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Select

抗战“大后方电影”特殊历史作用再审视虞吉

虞吉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6): 5-15.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抗战“大后方电影”的特殊历史作用是近三十年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学界对其历史价值的认知经历了三个递进阶段:最初将其定位为连接20世纪30年代“新兴电影”运动与40年代后期“战后新电影”的过渡桥梁;继而发现其通过推动“纪实性革命”填补了中国电影长期缺失的纪实维度;最终揭示其完成了中国影剧现实主义体系在本土语境中的建构。三重认知呈现出由表及里的深化过程,逐步解构了战时中国电影作为主流形态的历史驱动机制。尽管三个阶段呈现线性发展特征,但可借助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实现内在统一性阐释。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者通过“同意生产”的文化策略,在国共文化博弈中成功构建了话语主导权。这种策略具有深远历史影响:既为1949年政权更迭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塑造了当代中国主流电影创作的基因谱系。

Select

见证文学如何书写极端环境——以普里莫·莱维、S.A.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例

陈国战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6): 16-25.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见证文学在书写大屠杀、战争等极端环境时,面临诸多难题:一方面,极端环境的恐怖难以传达,个人创伤具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性质,非亲历者很难想象和理解;另一方面,在极端环境中,见证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行动和观察的自由,这使他们的视角严重受限,而见证文学的写作伦理又要求不能用虚构、想象来补充,这导致见证文学像是一种平铺直叙,似乎不需要叙事技巧。其实,见证文学在恪守纪实性的同时,也会对书写内容有所选择和侧重,它们会着重书写从正常环境向极端环境的转折时刻,书写那些出其不意之处和极端环境中的偶然性、极限体验、两难选择等。此外,它们还经常使用限制视角、克制陈述等叙事方法。这些叙事选择意在突显极端环境与正常环境的巨大差异,呈现其反常、怪异、悖谬的性质,引导读者去想象和理解它。

Select

视听艺术中战争创伤的声音政治学——从《莉莉·玛莲》说开去

陈彦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6): 26-34.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视听艺术中战争创伤的表达一贯存在视觉中心主义倾向,难以完整呈现创伤的记忆编码,电影《莉莉·玛莲》中的声学实验则试图扭转这一状况。影片呈现了声音的双重特性,作为滑动的符号和符号化的剩余,这两者共同揭示出声音政治学的双重维度。面对极权暴力,声音既是创伤载体也是抵抗媒介,前者再现了权力网络对声音的塑造与利用同个体创伤的密切关系,后者则展现了噪音生产在对抗极权符号虚构性中的政治潜能。这种声音政治学广泛存在于视听实践中,深入此项讨论,不但有助于理解声音在记忆研究中的能动性,也有助于挖掘声音介入历史书写的可能性,拓展现有的反法西斯战争研究。

Select

新马电影中的马共书写苏竞元

苏竞元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6): 35-44.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官方长期将马来亚共产党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其相关历史在主流话语中被遮蔽。然而,近年来,《夕雾花园》《星国恋》《不即不离》和《菠萝蜜》等一批电影作品,试图突破传统历史叙述的局限,以代际创伤和后记忆为切入点,从个体经验和情感角度重新审视马共历史。通过档案素材与叙事创新的结合,这些电影建构出历史与记忆的多重交汇点,展现了个人记忆与官方叙事之间的张力。作为历史再现的媒介,影像不仅赋予被忽视的历史以新的生命,还打破了书写史学的局限,为理解马共历史及其影响提供了新的可能。

Select

阿根廷“葛兰西派”对葛兰西思想的评介与实践

夏婷婷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6): 45-54.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阿根廷和意大利在血缘、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亲缘性,这些亲缘性促使阿根廷左派知识分子在批判传统左派、寻找替代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率先在拉丁美洲地区展开了对葛兰西思想的系统性译介、传播和本土化实践,形成了阿根廷“葛兰西派”。该群体以葛兰西思想为指导开展的社会变革实践集中在三个方面:培养批判精神、构建民族-民众的政治主体、探索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路径。尽管上述实践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葛兰西的思想对阿根廷甚至整个拉美社会产生了持久且深远的影响。

Select

论阿甘本对亚里士多德的误读——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中心的考察

王行坤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6): 55-65.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亚里士多德哲学是阿甘本思想最为重要的来源之一。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特别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解读,阿甘本丰富、深化了自己的“非作”思想,提出了一种走出当下生命政治的“非作”哲学。但是,通过分析阿甘本对《尼各马可伦理学》1097b25—1098a20(即“功能论证”)的解读,可以得知,阿甘本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存在诸多问题:亚里士多德哲学并不存在阿甘本所说的生命政治;亚里士多德对某种生命形式的排斥不是生命政治,而是阶级政治;其着意要排斥的生命形式不是女性和奴隶,而是以工匠为代表的自由的劳动公民。指出阿甘本对亚里士多德的误读,主要目的不在于提出一种正确的解读,而是质疑阿甘本从亚里士多德作品所生发出的“非作”理念,并且考察是否有可能批判性地继承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让所有人都从事“功能论证”中的“实现活动”,从而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Select

嵌入型自主性视角下中国古代监察组织的生成逻辑、类型划分与运行机制

郑朝阳, 袁柏顺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6): 66-79.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事关监察效能高低,嵌入型自主性理论为理解二者关系提供了一种分析视角。中国古代监察系统在君主授权和官僚互动过程中,因其获得君主政治支持和官僚政治认同的组织合法性需要,形成了嵌入型自主性的组织特点。根据不同的君主策略和“嵌入—自主”程度,中国古代监察系统的组织形态呈现出“平衡统筹—强嵌入—强自主”“引导对立—弱嵌入—强自主”“弱化悬置—强嵌入—弱自主”“超常赋权—弱嵌入—弱自主”四种特征,由此区分为“合作型”“对峙型”“庇护型”“凌驾型”四种类型。由于君主不同策略的影响、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权力对比的变化,理想的合作型监察组织形态往往会异变为对峙型或庇护型,凌驾型监察组织被增设,以完成特殊委派任务。以古鉴今,应避免异变,调节好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嵌入—自主”关系。

Select

监察时效的理论证成与制度落实

陈俊任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6): 80-92.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新《监察法》未增设时效制度,再度引发了关于监察时效的概念、依据、限度等系列追问。部分监察权的行使不影响监察对象的权利,不具有讨论时效问题的意义,故应将监察时效定义为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调查、予以政务处分或移送审查起诉之有效期限。结合监察法的规范特性、时效制度的普遍价值以及监察法与刑事法律的体系关联性分析,监察时效具备法理正当性。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监察时效的理论证成还需具备现实必要性。具体而言,外部职务违法监察时效难以改变公职人员受到内部行政纪律处分的结果,故其实际价值有限而必要性不足;职务犯罪监察时效因监察法与刑事法律的衔接需求而不可或缺。因此,仅需对职务犯罪的监察时效展开制度构建。当前,职务犯罪监察时效的制度化可通过刑事追诉时效规范之教义诠释的方式实现,但长远来看,仍应适时完善追诉时效制度以回应实践需求。

Select

数字纪检监察的模式构造和法治完善

张玉洁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6): 93-105.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为了提升我国纪检监察机关“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的能力,专门针对数字空间和“虚实相融”场域腐败行为的数字纪检监察得以应运而生,并展现出了数字监督的强大优势。然而,当前数字纪检监察实践也反映出法律定位模糊、监督范围过大以及技术规范缺失等法治困境,亟须从制度层面加以优化。要完善数字纪检监察制度,既需要增强纪检监察机关的技术赋能权力监督的效果,也需要规范数字监督平台的日常运作:明确将数字纪检监察界定为一种新型“监察方式”,并同法定职权相结合;建立数字纪检监察的权利保障措施,构建知情权保障机制、个人权益的救济与申诉机制以及数字责任追究机制;完善数字纪检监察的技术规范,如数据调用规范、数据处理规范、数据封存规范等。

Select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腐败治理？——基于TPR分析框架

王泽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6): 106-118.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腐败治理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任务,数字技术驱动腐败治理,对深化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实现腐败治理根本变革的意义重大。TPR框架下的技术、公众与区域维度揭示了数字技术对腐败治理效率、公众参与信任度及区域平衡性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可以以数字技术指数为自变量、全球清廉指数为因变量探究二者关系;借助中介效应检验,考察公众参与信任度在区域平衡性与反腐获得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依据不同地区腐败治理区域平衡性的统计结果探讨治理成效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显著提升腐败治理效率,公众参与信任度受区域平衡性影响。当前数字技术驱动腐败治理正从数字化、制度化迈向智慧化、创新化,进入高效智能治理阶段。

Select

大数据如何影响政策议程设立？——多源流视角下的案例研究

田华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6): 119-134.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大数据正在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公共政策活动也不例外。大数据时代的政策议程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而改变如何发生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社会治理工作专报的个案研究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出发,揭示出大数据影响政策议程的内部机理:大数据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问题的识别机制,让问题识别的时间点大为提前,从而对问题源流产生重要影响;大数据融入到政治流当中,客观上强化了政治流;大数据让政策之窗的开启变得频繁,乃至成为常态。大数据对政策议程产生重大影响,使其呈现出问题流具有主导性、政策流依附于问题流、政治流固定化以及政策之窗失去意义等新的特点。过度依赖大数据驱动的政策议程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容易受行政人员偏好的干扰以及忽略各利益方的作用,导致政策执行阶段可能遇到较大阻力。

Select

承继与新变:当代技术进步与现代国家形塑间的互构逻辑

岑朝阳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6): 135-143.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技术与国家的关系历经互容、相融的历史阶段,向着共荣的文明方向持续发展。数智浪潮中的现代国家将技术进步作为发展的关键议题,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上为技术创新提供机遇。对“技术—国家”的关系加以辩析,为的是揭示技术进步与国家形塑间的互构逻辑。该逻辑旨在揭明技术确证国家合法性的机制,以技术话语阐明国家本质、以技术内涵探索现代国家展现的政治意向,反思并批判文明语境中的技术现代性。技术发展与文明演进的共轭属性,在当代突出表现为技术进步与国家本质呈现、国家能力提升及现代国家存续间的多重复合张力。现代国家形塑与当代技术进步间的关联要求在新的技术语境中重审国家的本质,在国家场域内寻求技术创新的价值共识,在文明意义上突破资本逻辑的历史局限,实现国家之“道”、技术之“器”的融合通贯,将技术要素转化为推动历史发展、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性力量。

Select

律师参与家事纠纷诉源治理的价值重塑与路径优化

罗清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6): 144-157.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作为解决家事纠纷的中坚力量,律师不仅应积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努力推动家事纠纷的妥善化解,并在源头实现实质性化解。然而,由于律师参与家事纠纷诉源治理的意识不足、意愿不足以及规范供给不足,导致律师在我国家事纠纷诉源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为了能让律师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需要重新塑造律师参与家事纠纷诉源治理的目的和意义,然后从整体上细化律师解决家事纠纷的行为规范准则,打造律师家事调解职业化发展长效机制。除此之外,还有必要探索创新律师市场化家事解纷模式,让律师参与家事纠纷诉源治理达到最佳效果。这不仅能有效减少家事诉讼的增量,减轻法院的负担,还能造福于家事纠纷的当事人和未成年子女,更有可能解决未来律师职业的发展困境。

选择文件类型/文献管理软件名称

选择包含的内容

本期目录

2025年, 第24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5-11-01

模态框（Modal）标题

选择文件类型/文献管理软件名称

选择包含的内容

本期目录

2025年, 第24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5-11-01

2025年, 第24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5-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