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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与后人类文化研究
  • 施 畅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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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的面容研究主要针对凝固之脸,其进路之一是分析面容形塑与制造的权力机制。如今数字脸与真实脸的关系日趋紧张,弱势者的面容面临溃散风险。“无面者”指的是对自身面容失去掌控之人,他们惊骇地发现自己的面容正遭受被掠取、被变形、被屏蔽的困境。数字时代的面容溃散本质上是基于数字媒介技术的视觉体系持续运作的结果,而无面者的诸种抵抗——表达真实情感以唤回面容,中止技术中介以恢复面容,佩戴数字面具以隐匿面容——正是对这套视觉体系的质疑与挑战。面容代表了个体在社会关系及交往中的主体性位置。当面容富有生气、清晰可见、自决自治,无面者也将恢复自身的主体性,并重拾自由和尊严。
  • 陈接峰, 徐张成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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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文学通过交互式叙事重构了传统文学的创作范式,其核心价值在于突破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学生产模式。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文学以“硅基社会主义”为理论框架,重新定义了碳基智慧与硅基智能的共生关系,使文学创作呈现出数据逻辑驱动的新特征。这一新型文学形态不仅超越了传统文学人类经验文本化的局限,更通过建构“虚体”与“假体”,消解了传统文学中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人工智能文学不仅重构了人机交互的平等关系,更通过主体间性的传播理念,为构建新型人机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这一变革不仅涉及文学形式的创新,更深刻地触动了人类主体性认知、文化多样性表达和社会伦理规范的现有边界。
  • 潘伍豪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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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是贯穿生态批评理论多个发展阶段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变化反映了研究重心的转移。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关注身体的政治性,从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和述行性等向度理解身体与生态危机的复杂关系,重在分析身体的身份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物质生态批评将身体视为有叙事能力的跨体性物质,认为身体疾病与环境污染具有同构关系,从否定性维度揭示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在非人类与后人类转向中,非人类的权利得到关注,人类身体的自主性被瓦解,技术物和动物冲击与颠覆了人类与非人类的等级秩序,导向一种多元的、差异化的身体观。身体概念的演变并非此消彼长的线性发展,而是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块茎式生成,形成意涵丰富的话语矩阵。
  • 新媒介与社会发展
  • 邱新有, 钟 亮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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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利益表达的本质体现为撒播。在不同利益受损情境下,利益主体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采取差异化的撒播策略。大众利益受损时,倾向于采用碎片叙述模式,以实现群体动员与行动整合;小众利益受损时,则更多诉诸苦难叙事策略,借由情感共鸣达成媒介动员效果。这些策略的共同目标在于引导舆论走向,从而最大化利益诉求的实现。对互联网中撒播机制的心理动因与博弈逻辑的分析,可为媒体舆论引导和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国家与社会协同共治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 陶 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5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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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北伐成功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据“统一国语”的政治需求,出台了一系列禁止摄制和上映方言有声电影的规定。然而,由于行政上的事实割据,导致粤语电影在华南两广地区长期存在。因而,粤语片的存废逐渐演变成华南电影界、上海电影界与国民党“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之间复杂的博弈。最终,在国民政府高层的干预下,粤语片“禁绝令”展期至1940年并成立了“中央电检会”驻粤办,后在日军全面侵华的背景下不了了之。通过制度套利理论视角,结合对三方博弈行为的史料分析,发现当时的央地矛盾是制度利差的根源,上海电影界作为新制度套利预期者占据该项博弈的心理优势,而华南电影界则成为制度套利的既得利益捍卫者。
  • 徐雅容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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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6月,上海失业青年阎瑞生谋杀名妓王莲英案,引发近代中国跨媒介文化生产的浪潮。起初作为社会新闻,该案件引发了都市恐慌,随后经由小报文人主导,被戏剧、鸳蝴小说及电影等大众文类重新演绎,迅速成为上海的热销文化消费品。围绕电影《阎瑞生》,舆论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其社会不良影响的担忧,在大小报章之间迅速发酵,形成媒介话语中的压制与抵抗态势。这进一步引发华、洋当局在禁映问题上的纠纷,反映出华、洋政权之间的微观博弈。“莲英案”的媒介生产与传播过程,展现了媒介资本的生产逻辑,以及媒介伦理在政治力量作用下的规训过程,同时体现出上海华、洋政府与大众媒介消费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
  • 美学研究
  • 薛富兴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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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庆本提出的“中国美学何以可能”之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中国美学的讨论,促进了中国美学研究从学科意识到本土文化意识的自觉,同时也体现了本领域研究者对中国美学研究本土文化属性的特殊焦虑。李文为解决此问题提出的方案——“既是中国的,又是美学的”,在为中国美学研究的美学学科性提供有力论证的同时,也引起对中国美学研究的不必要困扰。“美学的”是对“中国美学”普遍性学科属性的上位规定,“中国的”则是对“中国美学”特殊性学科属性的下位界定,二者的逻辑地位不能作并列性描述。李文对“中国美学”研究“非中国的”焦虑是不必要的,只要是以哲学的分析与概括方法对中国传统与当下审美活动与观念的研究便是合格的“中国美学”。李文将“中国美学”限定在“话语”层面,限制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普遍性学术与思想价值。并非“既是中国的,又是美学的”,也并非在世界面前充分彰显中华审美文化个性的特殊性视野,而是“以中华审美的特殊性材料研究人类审美的普遍性问题”,充分发掘中华审美可共享性学术和思想价值的普遍性视野,才是解决“中国美学何以可能”问题的更好路径。
  • 王大桥, 冯乐群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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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技术将前现代的匀速时间改写为加速或快速时间,时间的速度维度与动力机制成为现代性的重要面向。罗萨以现象学的可感时间替代抽象时间,将现代社会的本质明确指认为时间维度的加速,从人与世界间感性关系的变化角度回应加速时代的诸多美学问题。新的加速模式松动了现象学所描绘的主体与世界之间知觉联系的原初图景,主体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感觉方式随之发生改变。面对加速带来的感觉异化与生命的去时间化,罗萨基于现象学的具身性思想重建感觉的共鸣,为社会加速导致的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美学方案。
  • 金子涵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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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潜的前期思想形成了一种以“有机—整体—创化”三要素为规定,统合着“艺术—人生—宇宙”三层次的“有机人格论”哲学观。在这个基本立场上,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是指人借助审美观照对自我与宇宙的本真认识的揭开。朱光潜从研究科学心理学转为研究文艺心理学,从追随形式派美学“机械观”到形成自己“有机—整体—创化”的哲学观,构成了两次思想上的“转向”。正是在后一次转向中,朱光潜基于思想的长期酝酿,吸收克罗齐“直觉即抒情的表现”、柏格森“生命是人格的创化”、尼采“从形象得解脱”的概念,在中国传统哲学“天—人”“知—行”“大化”观的底子上,综合创造出他“有机人格论”的哲学观。
  • 语言学研究
  • 叶明慧, 屈哨兵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1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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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智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汉字输入的作用与影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还存在一些认知与应用上的问题。对358位留学生所作的调研结果显示,汉字输入方式在留学生群体中已日渐普及。受访留学生具有“拼音为主,手写为辅”的输入习惯,在汉字学习上表现出“喜欢电写,认可手写”的态度,在汉语学习的不同阶段对不同输入方式的认可度具有差异。国别分布、语系分布与华裔身份会对留学生选择汉字输入方式的倾向性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汉字输入方式会对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拼音输入的优势大于手写输入。倾向于拼音输入会使留学生在汉语发音、词汇、阅读维度获得帮助,从而产生积极的学习感受,且正向感受随学习时长的增加而提升。倾向使用手写输入能减轻笔顺、部件等对留学生汉字学习的干扰,使其在写作维度获得帮助。我们应重视数智时代汉字输入方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建设、汉字教学方案更新、汉字输入研究及语言产业拓展等多个方面制定相应的对策,促进汉字输入方式与国际中文教育的有效融合。
  • 王毅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12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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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粤方言中常见的问人疑问代词有“边个”“乜谁”“乜人”,其地理分布的特点是:“边个”使用范围最广,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及广西西江水系沿岸;“乜谁”在广东沿海一带相对常见,广东中北部腹地和广西东部也有零散分布;“乜人”主要分布在广西东南部,零星见于广东西部。问人疑问代词在广州话中的历时演变情况大致是:“乜谁”早见于清初,19世纪初至1880年代是主导词,19至20世纪之交被“边个”取代;“乜人”自19世纪中期出现后一直处于次要地位。问人疑问代词在现代粤方言中的地理分布格局,与其在广州话中的历时演变具有对应关系。常用词“乜谁”和“边个”源于古代汉语,又包含粤方言的自我创新。“边个”取代“乜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区域语言环境的影响。广州话中最早的问人疑问代词可能是“谁”。
  • 灾害风险与公共安全
  • 周芳检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13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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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急性事件与“大城市病”慢性冲击所带来的各类风险,使得处在现代城市风险治理“一线”的社区压力陡增,迫使城市社区寻找更为有效的应对方法。数智技术的应用拓展了社区风险韧性治理的感知触角、应用图景、实践模式等场域,并呈现仿真效应、规模效应、涡轮效应、涌现效应、关联效应等。在数智时代,无论从现实还是理论角度看,社区风险治理的决策者、管理者、参与者都迫切需要基于内外驱动机制、应急运行机制、能力提升机制、资源保障机制等把握数智赋能城市社区风险韧性治理机制的总体框架,重点构筑一体化社区风险防控体系,拓展立体式社区应急场景应用,营造多维度社区安全韧性生态及增强全方位社区风险智治能力。
  • 张 媛, 谢如鹤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14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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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类的稳定供应对社会民生保障与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作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战略资源,储备肉供应链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着韧性不强、应急保供能力不足等问题。随着突发事件的频发与风险形态的交叉演化,传统的突发事件类型划分已难以全面反映风险传播路径与冲击机制。在应急情境下,储备肉供应链呈现出“短链”“兜底”等响应特征,其风险形成机制可通过“作用点—作用路径—作用大小”的供应链形变模型进行系统解析。研究显示,储备肉供应链韧性可归纳为14项关键要素,涵盖预防、响应、恢复与学习四个能力维度,从而构建起具有实用价值的评估框架。在系统性韧性建设的过程中,供应链可见性、协同效率与响应灵活性构成关键要素。推动储备肉供应链由“风险被动应对”向“系统性韧性建设”转型,是提升国家食品储备调控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