系官僚集团利益的弹性方式,又侵蚀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成为明清陋规研究的典型样本。

朱光潜的前期思想形成了一种以“有机—整体—创化”三要素为规定,统合着“艺术—人生—宇宙”三层次的“有机人格论”哲学观。在这个基本立场上,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是指人借助审美观照对自我与宇宙的本真认识的揭开。朱光潜从研究科学心理学转为研究文艺心理学,从追随形式派美学“机械观”到形成自己“有机—整体—创化”的哲学观,构成了两次思想上的“转向”。正是在后一次转向中,朱光潜基于思想的长期酝酿,吸收克罗齐“直觉即抒情的表现”、柏格森“生命是人格的创化”、尼采“从形象得解脱”的概念,在中国传统哲学“天—人”“知—行”“大化”观的底子上,综合创造出他“有机人格论”的哲学观。

1960年代中后期,香港街头涌现不少留长发的年轻人,成为了彼时香港社会极受关注的一种现象与潮流。香港长发青年群体的出现既凸显了嬉皮士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又是嬉皮士文化在香港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新事物,涉及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等多重因素。刘以鬯、西西与也斯三位作家在各自1970年代的作品中都写到了长发青年,塑造了丰富的香港长发青年形象,反映了不同的观看角度与书写方式。1960至1970年代香港的长发青年还成为了彼时香港人的一种集体记忆,在促进香港青年群体的身份建构与群体认同、巩固和发展港人本土意识等方面深远地影响着香港文学与文化。

德国仅有两所大学设立了大屠杀研究的教授职位:2017年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和吉森·尤斯特斯·李比希大学先后设立此类教授职位。在德国大学教授的所有关于大屠杀的课程中,只有三分之一的课程侧重于实际的历史事件。目前德国没有一所大学开设这一学科的文学硕士学位项目。尽管大屠杀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领域,但在德国学术界并没有任命国际学者担任高级职务。因此,德国学术界仍是封闭且有局限的,需要对德国的大学教学、制度性基础设施、纪念场所和大屠杀历史研究的现状,以及该领域未来面临的挑战进行批判性述评。

“名分上的情意”是胡适在1918年提出的概念,前身是他于1914年在美国创造的不同于西方“自造之爱”的中国“名分之爱”。该说辞因为背离恋爱自由的经典启蒙论述,多被看成是胡适对包办婚姻的自辩。但从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实践来看,传统名分的确产生了真实情意。“名分上的情意”是对古典情礼二元关系的颠倒,“发乎情,止乎礼”被转化为“发乎礼,止乎情”。包办婚姻造成的名分只是生成情意的不得已起点,个人选择自由则是爱情最终达成的必要条件。对于胡适而言,爱情无论出于自造还是名分,都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名分上的情意”故此贯穿古今中西,勾勒出一个“以自由树/抒情”的永恒传统。

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市井街巷记忆正在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由居民日常生活世界构成的市井场域,作为一个可互动共生的舒适物集合,具有主客二元主体双向的功能和价值。居民“使用地方”的流畅与否影响其对“在家性”的感知,“在家性”的生成深刻依赖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记忆。“观看地方”作为游客回忆的一种形式,是在地方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寻找“在家性”。对维系居民文化情感记忆的“代际之地”的挖掘和保留,既是延续居民文化记忆、生成居民“在家性”的重要途径,也是重塑游客“在家性”体验、建构“熟识之地”的有力方式。

信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促使具备自适应功能的个性化教育游戏融入数学教学,以促进学生数学学习表现和数学能力的提升。一项采用单组前测-后测研究设计的实证工作,利用专注训练小学低年级学生数学运算技能的个性化数学教育游戏(Reflex^TM),探讨学生在言语和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容量以及执行功能方面的差异对其数学运算掌握情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龄学习者的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容量,以及执行功能中的抑制控制和任务转换能力,均能作为其在数学游戏中数学表现提升的重要预测因素。具体而言,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容量较高的学习者在个性化数学游戏中的表现更好、数学运算能力提升更快。此外,当学习者具备较好的任务追踪和抗干扰能力,以及在任务和策略中来回切换的能力时,他们更容易在数学游戏中受益。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该工作通过分别测量影响学习者学业成绩的工作记忆容量和执行功能中的不同组件,论证了低龄学习者的视觉空间工作记忆能力、任务转换能力,以及抑制控制能力对其数学游戏表现的显著预测作用。这一结论对于拓展有关个体认知能力及其具体功能的认识,完善个体工作记忆与执行功能各组件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数学教育实践和数学游戏的设计与开发,均具有重要启示。

以书写东北90年代生活经验闻名的双雪涛是考察当前“90年代叙事热”的切入口之一。尽管90年代的历史纹路通过文字得以呈现,但90年代终被告别的结局也在双雪涛的小说中被清晰点明。承担这一重述与告别双重功能的,是双雪涛小说中的逐渐成长的少年叙事者主体。以子辈视角被观察与讲述的90年代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是怀旧情绪的寄托所在,它在一定意义上是被重新组织了的复杂时空体:代际的更迭替换了时间的线性流逝,南北的分野转译了改革开放后的空间感受结构。因此,与其将双雪涛的小说体认为是对90年代的招魂,毋宁视之为青年作家的成长史记述,视之为可深化理解当前“90年代叙事热”的素材。

通过引入系统论的“输入—转化—输出”分析框架,结合对典型案例的质性分析,可以对由风及腐的演变过程进行全链条机制化解读。这一过程始于多样化、复合性的不正之风信号输入,并经由“‘破窗效应’与滑坡理论下的渐进式沉沦”“欲望驱动与精准‘围猎’的双向耦合”“‘制度失灵’与‘监督缺位’的叠加效应”三重核心路径实现非线性转化。其最终输出的并非单纯的腐败行为,而是一种在类型、节点与手段上具有高度共生性与隐蔽性的“风腐综合体”。有效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必须实现从碎片化感知到系统化整合、从末端惩治到过程性阻断、从个案查处到生态性重构的转变。

李庆本提出的“中国美学何以可能”之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中国美学的讨论,促进了中国美学研究从学科意识到本土文化意识的自觉,同时也体现了本领域研究者对中国美学研究本土文化属性的特殊焦虑。李文为解决此问题提出的方案——“既是中国的,又是美学的”,在为中国美学研究的美学学科性提供有力论证的同时,也引起对中国美学研究的不必要困扰。“美学的”是对“中国美学”普遍性学科属性的上位规定,“中国的”则是对“中国美学”特殊性学科属性的下位界定,二者的逻辑地位不能作并列性描述。李文对“中国美学”研究“非中国的”焦虑是不必要的,只要是以哲学的分析与概括方法对中国传统与当下审美活动与观念的研究便是合格的“中国美学”。李文将“中国美学”限定在“话语”层面,限制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普遍性学术与思想价值。并非“既是中国的,又是美学的”,也并非在世界面前充分彰显中华审美文化个性的特殊性视野,而是“以中华审美的特殊性材料研究人类审美的普遍性问题”,充分发掘中华审美可共享性学术和思想价值的普遍性视野,才是解决“中国美学何以可能”问题的更好路径。

情感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既暗示着其内在的解放性潜能,也凸显了现实化这种潜能的艰巨性。尽管情感同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原则相对立,但就现实而言,市民社会系统性地压抑着作为生命内在维度的情感,并将其扭曲和压缩为构成意识形态补充的集体情感和私人欲望。在马克思的批判之后,阿多诺进一步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情感经由“虚假投射”机制转化为统治者转移经济领域矛盾的意识形态工具;拉克劳则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中,试图在本体论的基础上重构“情感投注”所具有的缝合-逾越维度。然而,两人对理性根据的诉诸再度落入了经济透明性预设之中,从而仍将情感限制为或完全受动、或仅具有有限逾越能力的存在。对此,巴迪欧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实质上以宗教的方式运作自身,同其真正构成对抗的是忠诚于奇异性事件的情感。在事件转向的叙事中,情感的解放性潜能不再受理性规训束缚,而是其自身就构成真理程序的内在动力,不断导向新的奇异性事件。

当前关于住房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城市住区空间治理的讨论,大多仍停留在政策实施或技术调整层面,未能充分认识到土地与住房双轨制在城市治理制度建构中的根本性作用。双轨制并非仅是资源配置的辅助手段,而是深刻重塑了城市居住空间治理的结构与机制。以配建保障房为代表的“商保融合”双轨同步模式,形成了一种具有时序介入、权威主导、制度关联与目标多维等特征的新型制度整合形态。该制度形态不仅实现了对社会利益分配的“强调控”、对市场主体的“强监管”、对科层体系内部的“强控制”,更凸显出现有城市治理理论在阐释双轨同步机制时的系统性不足。

数字技术深度介入当代生活,在提供无距离便捷交往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空心化。深层情感联系的缺乏致使“爱”正在成为问题,表现为个体独特性的丧失与感性的贫困。贝尔纳·斯蒂格勒在超工业时代的语境中重审“爱”的议题,通过自爱、欲望与关怀提供治疗当代情感匮乏的解药。自爱构筑政治共同体的感觉结构,是联结个人与集体的情感基础;热爱的信念与欲望催生出业余爱好者的创造力,在精神价值的生产中重塑了欲望经济学;关怀促发了自爱与互爱的行动,经由审美参与赋予生命存续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抵抗虚无主义。自爱、欲望与关怀构成斯蒂格勒“爱的政治”的核心内涵,以情感的药理学为重建数字化时代人与社会之间的情感关系提供了关键进路。

近代革命报人郑贯公在《开智录》《唯一趣报有所谓》等报刊创设专栏,推动粤调说唱实现三重转型:传播层面,突破书坊唱本模式,构建“以说为主”的报刊文本形态,完成从舞台表演到案头阅读的阵地迁移;题材方面,超越传统风月民俗叙事,聚焦反美拒约、与改良派论争、民生疾苦等时代议题,将地域经验升华为国家民族话语;功能上,融合新闻现实性、讽刺批判性与方言通俗性,使说唱从娱乐消遣转向启迪民智。其创作采用“三及第”文体,实现文言、白话与粤语互渗,以地方曲艺为载体,将革命思想转化为民众可感的文学表达,形成“从地域到国家”的启蒙路径。这一实践彰显了近代岭南报人对民间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作为俗文学“大众化”转型的典型,为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向下渗透”提供了独特的文学样本。

香港文学中有大量描写疾病的作品。进入21世纪之后,新生代作家韩丽珠、黄婉霞透过对嗜睡症、漂浮症、疲劳综合症的描写,展现了都市人的疏离、绩效社会对现代人的压迫,更让人忧心的是当中的自我剥削。邹文律、潘国灵、张婉雯则透过动物疾病书写,反思香港人对传染病的过度恐惧与捕杀行为所折射的人类中心主义。李智良、西西结合患病求医经历,思考了现代医疗体制对病人的规训。随着医疗数字科技化,人体被简化为电子资源,进一步割裂了医生与病人的联系。李智良、西西探讨了社会大众对疾病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疾病如何被医疗化,向医疗霸权发出质疑,以此让病人重新寻找自我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