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风险 的媒介化治理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 入强劲动力。媒介化治理的对象是治理难度阶梯递进的风险挑战；治理主体是以媒介为 中枢的多治理主体网络；治理工具是由媒介可供性主导的软性治理手段；治理方式则是可在层级化与网络化之间灵活调节的连续统；治理过程遵循风险生命周期和价值链的逻 辑；治理效能则主要从信息传通与主体连接两个侧面进行衡量。这些媒介化治理要素之 间的互动，形成了媒介化治理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为推进媒介化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 了基础纲目和知识概览。

媒介化技术的日臻成熟从技术层面加快了舆情风险的议程设置，使得重大 突发性公共事件呈高发态势。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往往会作为一个“未完结”的事件，仍 旧具备生成二次风险的可能性。在话语叙事与情绪框架的路径依赖下，“事件”群体的认 知失衡与话语断裂使得风险具有被二次制造、放大、泛化与次生的可能。因此，在媒介系 统、社会系统、风险系统高度绑定的语境下，作为“问题”的风险事件应当被置于媒介化治 理的视角下进行观照，通过找平、嵌入与耦合，树立情感与共识的系统合理信念，以此消 解被再次建构的风险。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化治理理念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处理重 大突发事件时。尽管这一领域已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并被付诸实践，但关于媒介化治理 的理论脉络、其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具体实施路径仍需进一步系统化梳理。在应对 风险过程中，媒介化治理包括三个层面：对媒介风险的治理、对社会风险的治理和对整体 风险的治理。媒介化治理在柔性治理、公众参与、风险预判和智能化策略方面对国家治 理现代化具有积极影响。为了提高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媒介化治理效果，需要建立健全治 理体系，创新治理方法，并实现与治理内容的精准对接。

在青年群体陷入养老焦虑的社会背景下，社交媒体在网络空间打破了城市 青年群体体制内外的身份区隔，“焦虑的一代”成为他们共同的身份标签，并在与其他社 会群体的对立中加强了认同。对于青年群体而言，社交媒体成为其养老风险感知的催化 剂和按摩器。对社交媒体的信任调节了平等主义价值观对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青年群 体一方面相信社交媒体上关于养老问题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对政府有能力解决问题充满 了信任，但是归责集中到了专家系统。在阶层、城乡、贫富、性别等议题构成了新的风险 主题的社会，对养老风险的关注是对风险主题的拓展，这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风险社会 的媒介化治理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材料和理论启示。

ＡＩＧＣ时代，在人工智能奇点到来之前，人机关系更为复杂，人机矛盾比其发 展的其他任何阶段都更为突出。人工智能技术既给社会带来了福利与生机，同时也引发 了价值重组的危机。如何准确把握人机关系之间的模糊地带，是将“危机”转化为“生机” 的重要课题。从机体哲学的视角出发，人机关系是生命机体、社会机体、精神机体和人工 机体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塑造、相互制约的关系，四种机体关系在不断协调、不断发展的 过程中寻求稳定、适宜、恰当的协同关系。在此基础上，借用ＷＳＲ（物理—事理—人理）方 法论探索人机同构与生机转化的通路，为构建ＡＩＧＣ时代的人机同构、探索人与技术之间 的和谐统一提供新的思维视角与逻辑路径。

近年来，中国内地的媒介女性话语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价值症候，即对于精英 女性的过度追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底层女性的习惯性无视，乃至恶意曲解。这种症 候的思想根源在于媒介对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的认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女性主 义性别维度的简单放大和对于阶级维度的过度疏离。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认同新自 由主义全球化规则的前提下，试图打造凭借个人奋斗就能实现女性独立的幻景，其结果 只能是导致少数女性获益与大多数女性受损。对此，我们的解决方案是重新找回阶级性 的女性主义视野。

个人网络数据具有共享性和非独占性、非排他性，其生成离不开多主体的协 作，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这些特征都表明个人网络数据具有公共性。 个人网络数据的公共性既负载着特定的道德原则和理想，也要求确立一定的规范秩序， 需要从实质公共性和形式公共性两个维度来界定。“公共／私人”的关系和界线问题，尤 其是个体隐私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平衡问题，是公共性问题的关键考量要素。遵循“公－ 私”区分的阐释路径，无论是公共性的内涵界定，还是公共性的限度及其规范问题，都可 以套用权利、结构和能力三种视角来进行理解。在治理实践中，知情同意机制的个体自 决逻辑以及平台自治的市场逻辑都是将个人网络数据作为一种权利客体来对待，采用的 是私法路径，很难保障公共性的有效实现。因此，未来的数据治理和立法应该着眼于建 立一套公法和私法融合、公私衔接的协同治理体系，引入国家逻辑进行适度的控制和干 预，并且推动公共性的相关伦理和规范，考量结构化地嵌入数据代码设计等“上游环节”。 但无论数据的公共价值多么显著，数据背后的个体保护都不能被遗忘。

不法商人（围猎者）通过“情感联结”的围猎方式与腐败官员（被围猎者）分 别建立情感－契约型、情感－支配型政商腐败关系，又通过“威逼利诱”的围猎方式与腐 败官员分别建立工具－契约型、工具－支配型政商腐败关系。在这四类关系中，不法商 人的围猎手段、双方的互动模式以及维系腐败关系的核心要素都有所不同。毕竟，在关 系行为的外在形式与根本性质层面、在关系双方权力差异层面以及关系互动的权力变迁 方面，政商腐败关系均呈现出非对称性本质属性。这揭示了政商腐败的互动性、结构性， 为有效治理腐败问题提供微观研究基础和启发。

现有腐败研究着眼于研究犯罪型腐败，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非犯罪型腐败。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日常活动理论构建“非犯罪型腐败”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我国的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中，非犯罪型腐败的高发还是低发均存在多重机制，不同诱发因素之间呈 复杂互动，且存在因果不对称；非犯罪型腐败发生有五条路径：“机遇引诱型”“机遇引诱 －监察缺失型”“薪资欠恰型”“透明－动机－目标互动型”“四维互动型”；阻碍非犯罪型 腐败发生有五条路径：“被动清廉型”“监察抑制型”“透明抑制型”“透明抑制－高薪养廉 型”“监察抑制－高薪养廉型”；对于非犯罪型腐败而言，委托代理－日常活动框架中的 四个维度并不处于完全对称状态，其中目标维度的重要性要大于其他维度。

当前关于我国企业合规管理政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策的梳理以及特点 的提炼，在政策的演进逻辑上缺乏有力阐述。从间断均衡的理论视域分析，我国企业合 规管理政策历经四个均衡期和三个间断期，政策图景历经“公有制建设—重建市场经 济—行业合规—全面合规”的转变，政策场域由中央政府向多元参与转变，呈现出非线性 变革的演变特征。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注意力、地方政府响应策略、焦点事件和社会力 量是影响政策变迁的主要因素，也使得我国企业合规管理政策面临高度依赖中央政府注 意力推动、地方政府选择性应对和社会力量参与有限等问题。我国企业合规管理政策要 进一步完善发展，应该凝聚央地政府共识，大力推动政策图景从监督问责转变为赋能发 展，重视市场主体在政策变革中的声音。

失独扶助政策的目标包括维持基本生存、增进民生福祉、构建管理制度、营 造舆论环境与促进社会融入五大目标。失独群体的个体性与结构性困境有不同层次的 政策需求，政府部门需要灵活使用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发挥社会政策的工具性效应，从 而实现个体需求、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基于全国２２个省级行政区失独扶 助政策文本量化分析表明：政策需求维度中以满足生理和安全需求为主，爱与归属、尊重 和自我实现需求欠缺；政策目标维度中以维持基本生存和增进民生福祉的目标为主，构 建管理制度、营造舆论环境和促进社会融入等目标欠缺；政策工具维度中以命令型工具 为主，激励型和系统变革工具为辅，劝告型和能力建设工具欠缺；从政策区域异质性来 看，相较于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中部地区政策文本结构在政策需求、政策目标与政策 工具维度最为全面、多元与完善。未来政府应优化扶助政策的政策需求与政策目标，调 整政策工具供给，促进政策公平性。

应急领导力是微观尺度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也是非常态情境 中亟待进行理论建构的重要领导力类型。应急领导力能够从情绪、时间、信息等方面满 足身处公共突发事件中的人们对确定性的需求，带给追随者在不确定性中保持发展和应 变的能力，从而减缓公共突发事件对组织带来的负面影响。新开发的应急领导力量表包 括抗逆心态、韧性思维和应急素养三个维度，实证检验显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 度，可以作为应急领导力的测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