ＡＩＧＣ时代，在人工智能奇点到来之前，人机关系更为复杂，人机矛盾比其发 展的其他任何阶段都更为突出。人工智能技术既给社会带来了福利与生机，同时也引发 了价值重组的危机。如何准确把握人机关系之间的模糊地带，是将“危机”转化为“生机” 的重要课题。从机体哲学的视角出发，人机关系是生命机体、社会机体、精神机体和人工 机体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塑造、相互制约的关系，四种机体关系在不断协调、不断发展的 过程中寻求稳定、适宜、恰当的协同关系。在此基础上，借用ＷＳＲ（物理—事理—人理）方 法论探索人机同构与生机转化的通路，为构建ＡＩＧＣ时代的人机同构、探索人与技术之间 的和谐统一提供新的思维视角与逻辑路径。

１９世纪作者定向的浪漫主义诠释学和２０世纪解释定向的本体论诠释学关 注意义和真理而不重视文本分析，２０世纪的文本理论重视文本分析而拒绝意义阐释，保 罗·利科认为以往的解释理论倾向构成了诠释学的“僵局”。利科批判性地综合诠释学 与文本理论的洞见，认为文本的自律性与文本的指称性有机构成了文本的世界，提出走 向一种文本的诠释学，这是利科诠释学重新定向的重要贡献。但利科提出的返回文本世 界并对文本意义进行重构的观点，实际上未能充分探讨他所谓的诠释学自我占有的重新 语境化的复杂性，限制了解释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封闭了文本诠释学应有的更 大更丰富的可能性空间。利科文本诠释学对于今天中国文学诠释学的研究具有借鉴意 义，其存在的问题也需要我们做出学理性的探讨。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风险 的媒介化治理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 入强劲动力。媒介化治理的对象是治理难度阶梯递进的风险挑战；治理主体是以媒介为 中枢的多治理主体网络；治理工具是由媒介可供性主导的软性治理手段；治理方式则是可在层级化与网络化之间灵活调节的连续统；治理过程遵循风险生命周期和价值链的逻 辑；治理效能则主要从信息传通与主体连接两个侧面进行衡量。这些媒介化治理要素之 间的互动，形成了媒介化治理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为推进媒介化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 了基础纲目和知识概览。

在全球环境面临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 在生态美学、生态批评学与艺术学理论深入协作的基础上，建构生态艺术学的工作已起 步。生态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创作、欣赏、批评、策展及理论等环节在内的当代生态 艺术活动。建构生态艺术学理论体系，须明确生态艺术学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及生 态批评学的联系与区别，并筛选完善生态艺术基础文献数据库。就建构与研究的原则而 言，生态艺术学要回归艺术学理论学科、回归中国当代艺术史、回归生态艺术作品、回归 艺术实践主体、回归审美接受群体、回归本土艺术话语与中国当代社会时代特征，还要兼 顾对生态美育与生态公民塑造的观察与思考。由此，学界应严谨界定生态艺术的内涵外 延及生态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由内而外、内外兼修地建构生态艺术学的体系 框架。

人类世概念提出的积极意义在于向人们阐明气候变化已经成为逼近眼前的 现实。气候小说作为对人类世时代气候变化事件的文学回应，正在逐渐成长为一种独立 的文学类型。敌托邦是作家进行气候小说创作的常用模式。许多描写气候变化的敌托 邦作品验证了汤姆·莫伊兰对“批判的敌托邦”的理解，为当代气候小说构建了重要的理 想类型学框架。保罗·巴奇加卢皮的气候小说体现了“批判的敌托邦”的典型特征。“批 判的敌托邦”通过营构敌托邦未来世界，生动展示了气候危机对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 改变，加剧了资本和权力对下层人民的操控，进而引发了更为严峻的生态、社会和经济问 题。同时，它采用了开放的形式策略，激发多元的对立抵抗，引导读者思考在一个已经变 化了的世界中乌托邦希望的可能性。

当下元宇宙态势所推动的大脑的科技化和世界的数字化进程，将带来人类 身心与审美经验的无限延伸。不过，除了技术的力量外，元宇宙的不断临近也有其文化 心理的铺垫。其中，人类借助数字网络不断延伸的意识流动与柏格森的绵延理念有相通 之处，即在时间化的世界中，在人脑的数字化切换与世界的数字化形态一体不分之际，人 和世界的边界将不易区分，人类沉浸于其中的复合世界，将体现为大生命的相遇———世 界就是生命。同时，元宇宙作为驱动人和宇宙万物融合共生的引力场，将推动人类重绘 全球空间，其中与之关联性最密切的是将地球看作一个“活着”的机体的盖娅理念。作为 天体研究的副产品，盖娅假说与元宇宙一样，不仅彰显全人类之间、人类与地球之间日益 提升的整体关联度，而且强化了人类向环境延伸自我的生命认知。从盖娅到元宇宙，从 生态关联到数字关联，绵延作为衔接二者的哲学根基，将共同推进后人类大生命哲学观 的建构。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当代中国舞蹈界创作产生了多部关怀生态 危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作品。生态文明与当代中国舞蹈的结合，逐渐形成了“生 态舞蹈”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舞蹈艺术的新现象，但尚未得 到明确的界定与充分的理论阐释。作为日益崛起的生态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舞 蹈”应被置于生态艺术学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定义为“创作者在主观上有意识地关怀生态 危机和人类文明前景、借助舞蹈来表达生态意识和思想观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艺术”，与“自然舞蹈”“原生态舞蹈”和“舞蹈生态”等概念存在显著的区别。此外，还存 在一些未在主观上有意识地关怀生态危机、表达生态思想，却潜在地启发人们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舞蹈。前者可视为“显性的生态舞蹈”，后者可视为“隐性的生态舞蹈”；前者是 生态舞蹈的主体，后者则是其拓展或有益补充形式。

尼尔·斯蒂芬森科幻小说《雪崩》的主题是为巴别／信息启示录事件作辩护。 巴别／信息启示录事件就是上帝变乱人类语言。数字时代的人文危机表现在本体论、认 识论和语言学三个方面，前两个方面可以归结为最后一个方面。今天，人类一方面通过 理想（人工）语言尤其是数学语言支配科学，另一方面则追求日常（自然）语言统一。数字 时代加速了人类语言统一的进程，重建巴别塔已成定势。捍卫人文知识的关键在于捍卫 日常语言。捍卫语言的多样性，就是捍卫思想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这就是所谓巴 别／信息启示录事件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当前关于我国企业合规管理政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策的梳理以及特点 的提炼，在政策的演进逻辑上缺乏有力阐述。从间断均衡的理论视域分析，我国企业合 规管理政策历经四个均衡期和三个间断期，政策图景历经“公有制建设—重建市场经 济—行业合规—全面合规”的转变，政策场域由中央政府向多元参与转变，呈现出非线性 变革的演变特征。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注意力、地方政府响应策略、焦点事件和社会力 量是影响政策变迁的主要因素，也使得我国企业合规管理政策面临高度依赖中央政府注 意力推动、地方政府选择性应对和社会力量参与有限等问题。我国企业合规管理政策要 进一步完善发展，应该凝聚央地政府共识，大力推动政策图景从监督问责转变为赋能发 展，重视市场主体在政策变革中的声音。

沉默是一种中间状态和日常经验,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沉默的中间状态具体表现为庸庸碌碌、平均状态的“常人”世界,呈现这一状态的真正主体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中间状态是一种集体默契和关系取向,它由众多个体合作形成,是一种“合谋”行为,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协同的而非孤立的、协商的而非指令的、协约的而非专制的关系。作为中间状态的沉默是可以转化的,“合谋的沉默”既赋予群体一定的稳定性和安全感,也暗含了打破沉默的可能性。

主持人语:近年来，随着人体克隆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数字孪生、“数字纪念”的产 品和活动在日常生活中越发普遍，人类与各种形式的自我复制体之间的伦理关系成为热 门话题，大量“复制人”题材的科幻电影随之涌现，将“本体人”与“复制人”的角色冲突深 化为人类中心主义危机和主体性存在焦虑的主题，契合了当前“后人类”伦理困境与人文 之思。 本次笔谈的四篇文章从不同视角讨论了上述主题。李蕊的《“后人类”语境下克隆人 题材电影的影像特征》从“复制人”（克隆人）角色造型、空间场景、隐喻性画面等角度对 该题材电影的影像特征进行了专业分析，提出“唯美”或“破败”的影像风格反映出不同影 片创作者对“本体人”与“复制人”伦理的差异认知；袁园的《科幻电影中的复制人类型与 后人类伦理》对于机械化、克隆、赛博格、虚拟数字化等“复制人”类型做了电影史梳理，并 归纳出四种伦理焦虑；赵斌的《朝向死亡的悲悼———从〈天鹅挽歌〉中的“复制”情境谈 起》和韩贵东的《以爱之名的“至暗时刻”———科幻电影中“复制人”的自由伦理问题追 索》，从“见证死亡”和“自由”两个角度指出“身体、情感和记忆”是人类维系尊严的最后 堡垒，也是与“复制人”进行和解的途径。这四篇文章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当 下，从本体人、复制人的角度聚焦（科幻）电影历久弥新的伦理话题，积极参与到当前“何 以为人”的哲学讨论中，也力图为电影艺术及文化研究探索新的理论话语。

媒介化技术的日臻成熟从技术层面加快了舆情风险的议程设置，使得重大 突发性公共事件呈高发态势。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往往会作为一个“未完结”的事件，仍 旧具备生成二次风险的可能性。在话语叙事与情绪框架的路径依赖下，“事件”群体的认 知失衡与话语断裂使得风险具有被二次制造、放大、泛化与次生的可能。因此，在媒介系 统、社会系统、风险系统高度绑定的语境下，作为“问题”的风险事件应当被置于媒介化治 理的视角下进行观照，通过找平、嵌入与耦合，树立情感与共识的系统合理信念，以此消 解被再次建构的风险。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化治理理念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处理重 大突发事件时。尽管这一领域已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并被付诸实践，但关于媒介化治理 的理论脉络、其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具体实施路径仍需进一步系统化梳理。在应对 风险过程中，媒介化治理包括三个层面：对媒介风险的治理、对社会风险的治理和对整体 风险的治理。媒介化治理在柔性治理、公众参与、风险预判和智能化策略方面对国家治 理现代化具有积极影响。为了提高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媒介化治理效果，需要建立健全治 理体系，创新治理方法，并实现与治理内容的精准对接。

解构作为“行动”，本质上是一种有力的阅读书写行为，同时表现出对文本阐 释的绝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作者意图的反叛冲动。解构的行动效应，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 代英语世界鲁迅批评的“解构范式”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一，在理论立场上，通过质疑鲁迅 的写作意图以挑战或消解文学的革命与启蒙意义；其二，在文本阐释上，对“鲁迅／叙述 者”的阶级位置进行严厉的审视，甚至有意“制造”鲁迅与民众之间的阶级距离，从而揭示 鲁迅笔下启蒙者的自我怀疑、否定以及行动上的“无能”。我们需要反思英语世界鲁迅批 评的伦理失范问题，避免一种预设的、二元对立的批评立场，而应以切合中国语境的、对 话的、整体性的立场重审鲁迅的写作，在肯定启蒙价值的基础上为鲁迅阐释重新安置一 个稳定可靠的批评视角。

宋代美学研究正在三大范式基础上转型。宋代美学转型有三大动因:由五代到两宋变动着的多元中华圈,宋代新生的都市大众文化,宋代出现的新型士人群体。宋代美学以士人为主体,士人美学有三大方面特别耀眼:在都市的士大夫群体中产生了士人庭院之高雅艺术体系;士人中的重文群体,在与朝廷画院的互动中,产生了文人画的艺术哲学;士人中未能获得科举功名的群体,在流向社会各阶层的过程中,一部分进入并发展了都市表演美学体系。若用陈寅恪的宋代文化“造极”观看宋代美学的转型,宋词作为造极的核心,具有影响宋代美学研究转型的带动作用。

近年来，中国内地的媒介女性话语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价值症候，即对于精英 女性的过度追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底层女性的习惯性无视，乃至恶意曲解。这种症 候的思想根源在于媒介对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认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女性主 义性别维度的简单放大和对于阶级维度的过度疏离。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认同新自 由主义全球化规则的前提下，试图打造凭借个人奋斗就能实现女性独立的幻景，其结果 只能是导致少数女性获益与大多数女性受损。对此，我们的解决方案是重新找回阶级性 的女性主义视野。

宋代美学研究在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居于关键位置。宋代美学研究长期以来以艺术美为核心,但近十余年来,正逐渐突破这一研究格局,走向更加符合中国美学原貌的多元关联型研究模式。宋代美学研究的变化既体现在原有结构中艺术美学研究的扩充,也体现在宋代特色的关联型美学的提出,如士人美学、生活美学。从数据来看,在过去十余年中,由以艺术为中心到向生活转向,与文化各面相关联的宋代美学正在建立之中,“岁时节庆”与“伎艺表演”是其中两项重要的新研究议题。从对现有研究的分析来看,岁时节庆美学要在文化、文献、文学研究基础上,发展出立体和系统的美学研究;伎艺表演美学有待于完善戏曲、杂技、话本小说的艺术部门研究,还原和呈现出宋代伎艺表演的总体面貌和美学特色。宋代美学研究的转型是中国美学整体研究转型的一部分,多元关联型的研究模式将呈现出中国美学的自身特色与丰富面貌。

不法商人（围猎者）通过“情感联结”的围猎方式与腐败官员（被围猎者）分 别建立情感－契约型、情感－支配型政商腐败关系，又通过“威逼利诱”的围猎方式与腐 败官员分别建立工具－契约型、工具－支配型政商腐败关系。在这四类关系中，不法商 人的围猎手段、双方的互动模式以及维系腐败关系的核心要素都有所不同。毕竟，在关 系行为的外在形式与根本性质层面、在关系双方权力差异层面以及关系互动的权力变迁 方面，政商腐败关系均呈现出非对称性本质属性。这揭示了政商腐败的互动性、结构性， 为有效治理腐败问题提供微观研究基础和启发。

失独扶助政策的目标包括维持基本生存、增进民生福祉、构建管理制度、营 造舆论环境与促进社会融入五大目标。失独群体的个体性与结构性困境有不同层次的 政策需求，政府部门需要灵活使用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发挥社会政策的工具性效应，从 而实现个体需求、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基于全国２２个省级行政区失独扶 助政策文本量化分析表明：政策需求维度中以满足生理和安全需求为主，爱与归属、尊重 和自我实现需求欠缺；政策目标维度中以维持基本生存和增进民生福祉的目标为主，构 建管理制度、营造舆论环境和促进社会融入等目标欠缺；政策工具维度中以命令型工具 为主，激励型和系统变革工具为辅，劝告型和能力建设工具欠缺；从政策区域异质性来 看，相较于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中部地区政策文本结构在政策需求、政策目标与政策 工具维度最为全面、多元与完善。未来政府应优化扶助政策的政策需求与政策目标，调 整政策工具供给，促进政策公平性。

以柏拉图为前驱的西方哲学／诗学传统开创了一种基于认识者视域的知识 论哲学／诗学范型。这种思想范型的语言论基础，即“模仿论”所体现的思维混乱与指称 错位。艺术“模仿”并非镜像式的映射，而是创制性的行动。“模仿论”的误识，对存在的 行动属性以及文学的创制属性构成了遮蔽。行动意味着“关系”的持续建构－重构，意味 着“关系”的持续发生。由于“关系”笼罩了一切，行动就必然体现为一元性的过程和双重 性的环节。行动是一元性与双重性的纠结，是语言和时间的交织。在文学行动中，世界 呈现为一个差异错置的互文性体系，主体被形塑为一种“关系千万重”的多重主体，历史 被创构为一种典范秩序／失序的层垒叠加史。所有这一切，都为一种新的哲学／诗学范型 或文明论想象提供了线索与可能。

关于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更多的学者认为鲁迅对待传统文化呈现二重态度。然而,学界关于鲁迅对待传统文化二重态度的分析,多集中在鲁迅后期而相对忽视了对其早期阶段的剖析。其实,鲁迅在绍兴成长期间,由于其在家庭与私塾中阅读文化典籍和其他各类作品的二重体验,浸染于传统文化的周围人对鲁迅予以的不同影响以及家庭变故之后鲁迅对传统文化负面性的认知,加上绍兴民俗给予鲁迅的二元化体悟,使鲁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逐渐呈现出二重性的特点。

王蒙常常谈及19世纪俄国文学,但却多有隔阂和误解。究其原因,盖在于他的过于理性的考量和价值观错位,而缺乏对19世纪俄国文学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观上的理解。他的《十字架上》是在信仰层面展开的与19世纪俄国伟大作家的对话,但却反映着彼此之间精神上的隔膜和捍格。王蒙之所以会在最新的作品中认同关于19世纪俄国文学“病态”的观点,是因为,即便到了垂暮之年,他仍然是托尔斯泰们精神上的“异路人”。

文本解读是人文学科的基本方法，文学阐释的很大一部分是对文学文本的 阐释。“积极的阐释”与“消极的阐释”是文学阐释的两种理论姿态。“积极的阐释”频繁 出场不仅是由于现代阐释学的转向，而且与理论的推动存在密切关系。文学之所以成为 “积极的阐释”最为活跃的一个区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阐释的理性语言与感性体验不对 称。“积极的阐释”放弃文本的有机整体观念，并时常跨越审美愉悦的羁绊而另行制造各 种新的话题。“历史语境”既是阐释发生变化的依据，也是阐释稳定持续的依据。多数 “积极的阐释”作为失败的思想实验而沉没，而少数“积极的阐释”则可能充当某种文化革 命的先声。

在青年群体陷入养老焦虑的社会背景下，社交媒体在网络空间打破了城市 青年群体体制内外的身份区隔，“焦虑的一代”成为他们共同的身份标签，并在与其他社 会群体的对立中加强了认同。对于青年群体而言，社交媒体成为其养老风险感知的催化 剂和按摩器。对社交媒体的信任调节了平等主义价值观对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青年群 体一方面相信社交媒体上关于养老问题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对政府有能力解决问题充满 了信任，但是归责集中到了专家系统。在阶层、城乡、贫富、性别等议题构成了新的风险 主题的社会，对养老风险的关注是对风险主题的拓展，这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风险社会 的媒介化治理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材料和理论启示。

英国作家柴纳·米耶维是当代科幻“新怪谭”潮流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 米耶维的《鼠王》《伪伦敦》《新巴黎的最后时光》等作品中，作者或想象了伦敦的鼠族等 非人族群，或描绘了由被弃之物构成的“伪伦敦”，或展示了在巴黎获得生命的“超现实主 义艺术”中的“怪物”。由此，米耶维展现了怪诞可怖的都市面貌，展示了被隔离在人类的 认知之外却又无处不在的“怪物他者”，破除了人类对城市的绝对占有式的、否弃多面性 的观念，也迫使人们直面和承认内生的他者。同时，作品又赋予了这一多元混杂的都会 以某种合法性，给予被科学和艺术等所催化出的怪物以生命———这些不被接受的怪物， 往往与真正的“恶”进行着对抗。由此，米耶维提供了对多元都市面相的新奇审美体验， 并否弃了托尔金式的作品中逃避现实的“抚慰”意味，强调通过对“多面世界”“怪物他 者”的书写，来观照甚至改变现实，达成某种乌托邦理想。

生态话语分析作为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在兴起过程中逐渐为聚焦生态问题的话语研究所采纳。生态话语分析研究路径关涉三个环节及做法:一是在宏观层面,明确用以判断话语生态性的生态哲学观;二是在中观及微观层面,开展话语分析,揭示话语的生态性;三是针对具体实践,提出生态建议,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指导人们的生态行为。基于研究现状,为更好地推动生态话语分析服务于生态文明教育及建设,学界在宏观层面需加强对指导思想的阐释以及对相关准则的探讨,在中观及微观层面需加强跨学科研究方式方法及语言学理论手段的借鉴与综合应用,在具体实践中需重视生态建议的有效性及可操作性。

应急领导力是微观尺度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也是非常态情境 中亟待进行理论建构的重要领导力类型。应急领导力能够从情绪、时间、信息等方面满 足身处公共突发事件中的人们对确定性的需求，带给追随者在不确定性中保持发展和应 变的能力，从而减缓公共突发事件对组织带来的负面影响。新开发的应急领导力量表包 括抗逆心态、韧性思维和应急素养三个维度，实证检验显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 度，可以作为应急领导力的测量工具。

现有腐败研究着眼于研究犯罪型腐败，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非犯罪型腐败。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日常活动理论构建“非犯罪型腐败”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我国的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中，非犯罪型腐败的高发还是低发均存在多重机制，不同诱发因素之间呈 复杂互动，且存在因果不对称；非犯罪型腐败发生有五条路径：“机遇引诱型”“机遇引诱 －监察缺失型”“薪资欠恰型”“透明－动机－目标互动型”“四维互动型”；阻碍非犯罪型 腐败发生有五条路径：“被动清廉型”“监察抑制型”“透明抑制型”“透明抑制－高薪养廉 型”“监察抑制－高薪养廉型”；对于非犯罪型腐败而言，委托代理－日常活动框架中的 四个维度并不处于完全对称状态，其中目标维度的重要性要大于其他维度。

数字时代的公共生活并非仅能以“公开讨论”的方式发生,沉默在特定条件下比公开讨论更能有效承担公共生活的功能。这种以“不说”或“不说透”的方式就公共事务展开的沟通,就构成了“公共默会”。“公共默会”有我国独特的语言文化观念和社会历史形态作支撑。人们之所以能够借沉默进行沟通,在公共默会中达成共识,是因为有共同的生活世界和共享的身体经验作为意义的保障。在信息爆炸时代,公共默会以沉默和留白的方式,展现了说与不说、沉默与表达的辩证运动。它在一种反讽的张力中,让我们一窥语言和公共生活在其边界处制造的可能。

２０世纪以来，众多新型理论观念纵横驰骋于文学阐释场域之中，持续制造了 巨大的理论震荡。文化研究的崛起，不仅对文学阐释学构成了巨大的理论挑战，同时也 为其发展赢得了开阔的阐释视野和强大的思想能量。文化研究的多元阐释观念和阐释 方法同时也诱发出“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等问题。文化研究究竟是一种“强制阐释”， 抑或是对阐释的有效拓展？显然，并不能将文化研究简单等同于“强制阐释”，辩证看待 二者的关系意义重大。文化研究表明，强大的阐释能力对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的理论更 新和话语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一方面，文化研究不仅推动 了当代学界对文学阐释学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促使我们将意义问题和文 学阐释学置于更广阔的知识谱系中加以考察，进而推进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的话语体系 建设。

人工智能在提升史学研究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但目前仍面临专业性不足、可靠性差、可信度低,以及可解释性和可追溯性不足等问题。在全源文献、可计算性、定本全文和辨考回溯等新主张的指导下,构建一个“智慧史学”的数字基础设施显得尤为必要。“智慧史学”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实现“文献目录-数字对象-定本全文-知识库-知识关联”全证据链条的正逆双向追溯,可显著改善当下人工智能介入史学研究的前述问题,也将改变“史学工作者首先应成为一名擅长文献搜集和分类整理的文献工作者,然后才能成为驾驭文献的学者”的传统范式。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史料整理”和“史学研究”将各自朝专门化方向发展,两者之间似有一层既相互可见又不必穿透到对方领域的“透明膜”边界,共同推动史学研究的进步。

传统的经史考据方法历经千年发展,涵盖了文献学、语文学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名物考证、音韵训诂、典籍校雠等领域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累。数字人文提供的新工具,如古籍数字化、文本挖掘、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网络分析技术,能够进一步提升传统研究的效率与广度。数字人文研究的当代学科方向,同样正处于经史考据的历史延长线上。新技术并不意味着取消传统。经史考据的方法从最初的章句、辞书、目录中就蕴含着“数据化”处理的需求,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可以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迭代升级。为避免数字人文流于浮泛的“空心化”技术,有必要加深对传统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理解,使技术真正地为研究服务。

国际中文教育的本质是为世界各国搭建起通往中国,促进文化传播交流互鉴的“中文”桥梁。为确保国际中文教育稳步、健康、高效、优质地发展,需要从多方面去努力,但应该先抓好五个“必须”:必须明晰国际中文教育的职责与使命,必须重视国际中文教育汉语书面语教学,必须推动本土中文教师承担境外国际中文教育的主要教学任务,必须实施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逐步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中文+职业”教学模式。这五大“必须”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精神:国际中文教育必须以学术研究为引领,研究先行,同时要有国际意识、世界眼光和服务意识。

个人网络数据具有共享性和非独占性、非排他性，其生成离不开多主体的协 作，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这些特征都表明个人网络数据具有公共性。 个人网络数据的公共性既负载着特定的道德原则和理想，也要求确立一定的规范秩序， 需要从实质公共性和形式公共性两个维度来界定。“公共／私人”的关系和界线问题，尤 其是个体隐私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平衡问题，是公共性问题的关键考量要素。遵循“公－ 私”区分的阐释路径，无论是公共性的内涵界定，还是公共性的限度及其规范问题，都可 以套用权利、结构和能力三种视角来进行理解。在治理实践中，知情同意机制的个体自 决逻辑以及平台自治的市场逻辑都是将个人网络数据作为一种权利客体来对待，采用的 是私法路径，很难保障公共性的有效实现。因此，未来的数据治理和立法应该着眼于建 立一套公法和私法融合、公私衔接的协同治理体系，引入国家逻辑进行适度的控制和干 预，并且推动公共性的相关伦理和规范，考量结构化地嵌入数据代码设计等“上游环节”。 但无论数据的公共价值多么显著，数据背后的个体保护都不能被遗忘。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普通乡民广泛参与地方社区公共事务,“公众”一词具有实际意义,但通常不涉及外部政治事务。晚清民初,政治变革推动了新式读书人和政治人物的觉醒,他们强调民众对国家的责任。随着民众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义,乡村民众与官府的传统游离关系受到挑战,习惯的沉默被频繁攻击。民国初年,新旧制度失衡,民众名义上拥有权利,但缺乏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渠道。然而,当个人或社区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诉求。南京政府成立后,政府加重民众负担,官民矛盾激增,民众诉求表达趋向激烈。同时,国民党与基层民众关系疏远,但其权力下渗导致地方社区政治生态动荡,传统乡民的公众参与模式经历剧烈变化。

21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旧二元对立模式不断被消解,以旧体诗词为代表的现当代旧体文学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许多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尝试将旧体文学整体性地纳入文学史叙述。由于史料学是史学的基础,所以要编写中国现当代旧体文学史,就必须以建立中国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学为前提。已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主要是新文学史料学,只有建立比较完备的旧体文学史料学,新旧合璧,才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名副其实。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大致上可划分为以作家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史料;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史料;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传播与接受史料。只有正视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工作,才能推进现当代文学研究由新文学本位向新、旧文学双重本位转变。在综合运用古典文献学方法进行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研究方面,目前编纂学和注释学的应用成效比较显著,而对目录学、版本学、考证学、辑佚学、辨伪学等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很大的学术空间,可以产生诸多学术增长点。只有坚持并发扬中国传统的朴学精神,在史料工作上走社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才能把方兴未艾的中国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学推向新的学术高度。

在宋代,士人是茶文化的主体,“士人茶”的审美风貌也就成为茶美学的最佳表征。“士人茶”的品赏环境主要有酒席宴会、庭院堂阁、皇家宫廷、山林僧舍四类,其审美特点分别是欢艳、闲雅、精贵、清趣。“士人茶”的品赏技艺有坚守简朴、古意盎然的煎茶,追求精致、色香味绝妙的点茶,以及看重竞胜和表演之美的斗茶、分茶。其中,煎茶重“俭”,点茶重“雅”,斗茶、分茶重“玩”,共同构成了“士人茶”的品赏理念。宋代士人受到朝廷和市民审美趣味的双重影响,也就将朝廷的精雅之美和市民的俗乐之美都融入传统廉俭思想中,共同塑造了“士人茶”多元而独特的审美风貌。

语言规划学是以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为目标,研究语言调控和优化的学科;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使用者、语言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语言规划以语言生态为依据,语言生态又深受语言规划的影响。然而,受限于文献梳理的系统性,当前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尚不充分。对20世纪50~60年代至今的文献进行整合式述评,可统观语言规划学和生态语言学的渊源、融合和发展。二者的渊源发端于挪威裔美国语言学家Einar Haugen:在他20世纪50~60年代的语言规划研究中初现生态构想,其生态语言学研究又以语言规划为落脚点。自80年代中期,语言规划学出现生态转向,生态语言学隐喻范式的出现标志着语言规划学和生态语言学的融合。90年代至今,语言规划学话语转向和生态语言学非隐喻范式的兴起象征着二者交互发展的新动向,其发展成果还将继续涌现于语言生态评估和规划、语言资源档案、政策话语微观分析等多方面。

阐释主体原本是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但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人们讳言作 者，讳言主体，影响所及，阐释学似乎也就大大淡化了对阐释主体的关注。伽达默尔的哲 学阐释学高度关注阐释主体的“前见”（偏见）对于阐释行为及结果的影响，但对阐释主体 的意识行为之于阐释过程的重要作用却似乎不大关注。根据中国阐释传统的经验，阐释 主体问题始终处于阐释思想与实践的核心位置。由于社会境遇和个人遭际以及个性的 差异，面对同一阐释对象，不同的阐释主体会得出大不相同的阐释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阐释主体自觉选择的产物。因此注重研究阐释主体本身的诸种特性与局限，例如主动 与受动、显在与隐在等等，应该是中国文学阐释学的基本特色之一。

作为后人类理论的三个主要分支，生态批评、动物研究与思辨唯物主义都没 有完全离开人的因素，并提出了后人类主体经由何种共同进路而形成的问题。主体总是 在现实中从事着行动的力量，因而就文学领域而言，后人类主体以行动诗学为前史。传 统至今的行动理论，普遍将主体视为从正面规定了行动方向和展开行动过程的实体，在 不得不还原其各种变量因素时，这些理论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实则只是在加强预设的同一 性与总体性困境。从根本上转换思考角度，让前后行动的界限由实体化状态变成虚化状 态，消解界限意识的关联性立场，将行动重构为实体性的主体在差异性重复中溢出虚体的事 件，这样才能贯通起当代理论围绕重复与差异展开的各种研究路径，并通向后人类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