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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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上的情意”——从胡适与江冬秀的关系看现代作家与传统婚姻

马春花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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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上的情意”是胡适在1918年提出的概念,前身是他于1914年在美国创造的不同于西方“自造之爱”的中国“名分之爱”。该说辞因为背离恋爱自由的经典启蒙论述,多被看成是胡适对包办婚姻的自辩。但从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实践来看,传统名分的确产生了真实情意。“名分上的情意”是对古典情礼二元关系的颠倒,“发乎情,止乎礼”被转化为“发乎礼,止乎情”。包办婚姻造成的名分只是生成情意的不得已起点,个人选择自由则是爱情最终达成的必要条件。对于胡适而言,爱情无论出于自造还是名分,都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名分上的情意”故此贯穿古今中西,勾勒出一个“以自由树/抒情”的永恒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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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遗憾是一种道德情感吗？

赵丽鑫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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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威廉斯借“行动者遗憾”这一情感概念指出了超出控制的因素对道德体系的挑战。不过,该做法遭到了一些批评。批评者们依据道德规范性,采取不同策略来处理行动者遗憾这一概念,以消解道德责任和行为结果之间的关联性。他们认为行动者遗憾概念本身不具合理性,行动者遗憾只是一般的情感反应。这些批评并未对威廉斯的理论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威廉斯提出的“自愿和责任的关系”与“遗憾和悔恨的二分”能够回应上述批评,进而维护他实现伦理生活转向的理论愿景。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道德情感,“行动者遗憾”概念进一步表明了威廉斯的理论意图:通过该概念探究情感、道德运气和人的行动模式之间的关系,并尽可能地展现出他的理论与既有道德体系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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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何以对抗资本统治？——一种解放路径的批判性考察

陈淑燕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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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既暗示着其内在的解放性潜能,也凸显了现实化这种潜能的艰巨性。尽管情感同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原则相对立,但就现实而言,市民社会系统性地压抑着作为生命内在维度的情感,并将其扭曲和压缩为构成意识形态补充的集体情感和私人欲望。在马克思的批判之后,阿多诺进一步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情感经由“虚假投射”机制转化为统治者转移经济领域矛盾的意识形态工具;拉克劳则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中,试图在本体论的基础上重构“情感投注”所具有的缝合-逾越维度。然而,两人对理性根据的诉诸再度落入了经济透明性预设之中,从而仍将情感限制为或完全受动、或仅具有有限逾越能力的存在。对此,巴迪欧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实质上以宗教的方式运作自身,同其真正构成对抗的是忠诚于奇异性事件的情感。在事件转向的叙事中,情感的解放性潜能不再受理性规训束缚,而是其自身就构成真理程序的内在动力,不断导向新的奇异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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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的感性贫困与情感治疗——以贝尔纳·斯蒂格勒“爱的政治”为中心

陈晓彤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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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深度介入当代生活,在提供无距离便捷交往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空心化。深层情感联系的缺乏致使“爱”正在成为问题,表现为个体独特性的丧失与感性的贫困。贝尔纳·斯蒂格勒在超工业时代的语境中重审“爱”的议题,通过自爱、欲望与关怀提供治疗当代情感匮乏的解药。自爱构筑政治共同体的感觉结构,是联结个人与集体的情感基础;热爱的信念与欲望催生出业余爱好者的创造力,在精神价值的生产中重塑了欲望经济学;关怀促发了自爱与互爱的行动,经由审美参与赋予生命存续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抵抗虚无主义。自爱、欲望与关怀构成斯蒂格勒“爱的政治”的核心内涵,以情感的药理学为重建数字化时代人与社会之间的情感关系提供了关键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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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成长与对90年代的告别——重读双雪涛小说的“90年代叙事”

苏鑫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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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写东北90年代生活经验闻名的双雪涛是考察当前“90年代叙事热”的切入口之一。尽管90年代的历史纹路通过文字得以呈现,但90年代终被告别的结局也在双雪涛的小说中被清晰点明。承担这一重述与告别双重功能的,是双雪涛小说中的逐渐成长的少年叙事者主体。以子辈视角被观察与讲述的90年代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是怀旧情绪的寄托所在,它在一定意义上是被重新组织了的复杂时空体:代际的更迭替换了时间的线性流逝,南北的分野转译了改革开放后的空间感受结构。因此,与其将双雪涛的小说体认为是对90年代的招魂,毋宁视之为青年作家的成长史记述,视之为可深化理解当前“90年代叙事热”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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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长发青年与1960至1970年代的香港文学与文化——以刘以鬯、西西、也斯的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罗欣怡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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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后期,香港街头涌现不少留长发的年轻人,成为了彼时香港社会极受关注的一种现象与潮流。香港长发青年群体的出现既凸显了嬉皮士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又是嬉皮士文化在香港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新事物,涉及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等多重因素。刘以鬯、西西与也斯三位作家在各自1970年代的作品中都写到了长发青年,塑造了丰富的香港长发青年形象,反映了不同的观看角度与书写方式。1960至1970年代香港的长发青年还成为了彼时香港人的一种集体记忆,在促进香港青年群体的身份建构与群体认同、巩固和发展港人本土意识等方面深远地影响着香港文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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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都市:香港文学中的疾病书写

杨森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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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中有大量描写疾病的作品。进入21世纪之后,新生代作家韩丽珠、黄婉霞透过对嗜睡症、漂浮症、疲劳综合症的描写,展现了都市人的疏离、绩效社会对现代人的压迫,更让人忧心的是当中的自我剥削。邹文律、潘国灵、张婉雯则透过动物疾病书写,反思香港人对传染病的过度恐惧与捕杀行为所折射的人类中心主义。李智良、西西结合患病求医经历,思考了现代医疗体制对病人的规训。随着医疗数字科技化,人体被简化为电子资源,进一步割裂了医生与病人的联系。李智良、西西探讨了社会大众对疾病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疾病如何被医疗化,向医疗霸权发出质疑,以此让病人重新寻找自我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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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地方营造:主客共享视阈下的市井街巷旅游化

郭云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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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市井街巷记忆正在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由居民日常生活世界构成的市井场域,作为一个可互动共生的舒适物集合,具有主客二元主体双向的功能和价值。居民“使用地方”的流畅与否影响其对“在家性”的感知,“在家性”的生成深刻依赖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记忆。“观看地方”作为游客回忆的一种形式,是在地方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寻找“在家性”。对维系居民文化情感记忆的“代际之地”的挖掘和保留,既是延续居民文化记忆、生成居民“在家性”的重要途径,也是重塑游客“在家性”体验、建构“熟识之地”的有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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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近代思想启蒙与说唱改良——以郑贯公报刊粤调创作为例

邓海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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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革命报人郑贯公在《开智录》《唯一趣报有所谓》等报刊创设专栏,推动粤调说唱实现三重转型:传播层面,突破书坊唱本模式,构建“以说为主”的报刊文本形态,完成从舞台表演到案头阅读的阵地迁移;题材方面,超越传统风月民俗叙事,聚焦反美拒约、与改良派论争、民生疾苦等时代议题,将地域经验升华为国家民族话语;功能上,融合新闻现实性、讽刺批判性与方言通俗性,使说唱从娱乐消遣转向启迪民智。其创作采用“三及第”文体,实现文言、白话与粤语互渗,以地方曲艺为载体,将革命思想转化为民众可感的文学表达,形成“从地域到国家”的启蒙路径。这一实践彰显了近代岭南报人对民间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作为俗文学“大众化”转型的典型,为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向下渗透”提供了独特的文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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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数质空间及其正义对齐

阙天舒, 彭浩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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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虚实空间的型构与运行带来了转变契机,推动传统空间结构衍生出一种新型“数质空间”形态。随着技术的深度嵌入,数质空间通过“空间规划—数据编织—自主生产”过程建立起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空间生产实践样态与空间互构过程。然而,发展失序、主体失权、赋能失效等空间“失义”风险也随着“数质空间”的成长逐渐蔓延形成价值阻滞。基于对空间正义理念的反思,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的对齐治理成为数质空间正义实现的基本路径,应当以超越单极中心主义下的失衡思维,从协调度、主体权、包容性三个维度进一步挽救正义伦理价值的流失,从而夯实空间智能文明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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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同步:城市住区居住空间的制度整合逻辑及其影响——基于配建保障房制度的案例分析

张霞飞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11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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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住房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城市住区空间治理的讨论,大多仍停留在政策实施或技术调整层面,未能充分认识到土地与住房双轨制在城市治理制度建构中的根本性作用。双轨制并非仅是资源配置的辅助手段,而是深刻重塑了城市居住空间治理的结构与机制。以配建保障房为代表的“商保融合”双轨同步模式,形成了一种具有时序介入、权威主导、制度关联与目标多维等特征的新型制度整合形态。该制度形态不仅实现了对社会利益分配的“强调控”、对市场主体的“强监管”、对科层体系内部的“强控制”,更凸显出现有城市治理理论在阐释双轨同步机制时的系统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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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技术驱动下的韧性城市构建:实践、挑战与策略

许昕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12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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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技术作为新兴的数字化理念与技术手段,其在灾害管理中的巨大潜力已被广泛认可。上海市的案例实践表明: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对物理城市的高精度数字化映射,驱动了韧性城市治理范式的变革,显著提升了城市恢复力与适应性。同时,其应用过程也面临结构性风险挑战,需通过“五位一体”的行动策略为城市数字韧性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情境重塑、结构变革与行动赋能,显著增强了现代城市韧性。未来的城市发展需与城市文化、地理等情境深度融合,通过可扩展的城市系统架构支撑技术迭代,并以安全韧性为核心目标,推动城市韧性从局部优化向全域协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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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司法研究方法论的体系展开

李德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13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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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数字司法囊括侦查、检察、审判、司法行政等环节,其中数字司法既是辅助人类完成特定司法活动的系统,也可能构成独立思考的裁判算法。广义的数字司法研究方法论应当反思案件办理的全过程,包括针对技术方法、教义方法和裁判方法的三重分析。在技术方法上,人工智能嵌入司法裁判具有客观性、中立性、效率性的优势,但可能导致“算法黑箱”的异化风险,有碍公正裁判的实现。算法黑箱是由算法的技术性特征造成的,因此,数字司法活动过程的算法歧视难以避免,数字司法活动结果的可验证性难以确认。在教义方法上,数字技术的引入不意味着对法教义学理论的颠覆,包括法律主体在内的经典法律范畴仍然是有效的。数字领域的教义学议题更多地呈现为部门法议题。在裁判方法上,数字司法研究的三重局限性应予重视:其一,数字技术难以辅助事实认定并弥合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缝隙;其二,数字司法倾向于统一性和相似性判断,难以实现不同案件的差异化处理;其三,数字技术的运行方式可能背离依法裁判的司法要求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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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协议准用民法缔约过失规则的逻辑阐释与制度表达

廖苑辰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14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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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先合同义务中所蕴含的诚信、照顾、公平等价值,与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方向相契合。行政机关因自身过错导致行政协议无法有效订立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现有行政协议制度以处理履约纠纷为主要目的,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缔约阶段的行政法律关系。明确缔约过失规则在行政协议中准用的必要性,将有助于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弥补违约责任与行政赔偿责任的不足。应在制度上构建多元化的行政救济体系,将缔约过失纳入行政协议责任类型,确保相对人可通过行政协议诉讼寻求救济。在相关行政法规范尚有欠缺时,因行政协议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而导致的赔偿责任应准用民法规范,并以赔偿信赖利益为原则。欠缺批准生效要件的行政协议可例外允许履行利益赔偿。但在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缔约义务时,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应受到限制,不得违背依法行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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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第25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6-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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