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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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何以成为思想实验

徐贲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3):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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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实验以逻辑论证为核心,旨在探索理论或概念的可能性和结果。思想实验和虚构叙事在叙事结构上具有相似性。文学的思想实验利用叙事来模拟复杂的人类体验,提供了世界知识、普遍原则、类别性理解和情感性知识这四种类型的知识,通过小说的视角对人类生活、道德、文化和情感形成整体理解。这与科学思想实验的过程相似,即在受控的、想象的场景中测试理论或概念,以获得对更广泛的真理或原则的洞察。虽然很难确切说出小说能传授哪些传统思想实验无法提供的知识,但文学的思想实验代表了一种与之不同的途径,它弥补了传统思想实验缺乏人类经验的不足,使得思维实验不限于逻辑推演,还包括了对人类存在、情感、社会以及道德等多维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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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执行的思想实验:技术统治与数字游戏的程序性修辞

易莲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3):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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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游戏通过程序性修辞,将思想实验从逻辑推演转化为可执行的论证。《文明 VI》与《冰汽时代》两款游戏分别展示了以技术统治为主题的思想实验在策略类游戏中的实现路径。前者将政治问题压缩为参数调节,形成对单一化指标的程序性反讽;后者以法律和事件链将伦理问题拆解为管理技术,构成结果检验的体验化场景。数字游戏的机制与表征系统的张力,提供了思想实验“可执行性”的认识论视角,并揭示算法治理如何让目标变得不可见、将伦理问题转写为操作流程,以及再分配玩家/个体的行动空间,使得技术问题在玩家体验中重新政治化。作为可运行的公共思考场,数字游戏呈现出现代技术理性的组织能力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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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爱人》:一场亲密关系的思想实验

杨宇静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3): 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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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真人秀节目《再见爱人》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成为当前情感叙事的重要文本。把《再见爱人》看作新媒介环境下的“思想实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亲密关系的时代转型。《再见爱人》设定了一个远离日常的极端情境,聚焦夫妻情感,却暴露出吉登斯意义上“纯粹关系”的当下悖论,即当亲密关系以双方满意、民主平等、共同成长为宗旨时,却走向了个人主义的自主、自洽与自制。同时,节目中心理学等现代理性技术的介入,暴露并加速了爱情的“祛魅”进程,当“迷魅爱情”让位于“人间清醒”,亲密关系便不再是自我向他者的敞开,而是以规避风险和维护自我利益最大化为准则。因此,《再见爱人》作为一场引发公众广泛参与的思想实验,一方面敞开了对亲密关系的多重讨论与反思,另一方面也寓言性地揭示了亲密关系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同时,真人秀《再见爱人》展现了思想实验在新媒介世界中的“现实化”和“物化”延伸,以及大众化和交互性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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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不能做什么

王峰, 金永兵, 戴登云, 肖建华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3): 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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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幻象:从神圣符码到数智象征

梁昭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3): 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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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呈现出文化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算法逻辑将万物祛魅,另一方面虚拟技术又构筑起“再附魅”的感官沉浸图景。在此语境下,新兴的“数智象征”挪用了传统象征的“神圣中介”功能,制造出一种具有解放性表象的“数智幻象”。幻想文学可被视为“象征实验室”,通过转码机制将隐而不显的算法逻辑具象为可感知的超凡故事,揭示了象征从神圣的社会整合符码向现代讽寓的演变。这一过程在构建技术神话的同时,也经由讽寓性的叙事张力,揭示出虚拟自由表象下潜藏的规训内核。因此,辨识象征中介生成幻象过程中的异化逻辑,是重估技术时代主体性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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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崇高:VR空间的数智审美

赵靓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3): 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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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典审美范畴,“崇高”往往被视为自然、人文及宗教经验中由痛苦、恐惧、快活、敬畏等矛盾情感混合激发的一种超越体验。随着数智媒介深度嵌入日常审美实践,“崇高”的生成场域与经验内涵随之发生转变。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既呈现和延续了经典崇高的特质,又借助技术要素和能动参与促成了堪称“数智审美”的拓展。其中被以“虚拟崇高”命名的范畴和功能,在个案《消失的法老》中,展开为五个交错维度,即:历史再现与时间折叠的“回溯”、技术与非技术要素叠加的“沉浸”、身体投射与多重感官的“化身”、人机协作与群体参与的“交互”,以及快闪切换和差异体验的“形变”。虚拟崇高的生成框架表明,在数智审美中,审美体验并未因技术而稀释,反而在复合张力中激活了新的体验,促使“崇高”由名词性的静态范畴转化为数智场域中动词性的生成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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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浪潮下的语词转译与语用践行

徐新建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3): 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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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形态多样,每种语言都拥有语词、语义与语用连为一体的知行传统。在数智技术影响日增的浪潮下,如何将其中不断涌现的关键术语在跨语际间顺畅转换,已成为从业界到大众不得不认真对待的议题。在与互联网、计算技术及人工智能等技术面向形成互补关系的同时,语言面向承载着更多的人文反思与思想重构。在此过程中,语词包含语义,语义连接思想、认知和语用。由于数智浪潮下汉英交往的不对等,一系列科技语词的发生与传播存在显著差异。作为“源语言”与“译入语”,汉英语言差距悬殊,彼此间贸易式的“语词逆差”不断增大。对此需保持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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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让步论说与政治议程:基于罗尔斯思路的分析

任剑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3): 8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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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政治社会即民族国家中,达成一种最低限度的稳定的依宪治国共识,是维持法治化、规则化的政治生活方式所必须的条件。在一个多元的政治共同体中,源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完备性宗教、道德与哲学学说,不经过艰难的互动,很难达成这样的共识。为此,罗尔斯设定了达成重叠共识的三种基本进路,即不同类型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可通过各自的方式认可同一政治正义观念。循罗尔斯的思路并扩展其分析可知,为了达成宪制有效建构与稳定运行所要求的重叠共识,势必要求站在不同完备性学说立场上的个人与群体,采取一种让步性的立场,并以各方可接受的让步论说,凸显重叠共识等三个理念,最终达成相互愿意接受的基本政治价值与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展开制度层面的政治议程,促成各方乐于遵守的政治基本规则和权利导向,以此为实施这类规则提供一个共同维护的稳定宪制平台。这是一个罗尔斯思路从社会基本结构向制度运行机制逐步落实的延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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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作为对于他人的应承者——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形象

伍晓明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3): 10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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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言之君子是理想的人或人的理想,但成为君子却并非仅是为了自身之完善,而是为了他人。成为君子的动机和动力皆来自于他人。君子之为君子就在于修己以安所有人,“安人”与“安百姓”是君子必须为他人做出的最终应承或必须负起的最大责任。君子之可以“内省不疚”,也即在于能够因为没有回避对他人的应承或没有推卸对他人的责任而感到问心无愧。但因为“为他人”乃是君子所必须做出的至死方休的应承和所应该负起的任重道远的责任,所以才需要每日“三省吾身”。“文质彬彬”之君子以礼乐为己之文,而以义为己之质。君子“义以为质”而非仁以质是因为,君子必须公正地对待所有人而无所偏袒。“为他人”即君子所必知之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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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技外交与利益拓展——以第二次安倍政权为例

陈莹, 文峰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3): 11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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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外交是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路径。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便通过科技外交推动国家利益的对外扩张。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当选首相后,日本科技外交通过强化“产学官合作”体制和海外派遣机制,积极构建以内阁为中心的集中领导体制,深入参与以“共同研究”为主的国际科技合作,主动促进科技与外交的紧密结合,并使科技外交服务于本国的海外利益与外交战略。但日本科技外交也面临经济增长缓慢、少子老龄化、科研实力下滑、地缘政治影响等因素的掣肘。国家要重视科技外交顶层设计,构建多元主体实践网络渠道,塑造海外科技大国形象,全方位主动推进科技外交,在实现利益拓展的同时为全球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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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辅助胚胎选育中生育选择权的理论更新——以“血脉”伦理为补正进路

武剑飞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3): 13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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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辅助胚胎选育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对胚胎的精细化分级与评估,使得人类即便不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也能拥有生育什么样的后代的选择权。这唤起了社会对于“人工智能造人”的担忧与警惕,并再次尝试以“胚胎尊严论”进行批判。但“胚胎尊严论”自身也有局限,且不适应中国国情,因此亟需探索构建可以补正生育选择权伦理基础的中国模式。生育选择权应当被理解为患者夫妇基于“父母”身份对胚胎基本期待的载体,是一种“身份人格权”。从中国传统伦理认知中的“血脉”关系介入,还原人们对亲子关系最初始的理解,寻找父母与胚胎自主在最低限度范围内的共识,是重塑生育选择权基础的一种可行路径。以保有“血脉”传承能力作为生育选择范围的限度,有助于证成生育选择权的正当性,并剥离额外的偏好投射,避免选择权对胚胎之未来的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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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世俗”双重产权:粤西“买卖契”的仪式实践与产权运作

林伟挚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3): 1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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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融合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象征性契约,买地券长期被视为中国民间社会协调人神地权关系的文化装置。相较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历史文本的释读,粤西“买卖契”习俗为探讨当代买地券的仪式实践及其对日常产权秩序的影响提供了鲜活的地方个案。经由神圣契约获得的神圣产权,买卖契通过神圣建构、神圣认定与神圣保护三种机制,影响着居民的日常产权实践;随着城市化推进,买卖契习俗进一步扩散至商品房,并根据环境调适与创新仪式。因此,买地券不是消逝的古老民俗,它仍然活跃于当代社会并深刻塑造人们的产权观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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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第25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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