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数字空间如何影响政治领域这一议题,学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力、交往行为、平台治理等维度,较少从“速度”与“时间性”视角切入。在维利里奥的速度理论语境下,“加速”重塑了数字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近缘”,审慎的政治讨论所需要的真实空间正在被加速所压缩,以“实时速度”为基础的“时间政治”(chrono-politics)正在凌驾于传统的以“具身共在”之空间为基础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之上。更进一步看,“慢速”的“时间性”乃是西方传统“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政体内在固有的特质,这使其愈发难以应对当代“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语境对“普遍加速”的进一步要求,也使得理性的政治商讨在赛博空间中愈发稀少。此种传统民主制度内在的“慢速性”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加速性”之间的“脱节”,也解释了西方民主为何难以应对当前的科技变局与弥漫的政治不满情绪等问题。

21世纪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催生了国产电影中多元而独特的“底层飞行”叙事主题。围绕空间困境、精神救赎、时代镜像三个维度,“底层飞行”叙事呈现出鲜明的表意形态与艺术特质。相关影片既展现了底层群体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空间禁锢、阶层壁垒与文化冲击,也呈现出其借助虚拟想象、信仰寄托、手工造物等路径完成的精神突围与价值重构。国产电影中的“底层飞行”叙事拓展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表达边界,为审视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独特的影像视角,彰显出底层群体在困境中持守尊严的人文精神。

“模拟恐怖”短视频因拼贴电视模拟信号的劣质影像风格而得名,其制作呈现出散乱的、任由观者组合串联的一种“遍历文学”的文本样态。“模拟恐怖”短视频质疑了电视机作为主流媒介终端所映射出的接受惯性,进而达成对以电视模拟通信为代表的一整套传播机制的自反性叙事,并以“压抑之记忆”的再现形成自身的恐怖美学机制。存在于“模拟恐怖”短视频中的“阐释邀请”,实则是引导观众在“虚假怀旧”过程中消解媒介权威,进而使观众获得“反抗的赋权”的一种潜在机制,“模拟恐怖”短视频由此彰显自身的文化政治意涵。

在《卡夫卡笔记》中,阿多诺关注卡夫卡小说中的历史书写。阿多诺认为,卡夫卡打开了一条裂缝,辩证地呈现出远古暴力在现代的再现,即启蒙晚期阶段中极权与资本的共谋。这一历史情形的出现是由于主体在启蒙进程中与客体不断分离,最终成为空洞的权威、居于中间状态的“活死人”。卡夫卡通过密奥性原则书写历史,从而疏离于总体化社会普遍蒙蔽的法则,避免触犯线性、进步式地言说历史的禁忌,通过唤醒读者的既视感引爆其回忆,取得了更大的普遍性。在卡夫卡的密奥性历史书写中,阿多诺看到一种“非暴力抵抗”的否定性救赎之可能,即主体通过让自我物化,成为彻底无用之废弃物。这一异质性存在让权力之暴力显形,启蒙之自我神话溃败。通过赋予卡夫卡作品中的诺斯替式否定以具体的历史伦理目标,阿多诺在卡夫卡的历史书写中看到通过对历史的坏死部分进行极限式的揭露,持续、多层次地否定同一性,从而召唤伦理的重建,以救赎的视角来不断修复现世的可能。通过对卡夫卡的历史书写进行批判理论化的解读,阿多诺在后奥斯维辛的文化语境中,探寻了避免总体性大灾难再次发生这一课题的文学式回答。

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和《艺术哲学》都主张艺术促成了绝对者的自身启示和人类精神向绝对者的回归,因而两部著作中的艺术哲学具有较强的融贯性。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两部著作中,谢林已然改变了他关于艺术创作中的绝对者和人类精神之关系的理解,从突出绝对者对人类精神的支配,转向肯定人类精神自身具有的神性创造力。艺术创作的主体从绝对者转向人类精神。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两部著作中绝对者的生产模式和辩证运动的结构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同的生产模式造成了绝对者的本质和形式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而影响了艺术中的神人关系。谢林艺术观的转变也反映出其自由理论的推进,呈现出谢林对绝对者的无限统摄力和人类自由之间内在张力的深刻思考。

《说文解字》构建了以“字”为基础、“经”为归宿、“词”为桥梁的训诂体系,三者在贯通互动中形成多维之“义”。根据汉字生成机制、汉语造词机制辨析“造意”“实义”“源义”“词义”,通过字词使用机制、经学义理贯通“字义”“词义”“文义”“经义”,有助于深入认识《说文解字》训诂的复杂内涵。随着训诂学在历史进程中的窄化,其经学面向与思想阐释功能趋于萎缩,亦导致对《说文解字》训诂之“义”的理解出现偏差。在当代学术语境下,训诂学应通过与阐释学的对话拓展视野,重建其阐释能力。训诂之“义”的多维性与确定性,是建构中国阐释学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逸周书·世俘》所载武王献俘礼的结构揭示了祭祀在早期国家秩序生成中的意义:祭仪既象征神明的在场,使暴力行为获得神圣性,通过杀人以祭的方式将罪孽彻底排除于共同体之外,以实现秩序的重建,同时,祭仪的神圣确立了不得不遵守的规范领域,构建与维系早期国家秩序的重要机制。献俘礼的演变几乎贯穿整个西周时期。武王时期的献俘礼仍以“尚声”传统为主,既有“籥人”奏乐以祭祖,又有杀人以祭的仪注,深受殷人祭祀模式影响。康王时期,小盂鼎所见献俘礼转向“尚臭”模式,以鬯酒为媒介,并通过“讯”“赏”等环节实现对不同主体的奖惩。穆王以降,献俘礼与册命、飨礼相结合,通过宴飨与赏赐落实“勤有功”,并逐步与官僚体系结合,呈现出层级化与程序化特征,礼乐制度由此深入司法与行政领域。礼乐由此成为维系司法与行政秩序的重要机制。

目前关于“亚非拉”过渡到“全球南方”的讨论,多停留于政治命名或对象扩展层面,其关键其实在于跨区域音乐经验如何被组织为知识对象。新中国成立以来,跨区域音乐经验并非自然进入学术视野,而是在创作、展演、媒介传播与教学研究等环节中被制度化为“可听、可看、可学”的知识对象。将“全球南方”简化为概念更迭,易误读既有经验结构,并暴露既有研究在制度-媒介机制层面的解释性不足。“全球南方”话语借助“南方理论”揭示知识生产不平等,推动研究转向音乐媒介性、制度化及其感知机制的解释,并在“海上丝绸之路”切口下提出以“机制链条”为核心的本土化研究框架。

在现代中国,“非战”一词的内涵随着世界格局、民族命运和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其概念边界逐渐收缩,始终在“反外来侵略”与“反内部混战”的双重话语间游移,但其反压迫、反侵略、希求和平的内核一直未变。中国非战思潮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先后出现两次高潮,在文学上表现为反不义之战与民族家国叙事的辩证平衡。现代中国非战文学成果庞杂、理论丰富、思潮迭起,但未受到应有重视。考察现代中国非战文学要与社会思潮相结合,以动态的发展观加以审视:非战文学对国人的战争伦理观具有重塑作用;非战文学加深了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战争文学的联动,其与左翼力量的此消彼长也推动了抗战文学的深入发展,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极具特色的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