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与迅猛发展,给全球经济、社会及文化结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数字殖民”问题的深入探讨。以往的“数字殖民”研究聚焦于技术控制和经济支配等维度,亟需新的理论视角以形成全面和深入的多维分析框架。在后殖民理论视角下,“数字殖民”与后殖民主义在经济剥削、文化异化及“他者”建构方面有同构性,是新型全球文化与经济控制范式。后殖民理论为解读“数字殖民”提供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凸显本土文化价值,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辨识与反思边缘化声音提供理论工具。多维度研究进路有助于理解数字殖民本质,推动全球信息技术公平均衡发展,构建开放、包容、多元的数字文明生态。

生态话语分析作为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在兴起过程中逐渐为聚焦生态问题的话语研究所采纳。生态话语分析研究路径关涉三个环节及做法:一是在宏观层面,明确用以判断话语生态性的生态哲学观;二是在中观及微观层面,开展话语分析,揭示话语的生态性;三是针对具体实践,提出生态建议,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指导人们的生态行为。基于研究现状,为更好地推动生态话语分析服务于生态文明教育及建设,学界在宏观层面需加强对指导思想的阐释以及对相关准则的探讨,在中观及微观层面需加强跨学科研究方式方法及语言学理论手段的借鉴与综合应用,在具体实践中需重视生态建议的有效性及可操作性。

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进一步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规律是当前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运用200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要素市场化水平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来看,要素市场化促进了创新发展,但对协调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主要是对产业结构协调和城乡协调具有抑制作用;空间上,东部、中部和东北部的要素市场化水平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是促进了创新发展,东部的要素市场化水平抑制了协调发展;水平上,要素市场化水平存在门槛效应,越过门槛值后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但不利于协调发展。要素市场化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和环境问题提供物质基础,但对城乡协调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被直接的抑制作用抵消,对绿色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被直接的抑制作用“遮掩”,要素市场化水平抑制了省际间的共享水平。研究结论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市场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制研究,进一步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推进市场化建设并助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标榜的现代社会超越了之前无数个时代,既成就了现代进步,也造就了现代人的梦魇。冲突与撕裂不断加剧的社会催生出了青少年新型自杀方式——数字自杀。“蓝鲸挑战”是数字自杀游戏的代表,该游戏以心理技术为基础,设计了一系列“心理诱捕”机制。蓝鲸游戏借助系统脱敏技术提高青少年对自我伤害的恐惧阈值,通过自我伤害练习提高青少年的疼痛阈值,借助认知重塑赋予死亡以崇拜意涵,利用奖励和威胁劫持将青少年囚禁于虚拟囚笼并完成自杀任务。青少年自杀问题的实质,是现代社会冲突引发的家庭矛盾和人际困境在青少年个体身上难以自洽,青少年个体难以协调“自我体验”与“外在经验”的冲突,衍生出低自尊、低价值感和生命无意义感。因此,对于网络自杀游戏的反制,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参与。

宋代美学研究正在三大范式基础上转型。宋代美学转型有三大动因:由五代到两宋变动着的多元中华圈,宋代新生的都市大众文化,宋代出现的新型士人群体。宋代美学以士人为主体,士人美学有三大方面特别耀眼:在都市的士大夫群体中产生了士人庭院之高雅艺术体系;士人中的重文群体,在与朝廷画院的互动中,产生了文人画的艺术哲学;士人中未能获得科举功名的群体,在流向社会各阶层的过程中,一部分进入并发展了都市表演美学体系。若用陈寅恪的宋代文化“造极”观看宋代美学的转型,宋词作为造极的核心,具有影响宋代美学研究转型的带动作用。

人工智能在提升史学研究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但目前仍面临专业性不足、可靠性差、可信度低,以及可解释性和可追溯性不足等问题。在全源文献、可计算性、定本全文和辨考回溯等新主张的指导下,构建一个“智慧史学”的数字基础设施显得尤为必要。“智慧史学”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实现“文献目录-数字对象-定本全文-知识库-知识关联”全证据链条的正逆双向追溯,可显著改善当下人工智能介入史学研究的前述问题,也将改变“史学工作者首先应成为一名擅长文献搜集和分类整理的文献工作者,然后才能成为驾驭文献的学者”的传统范式。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史料整理”和“史学研究”将各自朝专门化方向发展,两者之间似有一层既相互可见又不必穿透到对方领域的“透明膜”边界,共同推动史学研究的进步。

国际中文教育的本质是为世界各国搭建起通往中国,促进文化传播交流互鉴的“中文”桥梁。为确保国际中文教育稳步、健康、高效、优质地发展,需要从多方面去努力,但应该先抓好五个“必须”:必须明晰国际中文教育的职责与使命,必须重视国际中文教育汉语书面语教学,必须推动本土中文教师承担境外国际中文教育的主要教学任务,必须实施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逐步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中文+职业”教学模式。这五大“必须”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精神:国际中文教育必须以学术研究为引领,研究先行,同时要有国际意识、世界眼光和服务意识。

辛爽导演的《漫长的季节》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老工业基地的变革为背景,通过一桩悬案将转型期不同群体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电视剧所表达的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的社会意涵,在“个体化”理论和“现代悲剧”概念的观照下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呈现。结合“转型与断裂”学说可以看到,《漫长的季节》通过悬疑叙事的形式,揭示了中国式“个体化”进程中“父一代”的双重“脱嵌”现象:一方面是个体与单位制的分离;另一方面是缺乏相应社会支持系统的重新嵌入。这一独特的“个体化”进程导致了“父一代”身份认同的断裂与精神创伤的危机,并在剧中通过“子一代”的死亡和复仇的叙事浮出水面。而“子一代”通过悬疑的叙事策略对自身成长体验进行回溯,无意中触及了时代转型期的隐秘之处,不自觉地展现了这一代人“无个体主义的个体化”进程。

语言规划学是以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为目标,研究语言调控和优化的学科;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使用者、语言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语言规划以语言生态为依据,语言生态又深受语言规划的影响。然而,受限于文献梳理的系统性,当前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尚不充分。对20世纪50~60年代至今的文献进行整合式述评,可统观语言规划学和生态语言学的渊源、融合和发展。二者的渊源发端于挪威裔美国语言学家Einar Haugen:在他20世纪50~60年代的语言规划研究中初现生态构想,其生态语言学研究又以语言规划为落脚点。自80年代中期,语言规划学出现生态转向,生态语言学隐喻范式的出现标志着语言规划学和生态语言学的融合。90年代至今,语言规划学话语转向和生态语言学非隐喻范式的兴起象征着二者交互发展的新动向,其发展成果还将继续涌现于语言生态评估和规划、语言资源档案、政策话语微观分析等多方面。

沉默是一种中间状态和日常经验,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沉默的中间状态具体表现为庸庸碌碌、平均状态的“常人”世界,呈现这一状态的真正主体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中间状态是一种集体默契和关系取向,它由众多个体合作形成,是一种“合谋”行为,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协同的而非孤立的、协商的而非指令的、协约的而非专制的关系。作为中间状态的沉默是可以转化的,“合谋的沉默”既赋予群体一定的稳定性和安全感,也暗含了打破沉默的可能性。

关于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更多的学者认为鲁迅对待传统文化呈现二重态度。然而,学界关于鲁迅对待传统文化二重态度的分析,多集中在鲁迅后期而相对忽视了对其早期阶段的剖析。其实,鲁迅在绍兴成长期间,由于其在家庭与私塾中阅读文化典籍和其他各类作品的二重体验,浸染于传统文化的周围人对鲁迅予以的不同影响以及家庭变故之后鲁迅对传统文化负面性的认知,加上绍兴民俗给予鲁迅的二元化体悟,使鲁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逐渐呈现出二重性的特点。

城市社会韧性是城市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关键设施的韧性相比,社会韧性的形成需要更为复杂的跨边界活动。以合作共治为导向的社会治理变革试图从总体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升社会化解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城市社会的韧性治理需要适应风险弥散的特征,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之间、线上和线下之间开展边界连接和联合行动以提升社会韧性。边界沟通、边界组织和边界对象有效地弥合了行动主体间的差异点。多元主体借助数字技术构建常态合作伙伴关系,在突发任务的激活下产生多重自主响应网络,满足应对多类型社会风险的需求,资源共享和共同行动提升了城市应对社会风险的韧性。边界视角的分析细化了社会韧性的形成过程,并为城市韧性治理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工具集。

当前,纪检监察机关面临着案件数量骤增、办案要求高质等诸多挑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纪检监察是其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纪检监察的案件全景化管理、追踪案件线索、提升预防效能和智能分析类案处置信息等领域彰显作用。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法律风险亟待解决,具体包括:因信息数据短缺与算法技术缺陷而影响结果的客观性,因办案人员对技术依赖而侵蚀监察权独立性,因算法技术决策偏差而挑战传统纪检监察归责机制。鉴于此,应从推动数据资源的集中统一、提升算法安全性和透明性、构建“人机耦合”的合理分工机制、提高纪检监察机关自身技术水平、明确人机责任的边界与分配等方面作为规避上述法律风险的进路。

宋代美学研究在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居于关键位置。宋代美学研究长期以来以艺术美为核心,但近十余年来,正逐渐突破这一研究格局,走向更加符合中国美学原貌的多元关联型研究模式。宋代美学研究的变化既体现在原有结构中艺术美学研究的扩充,也体现在宋代特色的关联型美学的提出,如士人美学、生活美学。从数据来看,在过去十余年中,由以艺术为中心到向生活转向,与文化各面相关联的宋代美学正在建立之中,“岁时节庆”与“伎艺表演”是其中两项重要的新研究议题。从对现有研究的分析来看,岁时节庆美学要在文化、文献、文学研究基础上,发展出立体和系统的美学研究;伎艺表演美学有待于完善戏曲、杂技、话本小说的艺术部门研究,还原和呈现出宋代伎艺表演的总体面貌和美学特色。宋代美学研究的转型是中国美学整体研究转型的一部分,多元关联型的研究模式将呈现出中国美学的自身特色与丰富面貌。

米歇尔·福柯与阿格妮丝·赫勒同为20世纪下半叶重要的哲学家,前者曾对后者的理论转型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具体呈现于生命政治与伦理美学两大问题维度。福柯后期思想有着明显的伦理转向,他将自我关怀列入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处方中,并创造性地引入了“生存美学”这一概念,据此生成了一种带有美学形态的自我伦理学。赫勒将生命政治与伦理问题关联思考,尤其重视福柯的自我关怀理论。她提出了一种注重个体自主选择的个性伦理学,强调情感操持这一主体对自身的感性实践,指认美是伦理的固有内容而非装饰。从福柯的生存美学到赫勒的个性-伦理美学,二者皆将目光聚焦在伦理主体的感性生成方式上,为重建伦理主体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审美路径,也为当代伦理学与美学的双向互动提供了一种新范式的转换契机,共同推动了当代美学的伦理转向。

审美时间哲学是美学最重要的维度之一。马克思主义审美时间哲学的核心是共产主义美好生活这一审美时宜。马克思主义美学对西方美学的革命主要就是审美时宜革命。由此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把美感视为财富的形态之一,对资本主义时间制度及时间剥削作为美感财富分配不公的主要形态,进行还原、批判,并以共产主义审美生活作为时宜基点进行未来社会建构。就还原看,他们对工人阶级工作与生活的实际状况进行田野调查,从人际美学、工作美学角度进行保全,获得第一手材料。就批判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时间制度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美感财富的剥削主要是时间剥削。就建构看,他们根据共产主义审美时间制度,批判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的禁欲主义,尤其是从自由时间制度与审美生活的关系,刻画了美好蓝图。

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相继离世、历史活证人所剩无几的记忆危机,维系与传播幸存者记忆的任务逐渐移交至幸存者后代的手中。受制于政治局势及大屠杀创伤的“不可言说性”,幸存者对自身的创伤记忆曾长期保持缄默,这一境况伴随20世纪80年代后南京大屠杀议题地位的不断提升才有所改观。面向公众的记忆言说反过来推动了幸存者家庭内部大屠杀记忆的代际传递。以幸存者的口述与身体为主要媒介,辅以家庭以外的空间遗址及纪念装置,幸存者的创伤记忆传递甚至嵌入到其后代的记忆当中。在此背景下,幸存者的创伤记忆构成了其后代自传体记忆叙事的基石,而后代也在多重记忆叙事的共同形塑下实现着对幸存者记忆的边界延展与再语境化。

在宋代,士人是茶文化的主体,“士人茶”的审美风貌也就成为茶美学的最佳表征。“士人茶”的品赏环境主要有酒席宴会、庭院堂阁、皇家宫廷、山林僧舍四类,其审美特点分别是欢艳、闲雅、精贵、清趣。“士人茶”的品赏技艺有坚守简朴、古意盎然的煎茶,追求精致、色香味绝妙的点茶,以及看重竞胜和表演之美的斗茶、分茶。其中,煎茶重“俭”,点茶重“雅”,斗茶、分茶重“玩”,共同构成了“士人茶”的品赏理念。宋代士人受到朝廷和市民审美趣味的双重影响,也就将朝廷的精雅之美和市民的俗乐之美都融入传统廉俭思想中,共同塑造了“士人茶”多元而独特的审美风貌。

21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旧二元对立模式不断被消解,以旧体诗词为代表的现当代旧体文学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许多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尝试将旧体文学整体性地纳入文学史叙述。由于史料学是史学的基础,所以要编写中国现当代旧体文学史,就必须以建立中国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学为前提。已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主要是新文学史料学,只有建立比较完备的旧体文学史料学,新旧合璧,才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名副其实。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大致上可划分为以作家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史料;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史料;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传播与接受史料。只有正视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工作,才能推进现当代文学研究由新文学本位向新、旧文学双重本位转变。在综合运用古典文献学方法进行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研究方面,目前编纂学和注释学的应用成效比较显著,而对目录学、版本学、考证学、辑佚学、辨伪学等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很大的学术空间,可以产生诸多学术增长点。只有坚持并发扬中国传统的朴学精神,在史料工作上走社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才能把方兴未艾的中国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学推向新的学术高度。

数字时代的公共生活并非仅能以“公开讨论”的方式发生,沉默在特定条件下比公开讨论更能有效承担公共生活的功能。这种以“不说”或“不说透”的方式就公共事务展开的沟通,就构成了“公共默会”。“公共默会”有我国独特的语言文化观念和社会历史形态作支撑。人们之所以能够借沉默进行沟通,在公共默会中达成共识,是因为有共同的生活世界和共享的身体经验作为意义的保障。在信息爆炸时代,公共默会以沉默和留白的方式,展现了说与不说、沉默与表达的辩证运动。它在一种反讽的张力中,让我们一窥语言和公共生活在其边界处制造的可能。

王蒙常常谈及19世纪俄国文学,但却多有隔阂和误解。究其原因,盖在于他的过于理性的考量和价值观错位,而缺乏对19世纪俄国文学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观上的理解。他的《十字架上》是在信仰层面展开的与19世纪俄国伟大作家的对话,但却反映着彼此之间精神上的隔膜和捍格。王蒙之所以会在最新的作品中认同关于19世纪俄国文学“病态”的观点,是因为,即便到了垂暮之年,他仍然是托尔斯泰们精神上的“异路人”。

“韧性城市”理念的提出和实践推动了城市灾害应对策略的演进和更新。基于“韧性”的城市灾害应对策略既承认“刚性”措施的重要性,也承认灾害的不确定性,并寻求构建动态、兼容的灾害认知模式,传统“强对抗”策略存在的诸多问题由此得到纾解。由于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对城市韧性的提升发挥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其理念也应基于“韧性”进行更新,并借助制度化手段促进其实现。应急救援力量的“韧性”建设导向体现为对鲁棒性、冗余性和易恢复性的追求。具体的制度化建设路径包括: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的规划,尤其是明确多种应急救援力量的分工机制;畅通应急救援力量之间自主性合作渠道和义务性互补机制;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的效能评估机制。

传统的经史考据方法历经千年发展,涵盖了文献学、语文学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名物考证、音韵训诂、典籍校雠等领域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累。数字人文提供的新工具,如古籍数字化、文本挖掘、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网络分析技术,能够进一步提升传统研究的效率与广度。数字人文研究的当代学科方向,同样正处于经史考据的历史延长线上。新技术并不意味着取消传统。经史考据的方法从最初的章句、辞书、目录中就蕴含着“数据化”处理的需求,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可以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迭代升级。为避免数字人文流于浮泛的“空心化”技术,有必要加深对传统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理解,使技术真正地为研究服务。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增强,人们越发希望在此日常危机中找到依靠和连续性。与不稳定经验紧密相连的“90年代”成为了中国文艺和学术界的热门主题。在传统的文学、影视之外,电子游戏也成为这一怀旧浪潮中新兴的媒介参与者。以《坏小孩》为代表的复古怀旧游戏中介了同时作为游戏化身、怀旧范式和适应机制的“儿童游荡者”,其“苦中作乐”和“改邪归正”的剧目激发了两种关于日常生活的想象力:一种试图批判性地在不确定中重新把握和定义日常生活,另一种则通过回归规范性的惯例和意识形态获得安全感。二者的辩证张力表明,随着新常态下中产阶级式的“美好生活”越发难以实现,怀旧实践回应和适应了此境况下的焦虑和不安。

中国共产党党内同级相互监督制度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由模仿俄共(布)监察委员会制度,到中央审查委员会和中央党务委员会建立而孕育出纪律检查职能,到全党范围内建立作为各级党委之下的党内监督机构,再到1955年监察委员会重建并不断强化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权力。历史发展表明,同级相互监督制度与民主集中制存在紧张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重建纪委,不断强化纪委的双重领导制度,赋予了纪委双重身份,造就了同级相互监督的两层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党内监督制度建构、纪委分级负责制、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等,在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基础上解决了同级相互监督难题,建构了一个密度更大、制约更有力的合作式权力监督制度。党内同级相互监督制度由外生到内生的发展历程,彰显了其持久的生机与活力,也展现了中国特色权力监督制度的优越性。

马克思的政治学是通过“原则政治”这一概念与党和纪律教育活动发生联系的,即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纪律教育活动秉持着马克思的政治学理论提供的两大原则:一是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解决现实的人的异化问题;二是从国家-社会关系出发,弥合国家普遍性和个体私人性的矛盾。从马克思的政治学的两大核心命题——实践与异化出发来看,党的纪律建设和纪律教育在根本上是一种指向共产主义的观念实践和政治实践,源于现代化进程中,对作为现实的人的共产党员及其构成的共产党组织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本质上意欲通过组织化克服原子化,以公共性克服私人性,最终弥合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

智慧纪检监察既是应对数字时代权力监督的需要,又是实现国家反腐败目标的有效途径。相较于数字监察,智慧纪检监察这一概念更加强调智能化的技术运用与技术所展现的人文关怀。目前,智慧纪检监察呈现出工作流程型、预警分析型和辅助办案型的实践样态,其本质在于构建一体化、精准化、要素化和全息化的纪检监察体系。然而,智慧纪检监察也在制度维度呈现为技术与制度的关系失衡、权力维度呈现为监察权力扩张效应、程序维度呈现为对监察程序的解构、技术维度呈现为算法技术的封闭性难题。在未来,智慧纪检监察应明确技术赋能推动纪检监察体制机制革新和“技术驱动+法治引领”的逻辑理路,并以智慧与法治的双重发展面向进行体系构建:在制度层面健全智慧纪检监察规范体系,在权力层面重塑智慧纪检监察权力与权利之间关系,在程序方面控制技术运用程序,在算法层面推动算法技术的回应性与责任性。

人工智能算法在塑造基层治理自由裁量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动化算法、预测型算法和生成式算法对基层治理裁量权的影响各异。自动化算法可能削弱自由裁量权,而预测型算法及生成式算法则可能增强基层治理的决策能力,尽管后者也出现了新挑战。算法对基层治理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它受到个体认知、组织体制和组织文化等多种因素的调节。个体认知层面,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可能会因算法偏差或认知偏差而展现出不同程度的依赖或反制行为;组织体制层面,算法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对基层治理自主性构成影响,但内部反馈和监督机制有助于维持自由裁量权;组织文化层面,控制导向文化可能限制自由裁量权,而自主导向文化则可能会增强基层治理能力。

北宋士人大多是兼具文人、学者、政治家多重身份的综合型人才。作为官员,他们大多心怀济世理想,先忧后乐,但这种理想落到现实中,往往是陷于官场争斗。因此,他们渴望在官场之外构筑一些私人空间以获得身心的宁静与自由,园林便是其中之一。首先,园林可以被视为官场名教之外的自然场所,士人在其中获得逍遥之乐。其次,园林按照写意的方式构建,处处体现了文人趣味。再次,通过对园林的建构与欣赏,士人实现了身份认同。从美学上讲,园林在士人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诗文创作、书画欣赏等文化活动不仅展现了士人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也成为其社会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园林是士人构建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工具,士人通过营造和体验这些私人空间,塑造并传播一种精英文化,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引领审美潮流。

中国的现代性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紧密相关,摄影因其内在的时间性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拓展视觉疆域、融入世界“先进”文化体系的媒介。20世纪初,上海一群业余摄影家发起了一场中国新视觉运动,中国摄影的现代主义开始萌芽。他们表现出明显的科学意识,对摄影古典时期“全盘画化”的标准提出质疑,转向摄影的媒介本体探索。现代主义摄影在跨国旅行中产生了本土化变异,成为个人主体性追求与救亡图存家国叙事的连结点,构建了人们关于民族国家竞争和现代都市生活的文化想象。

与建立在传统法治理论基础上的法规范形式及部门立法权不同,监察法规制定权受到了党政体制的深刻塑造。党政体制下的合署办公体制、请示报告机制与高位推动机制形塑了监察法规制定权的“法政二元属性”,并将监察法规塑造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中的制度性存在、承担政党建设职能的兼容性制度规则、反腐败领域内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核心连结。从塑造逻辑来看,党政体制对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塑造可以分为三重逻辑,即以请示报告机制为领导方式的过程性塑造,以高位推动机制为作用方式的理念性塑造,以合署办公体制为组织基础的组织性塑造,实现了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的统一。党政体制对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塑造相应带来了多方面的制度困境,主要体现为监察法规制定权运行依据的复合性及其权限困境,运行过程的封闭性及其程序困境,运行主体的合署性及其效力困境,运行目标的特定性及其监督困境。化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党政体制,坚持党的领导,围绕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制定权限、运行程序、效力位阶、监督体系进行优化,从而彰显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建构的“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文学界的抗战史研究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传统的革命史及政治史领域转向对军事史和社会史及中美基层关系史等主题的细致考察。同时,全球英文学界抗战史的研究也得益于各地英文史料的发掘与整理。除了抗战军事史与重审中美关系史, 21世纪初以来英文学界抗战史研究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关于难民、苦难、妇女、儿童、战时医疗等抗战社会史及日常生活史方面的相关研究。此外,以“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为代表的数据库近年来整理了大量稀见的抗战英文报刊与英文档案,为抗战史研究打下了资料基础。

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纪律建设对于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加强党纪教育和从严推进执纪监督,对党的纪律建设成效产生了正向影响。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纪律建设要始终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一体推进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形成党的纪律建设的完整闭环,以持续增强其实效性。

长期以来,对以电影、电视和数字档案为代表的现代视觉媒体技术的研究经常陷入以人类的媒介感知与时间体验为中心的线性史观陷阱:视觉技术的发展史常被视作连续且同质的进步史。20世纪末进入活跃状态的档案学话语与逐渐日常化的档案实践,使视觉媒介技术不再作为文本与符号的被动承载空间而具备了自身的生成性,并为视觉研究提供了去人类中心化的物质性视角。以档案为信仰的媒体考古学者,一方面以档案理论为方法,强调了三种现代视觉媒体技术之间的断裂性、偶然性和由于人类感官滞后造成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则以视觉档案为视角,指出在从模拟、电子到数字化的技术背景下传统档案理论与存储空间的解体与重置。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索了从人的本质到审美解放的路径。这一审美政治的解放维度在当代哲学家、美学家雅克·朗西埃的思想中引起了强烈回响。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生命,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全部人的生命力量的对象化活动,这一活动是生命的自由和快乐。从感性解放的角度看,共产主义的实现即人的自由生命活动的全面解放,也是一种审美解放。不同于马克思的是,朗西埃把异化劳动对工人的感性剥夺扩展为社会对“无分之分”的感性分配的不平等,也把马克思的类本质的生命解放具体化为社会等级中被压抑者的审美解放。从朗西埃对马克思早期的感性与审美解放的继承与发展来看,朗西埃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读者把马克思的审美政治的解放维度时代化和具体化了。

莫言小说揭示胶东半岛农民自抗德斗争以来百余年间应对现代性冲击的复杂态度,从乡土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寻找而且获得“民间音乐”的真谛,在文学的现代性与本土化之间取得积极的创造性成果;以丰盈而陌生化的感觉描写、创造中国式的新感觉小说,抗争禁欲主义对人性的戕害,也抗拒资本主义工具化造成的人性异化,救治“单向度的人”;在现代性之风云跌宕中倾诉农民的苦难哀伤和乡村的衰亡,更着力塑造乡村中的“狠人”形象,为农民的英雄主义奏出最后的绝唱。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普通乡民广泛参与地方社区公共事务,“公众”一词具有实际意义,但通常不涉及外部政治事务。晚清民初,政治变革推动了新式读书人和政治人物的觉醒,他们强调民众对国家的责任。随着民众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义,乡村民众与官府的传统游离关系受到挑战,习惯的沉默被频繁攻击。民国初年,新旧制度失衡,民众名义上拥有权利,但缺乏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渠道。然而,当个人或社区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诉求。南京政府成立后,政府加重民众负担,官民矛盾激增,民众诉求表达趋向激烈。同时,国民党与基层民众关系疏远,但其权力下渗导致地方社区政治生态动荡,传统乡民的公众参与模式经历剧烈变化。

数字时代,中国的数字新闻生产者包括社会媒体、商业媒体和个人媒体三种基本类型;社会媒体由传统媒体、政务媒体和其他社会媒体构成;三类主体并非完全封闭,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动力。因为三类主体在目标设置上存在根本性差异,所以数字新闻系统区别于其他社会系统的独特性在于“借助新闻谋事”,这与大众传播时期传统媒体所宣称的“新闻天然服务于社会”有所不同。数字新闻业的新行动者在虚实混融的界面工作,有着自己的新闻生产特征。为了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未来应该将多元主体,尤其是传统媒体以外的新行动者,作为“关键变量”引入新闻学研究,做到职业新闻与日常新闻并重,并尤为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转化机制,努力推动日常新闻的职业化。

长期被电影史忽视的戏剧舞台片《秦娘美》是孙瑜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电影《秦娘美》由同名黔剧改编而来,黔剧《秦娘美》脱胎于侗族民间口头文学“珠郎娘美”。电影则对“珠郎娘美”中女主人公改嫁生子等后半生的故事情节进行了省略,表征了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以及导演的浪漫精神与民间的审美风尚相互涵濡、彼此嵌合的状况。《秦娘美》的“跨媒介实践”体现了导演力图打通诗、乐、舞、戏与电影界限的艺术理想,表现出孙瑜对“诗意的民族风格”的持续探讨,对“世外桃源”、民间精神及乡土母性的执着追寻。其收获与缺憾,折射出孙瑜后期艺术追求与“十七年”电影情感结构的张力。

新质生产力为防范化解去工业化经济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二者在底层逻辑、驱动引擎、内在要求、实践底线和关键推手五个维度上表现为内在逻辑的高度一致性。它们都以人本内蕴为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以制造业比重稳定为发展目标,以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为发展原则,以产业迭代为发展路径。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力来防范化解产品风险;通过加快制造业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和创造企业家才能来培养机会以防范化解要素风险;通过创造“结构红利”及缩小收入差距来防范化解市场风险;通过提高工业品生产能力与竞争能力来防范化解外汇风险。发展新质生产力可形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优质资本、“四懂”型战略企业家才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实现制造强国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