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引入系统论的“输入—转化—输出”分析框架,结合对典型案例的质性分析,可以对由风及腐的演变过程进行全链条机制化解读。这一过程始于多样化、复合性的不正之风信号输入,并经由“‘破窗效应’与滑坡理论下的渐进式沉沦”“欲望驱动与精准‘围猎’的双向耦合”“‘制度失灵’与‘监督缺位’的叠加效应”三重核心路径实现非线性转化。其最终输出的并非单纯的腐败行为,而是一种在类型、节点与手段上具有高度共生性与隐蔽性的“风腐综合体”。有效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必须实现从碎片化感知到系统化整合、从末端惩治到过程性阻断、从个案查处到生态性重构的转变。

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纪法罪”三类案件应当分别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这一观点其实是对相关规范的误读。与证据标准不同,纪检监察证明标准旨在规范作出违纪结论、政务处分或移送司法处理所需达到的证据说服力程度。在合署办公体制的融贯性结构下,三类案件证明标准具有实质统一性。规范表述上的差异,主要是基于职务犯罪案件存在证据外部审查机制与保证单一性案件调查灵活性的考量。实践中存在的“分层适用”认知偏差,本质上是将构成要件差异导致的证明难度差异错误归结为证明标准本身的层级性。不过,统一性证明标准并不排斥根据案件类型灵活调整证明要求和实现路径,从而形成“同中有异”的证明结构。未来,应当注重证据分析,科学区分取证活动与证明活动,推动纪检监察工作法治化发展。

商务楼宇党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兴领域开展党建工作的创新举措。已有研究多依据社会理论的中层概念,将党建工作理解为正式制度下政策实践的结果,造成了对党建工作中政党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简单化理解。情境主义分析范式下的商务楼宇党建,是由策略的接合、实践的扩展和制度的继替构成的多维过程,其中,基层党组织的调适功能是新兴领域党建实现机制创新并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在商务楼宇党建中,基层党组织基于政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对政策加以创造性实施。基层党组织通过任务下沉,实现行动策略与现实境况的接合;通过关系情境的建构与深化,推动组织融合的同时生成新的制度要素;最终通过组织内部的层级互动和信息传递,将政策试点上升为正式的制度规范。商务楼宇党建创新的实践过程,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共产党政党调适性的独特视角。

明代官绅常刊刻书籍并佐以巾帕作为交际雅礼,但受贪贿风气浸染,原本廉洁雅致的书籍之交逐渐演变为夹带金银的隐性贿赂。书帕由文人雅礼异化为官场陋规的过程,深刻反映了传统礼法与官僚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书帕费用最初由官员自行承担,但后来以“杂费”名目转嫁民间,成为官员压榨百姓的制度化手段。书帕与一般贿赂的区别,在于其不仅受到法律默许,还以礼仪惯例掩饰利益交换的实质。书帕反映了传统社会“礼法合治”思想异化为消极的“礼法合谋”实践,礼仪惯例沦为权力寻租的制度依据,人情伦理转化为“潜规则”下的利益交易。以书帕为载体的“体制性腐败”,既是维系官僚集团利益的弹性方式,又侵蚀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成为明清陋规研究的典型样本。

数智赋能和情感嵌入一直是基层矛盾纠纷治理路径选择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成果更多聚焦于基层矛盾纠纷治理中数智融合的理性维度,强调科层体制对现代数智手段的吸纳,但对人格化的情感力量重视不足。虽然数智技术能够打造高效行政的政府,却难以建构具有内生责任感和道德意识的情感社会。科层制结构的效率属性尽管能够推动数智解纷治理专业化,但其内含的非人格化特质会导致数智与情感的关系呈现冲突形态,影响数智解纷功能的充分发挥。科层制的功能限阈呼吁将情感力量嵌入数智解纷全过程,通过数智与情感的联结实现基层矛盾纠纷有效治理。为此,需要立足“数智+情感”理念,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激活数智治理的情感资源,构建解纷治理的情感链接,进而发挥数智与情感联结互嵌的治理功能,为推进基层矛盾纠纷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思路。

基层应急公共服务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基石。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公共服务的主体关系或供给模式,而鲜有立足现代管理的“设计”视角讨论应急公共服务的运行过程与实现机制。厦门市C社区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案例研究表明:基层应急公共服务是兼具风险防范与应急保障功能的价值共创活动,在风险情境压力、多元价值张力和技术变革推力影响下,“设计”驱动基层公共服务人员树立适应性思维,通过主体间互动“设计”服务需求、体验式情境“设计”服务共识和技术化匹配“设计”服务流程,推动服务从安全需求识别向应急效能实现的动态建构。面向现代风险治理挑战,“设计”拓展了基层应急公共服务的理论视野,也为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提供了实践启示。

大语言模型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关于机器认知的效率与公平、价值与伦理难题。为此,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其在人类认知生态系统中的定位问题,其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大语言模型与人类的认知范式、文化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大语言模型并未超越其作为一种人类认知工具的本质定位,但它也为人类认知工具内涵的塑造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正是由于大语言模型在认知生态系统中的工具性定位,有必要审视其开发与应用所遵循的“经济性”原则,即其发展如何能够更具效能;同时还需考察其治理与分配是否符合“民主性”原则,即其使用是否对所有人都同样公平和正义。经济性与民主性为大语言模型认知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规范的双重保障,二者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经济性是民主性的前提和基础,民主性则为经济性提供了价值导向与灵魂。

信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促使具备自适应功能的个性化教育游戏融入数学教学,以促进学生数学学习表现和数学能力的提升。一项采用单组前测-后测研究设计的实证工作,利用专注训练小学低年级学生数学运算技能的个性化数学教育游戏(Reflex^TM),探讨学生在言语和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容量以及执行功能方面的差异对其数学运算掌握情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龄学习者的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容量,以及执行功能中的抑制控制和任务转换能力,均能作为其在数学游戏中数学表现提升的重要预测因素。具体而言,视觉空间工作记忆容量较高的学习者在个性化数学游戏中的表现更好、数学运算能力提升更快。此外,当学习者具备较好的任务追踪和抗干扰能力,以及在任务和策略中来回切换的能力时,他们更容易在数学游戏中受益。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该工作通过分别测量影响学习者学业成绩的工作记忆容量和执行功能中的不同组件,论证了低龄学习者的视觉空间工作记忆能力、任务转换能力,以及抑制控制能力对其数学游戏表现的显著预测作用。这一结论对于拓展有关个体认知能力及其具体功能的认识,完善个体工作记忆与执行功能各组件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数学教育实践和数学游戏的设计与开发,均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时代,网文的情感叙事与技术思维密不可分,其书写逻辑和技术运行逻辑暗合。网文情感书写经由技术中介,将情感塑造为可识别、可把控、可操作的实体。“可识别”体现为情感类型的模式化、情感强度的数值化和情感冲突的标签化。“可把控”指的是近些年来网文书写追求的是去激情、去危险的情感关系。相应地,小说叙事动力从情爱转向成长继而转向生存,故事中的主人公也转变为无情却能获得他人真情的“超人”。“可操作”在于网文为读者提供即时的情感反馈体验和开放的情感调适空间,作者和读者共同加入到网文生产中。但伴随而来的是网文情感常常跨越伦理禁区并难以管制。因此,网文情感的技术化书写显示出数字时代资本逻辑和技术规训对于文学的双重影响,但在其缝隙中,文学顽强保留着作为情感真实载体的尊严与抵抗可能。

随着数字人文在国内学界的深入发展,文学研究领域逐渐呈现出由比特世界、原子世界和意识世界共同构成的整体结构,其中“身体”与“数据”成为数字人文视域下重建文学解释路径的关键要素。“身体”既是意识主体和身体主体的合一,也是数字技术语境中“智能身体”的操作性表征。作为联结比特世界和意识世界的核心中介,身体通过交互、选择与感知不断参与意义生成,使得在交互界面所构造的比特语符世界中,文本意义世界在身体持续作出的操作与选择中被动态建构出来。另外,“仿真”作为观看世界的第三种方式,形成了原子世界的文学存在与比特世界的文学数据之间的中介性框架,使原子世界的印刷文本得以转换为数字化与数据化材料,并通过算法建模以进一步探讨文本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生成逻辑。在这种研究范式中,人文学者借助数字人文工具开展跨世界的仿真研究,数字化保存与传播亦构成文学解释的重要接受路径。而“距离”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条件,其在数字时代的文学解释、算法批评与算法审美中的作用也愈发凸显。

东西方比较文学方法的演变体现了从传统比较诗学到多元理论的转型。后殖民理论的兴起促使学者反思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影响,揭示了东西方文学交流中的权力不平等与文化偏见。世界文学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引入,强调了文学作品的全球流通及其跨文化交流中的复杂关系,拓展了比较文学的视野,使其能够更全面地审视非西方文学传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现象。然而,在迈向多元化方法的过程中,东西方比较文学仍面临文化不平等和全球化权力结构的挑战,如何在对话中实现真正的文化平等与学术包容,仍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课题。

抗战胜利后,大规模出现的战后还乡书写揭示了乡土社会的“损蚀”和“冲洗”问题,与费孝通的“乡土复员论”构成互文。战后归来者将还乡视为“偿赎”战争创伤的方法,希望通过还乡恢复常态生活。但战争毁坏后的故乡,正面临饥饿、人力流失与基层政治的黑暗腐化,其赖以维持自身健全性的机制已遭毁坏。面对被“损蚀”的故乡,还乡者的无能暴露了抗战经验的可疑及其本身存在的问题,大部分归来者非但无法重建故乡,甚至难以认识、言说故乡,最终只得再次离乡。但这次离乡并非告别,或显或隐的衣锦还乡叙述模式透露出,跨越故乡-外界秩序的还乡者再次归来并解放故乡的可能。战后还乡书写动摇了新文学的还乡叙事传统,重构了人与故乡的关系:故乡不再是枷锁或避难所,而是战后知识者重审西方现代文明、促进主体成长并实现文学超越的动力,还乡亦成为一种乡土复员的可能路径。

20世纪60年代,在历史题材创作热潮中,出现了一系列以古代文人为书写对象的小说,一定程度上,这些小说是此时期古典文学学术讨论的衍生品。作为研究的“回响”,小说常在学术论争言未尽处作新的探索,其背后命意指向“十七年”学术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诸如人性与阶级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60年代前后古典文学界发起的“李清照讨论”与当代小说《李清照》的创作即是一例。将古典文学研究与“古代文人小说”创作进行互文解读,将呈现出“十七年”文学的别样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