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与迅猛发展,给全球经济、社会及文化结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数字殖民”问题的深入探讨。以往的“数字殖民”研究聚焦于技术控制和经济支配等维度,亟需新的理论视角以形成全面和深入的多维分析框架。在后殖民理论视角下,“数字殖民”与后殖民主义在经济剥削、文化异化及“他者”建构方面有同构性,是新型全球文化与经济控制范式。后殖民理论为解读“数字殖民”提供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凸显本土文化价值,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辨识与反思边缘化声音提供理论工具。多维度研究进路有助于理解数字殖民本质,推动全球信息技术公平均衡发展,构建开放、包容、多元的数字文明生态。

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进一步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规律是当前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运用200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要素市场化水平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来看,要素市场化促进了创新发展,但对协调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主要是对产业结构协调和城乡协调具有抑制作用;空间上,东部、中部和东北部的要素市场化水平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是促进了创新发展,东部的要素市场化水平抑制了协调发展;水平上,要素市场化水平存在门槛效应,越过门槛值后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但不利于协调发展。要素市场化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和环境问题提供物质基础,但对城乡协调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被直接的抑制作用抵消,对绿色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被直接的抑制作用“遮掩”,要素市场化水平抑制了省际间的共享水平。研究结论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市场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制研究,进一步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推进市场化建设并助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标榜的现代社会超越了之前无数个时代,既成就了现代进步,也造就了现代人的梦魇。冲突与撕裂不断加剧的社会催生出了青少年新型自杀方式——数字自杀。“蓝鲸挑战”是数字自杀游戏的代表,该游戏以心理技术为基础,设计了一系列“心理诱捕”机制。蓝鲸游戏借助系统脱敏技术提高青少年对自我伤害的恐惧阈值,通过自我伤害练习提高青少年的疼痛阈值,借助认知重塑赋予死亡以崇拜意涵,利用奖励和威胁劫持将青少年囚禁于虚拟囚笼并完成自杀任务。青少年自杀问题的实质,是现代社会冲突引发的家庭矛盾和人际困境在青少年个体身上难以自洽,青少年个体难以协调“自我体验”与“外在经验”的冲突,衍生出低自尊、低价值感和生命无意义感。因此,对于网络自杀游戏的反制,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参与。

辛爽导演的《漫长的季节》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老工业基地的变革为背景,通过一桩悬案将转型期不同群体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电视剧所表达的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的社会意涵,在“个体化”理论和“现代悲剧”概念的观照下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呈现。结合“转型与断裂”学说可以看到,《漫长的季节》通过悬疑叙事的形式,揭示了中国式“个体化”进程中“父一代”的双重“脱嵌”现象:一方面是个体与单位制的分离;另一方面是缺乏相应社会支持系统的重新嵌入。这一独特的“个体化”进程导致了“父一代”身份认同的断裂与精神创伤的危机,并在剧中通过“子一代”的死亡和复仇的叙事浮出水面。而“子一代”通过悬疑的叙事策略对自身成长体验进行回溯,无意中触及了时代转型期的隐秘之处,不自觉地展现了这一代人“无个体主义的个体化”进程。

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相继离世、历史活证人所剩无几的记忆危机,维系与传播幸存者记忆的任务逐渐移交至幸存者后代的手中。受制于政治局势及大屠杀创伤的“不可言说性”,幸存者对自身的创伤记忆曾长期保持缄默,这一境况伴随20世纪80年代后南京大屠杀议题地位的不断提升才有所改观。面向公众的记忆言说反过来推动了幸存者家庭内部大屠杀记忆的代际传递。以幸存者的口述与身体为主要媒介,辅以家庭以外的空间遗址及纪念装置,幸存者的创伤记忆传递甚至嵌入到其后代的记忆当中。在此背景下,幸存者的创伤记忆构成了其后代自传体记忆叙事的基石,而后代也在多重记忆叙事的共同形塑下实现着对幸存者记忆的边界延展与再语境化。

当前,纪检监察机关面临着案件数量骤增、办案要求高质等诸多挑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纪检监察是其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纪检监察的案件全景化管理、追踪案件线索、提升预防效能和智能分析类案处置信息等领域彰显作用。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法律风险亟待解决,具体包括:因信息数据短缺与算法技术缺陷而影响结果的客观性,因办案人员对技术依赖而侵蚀监察权独立性,因算法技术决策偏差而挑战传统纪检监察归责机制。鉴于此,应从推动数据资源的集中统一、提升算法安全性和透明性、构建“人机耦合”的合理分工机制、提高纪检监察机关自身技术水平、明确人机责任的边界与分配等方面作为规避上述法律风险的进路。

米歇尔·福柯与阿格妮丝·赫勒同为20世纪下半叶重要的哲学家,前者曾对后者的理论转型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具体呈现于生命政治与伦理美学两大问题维度。福柯后期思想有着明显的伦理转向,他将自我关怀列入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处方中,并创造性地引入了“生存美学”这一概念,据此生成了一种带有美学形态的自我伦理学。赫勒将生命政治与伦理问题关联思考,尤其重视福柯的自我关怀理论。她提出了一种注重个体自主选择的个性伦理学,强调情感操持这一主体对自身的感性实践,指认美是伦理的固有内容而非装饰。从福柯的生存美学到赫勒的个性-伦理美学,二者皆将目光聚焦在伦理主体的感性生成方式上,为重建伦理主体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审美路径,也为当代伦理学与美学的双向互动提供了一种新范式的转换契机,共同推动了当代美学的伦理转向。

智慧纪检监察既是应对数字时代权力监督的需要,又是实现国家反腐败目标的有效途径。相较于数字监察,智慧纪检监察这一概念更加强调智能化的技术运用与技术所展现的人文关怀。目前,智慧纪检监察呈现出工作流程型、预警分析型和辅助办案型的实践样态,其本质在于构建一体化、精准化、要素化和全息化的纪检监察体系。然而,智慧纪检监察也在制度维度呈现为技术与制度的关系失衡、权力维度呈现为监察权力扩张效应、程序维度呈现为对监察程序的解构、技术维度呈现为算法技术的封闭性难题。在未来,智慧纪检监察应明确技术赋能推动纪检监察体制机制革新和“技术驱动+法治引领”的逻辑理路,并以智慧与法治的双重发展面向进行体系构建:在制度层面健全智慧纪检监察规范体系,在权力层面重塑智慧纪检监察权力与权利之间关系,在程序方面控制技术运用程序,在算法层面推动算法技术的回应性与责任性。

城市社会韧性是城市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关键设施的韧性相比,社会韧性的形成需要更为复杂的跨边界活动。以合作共治为导向的社会治理变革试图从总体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升社会化解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城市社会的韧性治理需要适应风险弥散的特征,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之间、线上和线下之间开展边界连接和联合行动以提升社会韧性。边界沟通、边界组织和边界对象有效地弥合了行动主体间的差异点。多元主体借助数字技术构建常态合作伙伴关系,在突发任务的激活下产生多重自主响应网络,满足应对多类型社会风险的需求,资源共享和共同行动提升了城市应对社会风险的韧性。边界视角的分析细化了社会韧性的形成过程,并为城市韧性治理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工具集。

人工智能算法在塑造基层治理自由裁量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动化算法、预测型算法和生成式算法对基层治理裁量权的影响各异。自动化算法可能削弱自由裁量权,而预测型算法及生成式算法则可能增强基层治理的决策能力,尽管后者也出现了新挑战。算法对基层治理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它受到个体认知、组织体制和组织文化等多种因素的调节。个体认知层面,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可能会因算法偏差或认知偏差而展现出不同程度的依赖或反制行为;组织体制层面,算法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对基层治理自主性构成影响,但内部反馈和监督机制有助于维持自由裁量权;组织文化层面,控制导向文化可能限制自由裁量权,而自主导向文化则可能会增强基层治理能力。

审美时间哲学是美学最重要的维度之一。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核心是共产主义美好生活这一审美时宜。马克思主义美学对西方美学的革命主要就是审美时宜革命。由此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把美感视为财富的形态之一,对资本主义时间制度及时间剥削作为美感财富分配不公的主要形态,进行还原、批判,并以共产主义审美生活作为时宜基点进行未来社会建构。就还原看,他们对工人阶级工作与生活的实际状况进行田野调查,从人际美学、工作美学角度进行保全,获得第一手材料。就批判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时间制度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美感财富的剥削主要是时间剥削。就建构看,他们根据共产主义审美时间制度,批判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的禁欲主义,尤其是从自由时间制度与审美生活的关系,刻画了美好蓝图。

“韧性城市”理念的提出和实践推动了城市灾害应对策略的演进和更新。基于“韧性”的城市灾害应对策略既承认“刚性”措施的重要性,也承认灾害的不确定性,并寻求构建动态、兼容的灾害认知模式,传统“强对抗”策略存在的诸多问题由此得到纾解。由于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对城市韧性的提升发挥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其理念也应基于“韧性”进行更新,并借助制度化手段促进其实现。应急救援力量的“韧性”建设导向体现为对鲁棒性、冗余性和易恢复性的追求。具体的制度化建设路径包括: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的规划,尤其是明确多种应急救援力量的分工机制;畅通应急救援力量之间自主性合作渠道和义务性互补机制;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的效能评估机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增强,人们越发希望在此日常危机中找到依靠和连续性。与不稳定经验紧密相连的“90年代”成为了中国文艺和学术界的热门主题。在传统的文学、影视之外,电子游戏也成为这一怀旧浪潮中新兴的媒介参与者。以《坏小孩》为代表的复古怀旧游戏中介了同时作为游戏化身、怀旧范式和适应机制的“儿童游荡者”,其“苦中作乐”和“改邪归正”的剧目激发了两种关于日常生活的想象力:一种试图批判性地在不确定中重新把握和定义日常生活,另一种则通过回归规范性的惯例和意识形态获得安全感。二者的辩证张力表明,随着新常态下中产阶级式的“美好生活”越发难以实现,怀旧实践回应和适应了此境况下的焦虑和不安。

马克思的政治学是通过“原则政治”这一概念与党和纪律教育活动发生联系的,即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纪律教育活动秉持着马克思的政治学理论提供的两大原则:一是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解决现实的人的异化问题;二是从国家-社会关系出发,弥合国家普遍性和个体私人性的矛盾。从马克思的政治学的两大核心命题——实践与异化出发来看,党的纪律建设和纪律教育在根本上是一种指向共产主义的观念实践和政治实践,源于现代化进程中,对作为现实的人的共产党员及其构成的共产党组织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本质上意欲通过组织化克服原子化,以公共性克服私人性,最终弥合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文学界的抗战史研究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传统的革命史及政治史领域转向对军事史和社会史及中美基层关系史等主题的细致考察。同时,全球英文学界抗战史的研究也得益于各地英文史料的发掘与整理。除了抗战军事史与重审中美关系史, 21世纪初以来英文学界抗战史研究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关于难民、苦难、妇女、儿童、战时医疗等抗战社会史及日常生活史方面的相关研究。此外,以“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为代表的数据库近年来整理了大量稀见的抗战英文报刊与英文档案,为抗战史研究打下了资料基础。

城市急性事件与“大城市病”慢性冲击所带来的各类风险,使得处在现代城市风险治理“一线”的社区压力陡增,迫使城市社区寻找更为有效的应对方法。数智技术的应用拓展了社区风险韧性治理的感知触角、应用图景、实践模式等场域,并呈现仿真效应、规模效应、涡轮效应、涌现效应、关联效应等。在数智时代,无论从现实还是理论角度看,社区风险治理的决策者、管理者、参与者都迫切需要基于内外驱动机制、应急运行机制、能力提升机制、资源保障机制等把握数智赋能城市社区风险韧性治理机制的总体框架,重点构筑一体化社区风险防控体系,拓展立体式社区应急场景应用,营造多维度社区安全韧性生态及增强全方位社区风险智治能力。

中国的现代性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紧密相关,摄影因其内在的时间性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拓展视觉疆域、融入世界“先进”文化体系的媒介。20世纪初,上海一群业余摄影家发起了一场中国新视觉运动,中国摄影的现代主义开始萌芽。他们表现出明显的科学意识,对摄影古典时期“全盘画化”的标准提出质疑,转向摄影的媒介本体探索。现代主义摄影在跨国旅行中产生了本土化变异,成为个人主体性追求与救亡图存家国叙事的连结点,构建了人们关于民族国家竞争和现代都市生活的文化想象。

与建立在传统法治理论基础上的法规范形式及部门立法权不同,监察法规制定权受到了党政体制的深刻塑造。党政体制下的合署办公体制、请示报告机制与高位推动机制形塑了监察法规制定权的“法政二元属性”,并将监察法规塑造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中的制度性存在、承担政党建设职能的兼容性制度规则、反腐败领域内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核心连结。从塑造逻辑来看,党政体制对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塑造可以分为三重逻辑,即以请示报告机制为领导方式的过程性塑造,以高位推动机制为作用方式的理念性塑造,以合署办公体制为组织基础的组织性塑造,实现了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的统一。党政体制对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塑造相应带来了多方面的制度困境,主要体现为监察法规制定权运行依据的复合性及其权限困境,运行过程的封闭性及其程序困境,运行主体的合署性及其效力困境,运行目标的特定性及其监督困境。化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党政体制,坚持党的领导,围绕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制定权限、运行程序、效力位阶、监督体系进行优化,从而彰显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建构的“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

中国共产党党内同级相互监督制度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由模仿俄共(布)监察委员会制度,到中央审查委员会和中央党务委员会建立而孕育出纪律检查职能,到全党范围内建立作为各级党委之下的党内监督机构,再到1955年监察委员会重建并不断强化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权力。历史发展表明,同级相互监督制度与民主集中制存在紧张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重建纪委,不断强化纪委的双重领导制度,赋予了纪委双重身份,造就了同级相互监督的两层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党内监督制度建构、纪委分级负责制、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等,在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基础上解决了同级相互监督难题,建构了一个密度更大、制约更有力的合作式权力监督制度。党内同级相互监督制度由外生到内生的发展历程,彰显了其持久的生机与活力,也展现了中国特色权力监督制度的优越性。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索了从人的本质到审美解放的路径。这一审美政治的解放维度在当代哲学家、美学家雅克·朗西埃的思想中引起了强烈回响。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生命,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全部人的生命力量的对象化活动,这一活动是生命的自由和快乐。从感性解放的角度看,共产主义的实现即人的自由生命活动的全面解放,也是一种审美解放。不同于马克思的是,朗西埃把异化劳动对工人的感性剥夺扩展为社会对“无分之分”的感性分配的不平等,也把马克思的类本质的生命解放具体化为社会等级中被压抑者的审美解放。从朗西埃对马克思早期的感性与审美解放的继承与发展来看,朗西埃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读者把马克思的审美政治的解放维度时代化和具体化了。

莫言小说揭示胶东半岛农民自抗德斗争以来百余年间应对现代性冲击的复杂态度,从乡土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寻找而且获得“民间音乐”的真谛,在文学的现代性与本土化之间取得积极的创造性成果;以丰盈而陌生化的感觉描写、创造中国式的新感觉小说,抗争禁欲主义对人性的戕害,也抗拒资本主义工具化造成的人性异化,救治“单向度的人”;在现代性之风云跌宕中倾诉农民的苦难哀伤和乡村的衰亡,更着力塑造乡村中的“狠人”形象,为农民的英雄主义奏出最后的绝唱。

长期以来,对以电影、电视和数字档案为代表的现代视觉媒体技术的研究经常陷入以人类的媒介感知与时间体验为中心的线性史观陷阱:视觉技术的发展史常被视作连续且同质的进步史。20世纪末进入活跃状态的档案学话语与逐渐日常化的档案实践,使视觉媒介技术不再作为文本与符号的被动承载空间而具备了自身的生成性,并为视觉研究提供了去人类中心化的物质性视角。以档案为信仰的媒体考古学者,一方面以档案理论为方法,强调了三种现代视觉媒体技术之间的断裂性、偶然性和由于人类感官滞后造成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则以视觉档案为视角,指出在从模拟、电子到数字化的技术背景下传统档案理论与存储空间的解体与重置。

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纪律建设对于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加强党纪教育和从严推进执纪监督,对党的纪律建设成效产生了正向影响。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纪律建设要始终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一体推进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形成党的纪律建设的完整闭环,以持续增强其实效性。

列斐伏尔的早中期日常生活批判包含两条主要线索:“改造道德秩序的革命设想”与“恢复美学本性的革命设想”。前者依赖于改变社会历史的主体,而后者则依托于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个体,他们从日常生活的质料中汲取养分。只有在“重新发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下,才能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恢复美学本性的革命设想”构成其人类解放理论的核心目标。在瞬间实践中恢复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总体性,最能体现列斐伏尔的批判具有诗意的创造性特征。然而,这一设想并非神秘或抽象,而是具体可感的。“恢复美学本性的革命设想”实质上是一条人类不断超越自我异化,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统一的解放之路。据此,列斐伏尔提出了两条解放路径:一是西西弗斯式的道路,即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克服异化、积累知识和经验,逐渐接近“总体人”的理想;二是狄奥尼索斯式的道路,通过节日或特殊瞬间,使个体与自身的异化部分重新融合。

数字时代,中国的数字新闻生产者包括社会媒体、商业媒体和个人媒体三种基本类型;社会媒体由传统媒体、政务媒体和其他社会媒体构成;三类主体并非完全封闭,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动力。因为三类主体在目标设置上存在根本性差异,所以数字新闻系统区别于其他社会系统的独特性在于“借助新闻谋事”,这与大众传播时期传统媒体所宣称的“新闻天然服务于社会”有所不同。数字新闻业的新行动者在虚实混融的界面工作,有着自己的新闻生产特征。为了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未来应该将多元主体,尤其是传统媒体以外的新行动者,作为“关键变量”引入新闻学研究,做到职业新闻与日常新闻并重,并尤为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转化机制,努力推动日常新闻的职业化。

以往的面容研究主要针对凝固之脸,其进路之一是分析面容形塑与制造的权力机制。如今数字脸与真实脸的关系日趋紧张,弱势者的面容面临溃散风险。“无面者”指的是对自身面容失去掌控之人,他们惊骇地发现自己的面容正遭受被掠取、被变形、被屏蔽的困境。数字时代的面容溃散本质上是基于数字媒介技术的视觉体系持续运作的结果,而无面者的诸种抵抗——表达真实情感以唤回面容,中止技术中介以恢复面容,佩戴数字面具以隐匿面容——正是对这套视觉体系的质疑与挑战。面容代表了个体在社会关系及交往中的主体性位置。当面容富有生气、清晰可见、自决自治,无面者也将恢复自身的主体性,并重拾自由和尊严。

人工智能文学通过交互式叙事重构了传统文学的创作范式,其核心价值在于突破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学生产模式。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文学以“硅基社会主义”为理论框架,重新定义了碳基智慧与硅基智能的共生关系,使文学创作呈现出数据逻辑驱动的新特征。这一新型文学形态不仅超越了传统文学人类经验文本化的局限,更通过建构“虚体”与“假体”,消解了传统文学中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人工智能文学不仅重构了人机交互的平等关系,更通过主体间性的传播理念,为构建新型人机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这一变革不仅涉及文学形式的创新,更深刻地触动了人类主体性认知、文化多样性表达和社会伦理规范的现有边界。

以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一些回忆录和口述史作为主体资料,从苦难的个人化叙事、对日本入侵的文化取向抵抗叙事和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历史反思三个维度来重新审视抗战历史叙事的三种类型。通过个体的生命故事和生命经验的视角,探讨中国的知识分子、学生和民众是如何亲历、见证和反思抗战导致的集体经验和民族创伤,进而试图在个体与国家、历史与记忆、经验与理性、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等多重视角来讨论这些回忆录和口述史所呈现的内容。

新质生产力为防范化解去工业化经济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二者在底层逻辑、驱动引擎、内在要求、实践底线和关键推手五个维度上表现为内在逻辑的高度一致性。它们都以人本内蕴为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以制造业比重稳定为发展目标,以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为发展原则,以产业迭代为发展路径。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力来防范化解产品风险;通过加快制造业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和创造企业家才能来培养机会以防范化解要素风险;通过创造“结构红利”及缩小收入差距来防范化解市场风险;通过提高工业品生产能力与竞争能力来防范化解外汇风险。发展新质生产力可形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优质资本、“四懂”型战略企业家才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实现制造强国目标。

20世纪初至20、30年代,进化论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日益占据支配地位。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学者对“进化”观念提出质疑与挑战。20年代,梅光迪、胡先骕、章士钊、梁启超、钱基博等相继表达对文学进化观念的质疑,认为进化观念后胜于前、白话优于文言的假设不成立。卢冀野不仅质疑文学进化,更有意识地提出文学“蜕化”论,主张文学无进化亦无退化,只有蜕化。“蜕化”之外,“变迁”“流变”“发展”等不同于“进化”的文学史叙述方式也先后出现。这些叙述方式都具有挑战主流的文学进化论的意味,但同时又与进化论有着复杂的关联。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这一段历史,对于当下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具有借鉴意义。

不同于中国抗战的其他任何事件和战役,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人对平民的暴行,是反人类的罪行。德国纳粹的反犹太人大屠杀80年来受到全世界高度关注,南京大屠杀也应该作为反人类罪行,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忘却的一页。比司法正义更为深远的是诗性正义。在当代南京大屠杀的叙事中,叶兆言、房伟和哈金的小说,以及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纪实,采用了不同的叙事形式,呈现出不同的写作风格,但都指向了马尔罗和阿伦特所揭示的人类命运或境遇这一无法终结的终极问题。

长期被电影史忽视的戏剧舞台片《秦娘美》是孙瑜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电影《秦娘美》由同名黔剧改编而来,黔剧《秦娘美》脱胎于侗族民间口头文学“珠郎娘美”。电影则对“珠郎娘美”中女主人公改嫁生子等后半生的故事情节进行了省略,表征了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以及导演的浪漫精神与民间的审美风尚相互涵濡、彼此嵌合的状况。《秦娘美》的“跨媒介实践”体现了导演力图打通诗、乐、舞、戏与电影界限的艺术理想,表现出孙瑜对“诗意的民族风格”的持续探讨,对“世外桃源”、民间精神及乡土母性的执着追寻。其收获与缺憾,折射出孙瑜后期艺术追求与“十七年”电影情感结构的张力。

大模型自动驾驶汽车,与工业时代的其他产品或传统汽车相比,具有深度自主学习能力与独立的驾驶意志,这在刑法上具有颠覆性。当大模型自动驾驶汽车涉及产品过失犯罪或交通犯罪时,应由制造商承担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其具体内容为智能时代的产品罪责。智能时代的产品罪责,是由传统的意志罪责、人格罪责、社会罪责或目的罪责演进而来,其认定前提是立法机关应为承担产品罪责的制造商增设配套的过失犯罪与单位犯罪形态。司法机关适用制造商的智能产品罪责时,应赋予大模型自动驾驶制造商发展风险抗辩权与申请企业合规的权利。

现代技术将前现代的匀速时间改写为加速或快速时间,时间的速度维度与动力机制成为现代性的重要面向。罗萨以现象学的可感时间替代抽象时间,将现代社会的本质明确指认为时间维度的加速,从人与世界间感性关系的变化角度回应加速时代的诸多美学问题。新的加速模式松动了现象学所描绘的主体与世界之间知觉联系的原初图景,主体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感觉方式随之发生改变。面对加速带来的感觉异化与生命的去时间化,罗萨基于现象学的具身性思想重建感觉的共鸣,为社会加速导致的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美学方案。

“身体”是贯穿生态批评理论多个发展阶段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变化反映了研究重心的转移。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关注身体的政治性,从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和述行性等向度理解身体与生态危机的复杂关系,重在分析身体的身份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物质生态批评将身体视为有叙事能力的跨体性物质,认为身体疾病与环境污染具有同构关系,从否定性维度揭示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在非人类与后人类转向中,非人类的权利得到关注,人类身体的自主性被瓦解,技术物和动物冲击与颠覆了人类与非人类的等级秩序,导向一种多元的、差异化的身体观。身体概念的演变并非此消彼长的线性发展,而是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块茎式生成,形成意涵丰富的话语矩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力图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其中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送法下乡”,建立基层司法机构,培育村民法治思维,维护乡村治理秩序。近年来,“送法下乡”从“建制性嵌入”转向“专业化嵌入”,“律师下乡”成为以法治保障社会治理的关键抓手,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创新举措走上历史舞台。国家权力以“嵌入式引领”,即通过“党团工作覆盖”“制定规范指引”“营造官司市场”等方式推进组织嵌入、价值嵌入和利益嵌入,建构“律师下乡”的政治性、专业性和激励性,引领执业律师推动国家法律进入乡村,助力乡村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及依法维权,消解“闹大”认知和机会主义,转向法治思维、合法表达和规则意识,促进自治、德治与法治的有机融合,彰显了“律师下乡”制度创设的治理效能,为观察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提供了新场域。

20世纪30年代,北伐成功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据“统一国语”的政治需求,出台了一系列禁止摄制和上映方言有声电影的规定。然而,由于行政上的事实割据,导致粤语电影在华南两广地区长期存在。因而,粤语片的存废逐渐演变成华南电影界、上海电影界与国民党“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之间复杂的博弈。最终,在国民政府高层的干预下,粤语片“禁绝令”展期至1940年并成立了“中央电检会”驻粤办,后在日军全面侵华的背景下不了了之。通过制度套利理论视角,结合对三方博弈行为的史料分析,发现当时的央地矛盾是制度利差的根源,上海电影界作为新制度套利预期者占据该项博弈的心理优势,而华南电影界则成为制度套利的既得利益捍卫者。

公众反腐获得感是评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际成效的关键指标,而政务信息公开与公众反腐获得感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在借鉴社会互构论的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CSS2019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务信息公开有助于消解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对公众反腐获得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网络信息接触会加重公众对反腐工作成效的负面印象。从中介效应来看,政务信息公开有助于改善公众的社会公平感知,促进公众的制度性参与,进而提升其反腐获得感。面向未来,应进一步从公众需求角度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建立满足个体异质性需求的政务信息供给体系,合理分配反腐工作注意力,规范政治参与形式,从而持续有效地提升公众反腐获得感。

地方积极干事创业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瞩目成绩的关键,但过往监督问责机制的不健全也带来了权力滥用的高廉政风险,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在激励地方干事创业的同时,对其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监督制约成为党和国家治理的紧迫议题。“约束性放权”作为地方干事创业激励与监督问责贯通协同的分析框架,从放权激励和控权问责两个核心变量揭示了地方行为转变的内在逻辑。在放权层面,适度放松剩余权管制能激发地方创新活力;在问责层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纵向问责与横向问责的有效贯通,增强了监督效能。这种双向驱动机制既保障了地方在干事创业过程中的自主性,又对权力行使形成有效制约,从而实现廉政与效能的有机统一,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我国《律师法》明文规定律师职业应当追求社会正义,但正义的属性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备受质疑。利用身份范式为律师正义提供证成是学术界的传统做法,这在中西方分别表现为“国家主义”与“职业主义”。然而身份正义是一种“单向度的正义”,表现在伦理上的家长主义倾向、认知上的公私对立观念、实践上的反思匮乏样态,加之身份社会已然过去的事实,使得身份范式不再能够解释律师正义。契约范式将律师正义解释为一种互惠性的利他行为,律师正义是在律师职业与国家、社会的交换过程中实现的,这符合当前契约社会的现实。且契约正义代表了一种“多向度的正义”,它从各个层面皆超越了身份正义,表现为:伦理上确立了相对方的尊严;认知上转向“活私开公”;实践上重视反思与批判。考察我国律师职业的发展历程,契约范式在我国亦具有本土适应性,可以为当前的律师制度改革提供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