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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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学界抗战史研究新进展及史料整理新突破

任可, 姜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4):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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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文学界的抗战史研究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传统的革命史及政治史领域转向对军事史和社会史及中美基层关系史等主题的细致考察。同时,全球英文学界抗战史的研究也得益于各地英文史料的发掘与整理。除了抗战军事史与重审中美关系史, 21世纪初以来英文学界抗战史研究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关于难民、苦难、妇女、儿童、战时医疗等抗战社会史及日常生活史方面的相关研究。此外,以“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为代表的数据库近年来整理了大量稀见的抗战英文报刊与英文档案,为抗战史研究打下了资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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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大屠杀教育与研究:现状与未来挑战^①

亚历克斯·J·凯, 姚萌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4):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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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仅有两所大学设立了大屠杀研究的教授职位:2017年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和吉森·尤斯特斯·李比希大学先后设立此类教授职位。在德国大学教授的所有关于大屠杀的课程中,只有三分之一的课程侧重于实际的历史事件。目前德国没有一所大学开设这一学科的文学硕士学位项目。尽管大屠杀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领域,但在德国学术界并没有任命国际学者担任高级职务。因此,德国学术界仍是封闭且有局限的,需要对德国的大学教学、制度性基础设施、纪念场所和大屠杀历史研究的现状,以及该领域未来面临的挑战进行批判性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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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人类命运——南京大屠杀叙事

刘康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4):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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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中国抗战的其他任何事件和战役,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人对平民的暴行,是反人类的罪行。德国纳粹的反犹太人大屠杀80年来受到全世界高度关注,南京大屠杀也应该作为反人类罪行,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忘却的一页。比司法正义更为深远的是诗性正义。在当代南京大屠杀的叙事中,叶兆言、房伟和哈金的小说,以及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纪实,采用了不同的叙事形式,呈现出不同的写作风格,但都指向了马尔罗和阿伦特所揭示的人类命运或境遇这一无法终结的终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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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传递与后记忆——以幸存者及其后代为中心的考察

黄顺铭, 陈昭博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4): 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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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相继离世、历史活证人所剩无几的记忆危机,维系与传播幸存者记忆的任务逐渐移交至幸存者后代的手中。受制于政治局势及大屠杀创伤的“不可言说性”,幸存者对自身的创伤记忆曾长期保持缄默,这一境况伴随20世纪80年代后南京大屠杀议题地位的不断提升才有所改观。面向公众的记忆言说反过来推动了幸存者家庭内部大屠杀记忆的代际传递。以幸存者的口述与身体为主要媒介,辅以家庭以外的空间遗址及纪念装置,幸存者的创伤记忆传递甚至嵌入到其后代的记忆当中。在此背景下,幸存者的创伤记忆构成了其后代自传体记忆叙事的基石,而后代也在多重记忆叙事的共同形塑下实现着对幸存者记忆的边界延展与再语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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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抵抗与超越:抗战记忆的三种叙事及其反思

唐小兵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4): 5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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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一些回忆录和口述史作为主体资料,从苦难的个人化叙事、对日本入侵的文化取向抵抗叙事和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历史反思三个维度来重新审视抗战历史叙事的三种类型。通过个体的生命故事和生命经验的视角,探讨中国的知识分子、学生和民众是如何亲历、见证和反思抗战导致的集体经验和民族创伤,进而试图在个体与国家、历史与记忆、经验与理性、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等多重视角来讨论这些回忆录和口述史所呈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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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化的广岛到女性化的日本:日本战争受害记忆的选择与建构

陈宜芳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4): 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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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战后宣扬弱者受难的广岛记忆,利用“女性”建立自身在原子弹爆炸事件中的无辜受害属性。在原爆文艺作品中,存在大量对于人物性别的特殊展示,“原爆少女”与“广岛母亲”作为政治策略被凸显出来。其中,以“少女”为主的核武器受难形象企图唤起广岛作为弱小牺牲者的国际印象;围绕“母亲”的战后言说则进一步帮助日本普通民众巩固自身作为军国主义战争受害者的历史记忆。日本有意利用这种记忆支配模式,将女性“无罪无垢”与和平倡导者的形象扩展至全体国民,从而隐匿战争加害事实,规避国家战争责任。女性被完全卷入战时与战后整个时期日本集体受害神话的叙事当中;与此同时,“女性”这一修辞作为广岛的转喻,更成为日本自身的寓言——一个被话语重塑为被动、创伤且道德无瑕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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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身份·区域特色·全球视野——海外华文文学中抗战题材创作的历史演进与叙事转型

刘俊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4): 7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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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题材创作是海外华文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作品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和北美华文文学中最为突出。由于东南亚华文作家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身份转型,因此他们在创作抗战题材作品时,就存在着从中国民族主义立场到新兴民族国家认同的思想演变,这对他们的叙事形态从传统章回体发展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产生了深刻影响。北美华文作家在创作抗战题材作品时,更多是以“回应”与“回忆”的方式,从融入民主思想、回顾抗战历史、表现女性创伤、关注身份认同等方面描写抗战故事,并以跨域书写与普世表现形成其全球视野,而北美华文文学中抗战题材创作的叙事形态,则呈现出一种从传统朴素的现实主义向精致繁富的现实主义进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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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如何影响基层治理自由裁量权?

吴进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4): 8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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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算法在塑造基层治理自由裁量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动化算法、预测型算法和生成式算法对基层治理裁量权的影响各异。自动化算法可能削弱自由裁量权,而预测型算法及生成式算法则可能增强基层治理的决策能力,尽管后者也出现了新挑战。算法对基层治理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它受到个体认知、组织体制和组织文化等多种因素的调节。个体认知层面,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可能会因算法偏差或认知偏差而展现出不同程度的依赖或反制行为;组织体制层面,算法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对基层治理自主性构成影响,但内部反馈和监督机制有助于维持自由裁量权;组织文化层面,控制导向文化可能限制自由裁量权,而自主导向文化则可能会增强基层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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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纪检监察:内涵要义、逻辑理路与规范进路

喻少如, 鲜翰林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4): 1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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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纪检监察既是应对数字时代权力监督的需要,又是实现国家反腐败目标的有效途径。相较于数字监察,智慧纪检监察这一概念更加强调智能化的技术运用与技术所展现的人文关怀。目前,智慧纪检监察呈现出工作流程型、预警分析型和辅助办案型的实践样态,其本质在于构建一体化、精准化、要素化和全息化的纪检监察体系。然而,智慧纪检监察也在制度维度呈现为技术与制度的关系失衡、权力维度呈现为监察权力扩张效应、程序维度呈现为对监察程序的解构、技术维度呈现为算法技术的封闭性难题。在未来,智慧纪检监察应明确技术赋能推动纪检监察体制机制革新和“技术驱动+法治引领”的逻辑理路,并以智慧与法治的双重发展面向进行体系构建:在制度层面健全智慧纪检监察规范体系,在权力层面重塑智慧纪检监察权力与权利之间关系,在程序方面控制技术运用程序,在算法层面推动算法技术的回应性与责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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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辅助纪检监察办案的法律风险及其控制

吴建雄, 宋阳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4): 11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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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纪检监察机关面临着案件数量骤增、办案要求高质等诸多挑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纪检监察是其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纪检监察的案件全景化管理、追踪案件线索、提升预防效能和智能分析类案处置信息等领域彰显作用。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法律风险亟待解决,具体包括:因信息数据短缺与算法技术缺陷而影响结果的客观性,因办案人员对技术依赖而侵蚀监察权独立性,因算法技术决策偏差而挑战传统纪检监察归责机制。鉴于此,应从推动数据资源的集中统一、提升算法安全性和透明性、构建“人机耦合”的合理分工机制、提高纪检监察机关自身技术水平、明确人机责任的边界与分配等方面作为规避上述法律风险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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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信息公开与公众反腐获得感: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基于CSS2019的实证分析

倪星, 崔冠云, 周晨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4): 13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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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反腐获得感是评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际成效的关键指标,而政务信息公开与公众反腐获得感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在借鉴社会互构论的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CSS2019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务信息公开有助于消解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对公众反腐获得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网络信息接触会加重公众对反腐工作成效的负面印象。从中介效应来看,政务信息公开有助于改善公众的社会公平感知,促进公众的制度性参与,进而提升其反腐获得感。面向未来,应进一步从公众需求角度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建立满足个体异质性需求的政务信息供给体系,合理分配反腐工作注意力,规范政治参与形式,从而持续有效地提升公众反腐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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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性放权:地方干事创业激励与监督问责贯通协同研究

刘滨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4): 14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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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积极干事创业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瞩目成绩的关键,但过往监督问责机制的不健全也带来了权力滥用的高廉政风险,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在激励地方干事创业的同时,对其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监督制约成为党和国家治理的紧迫议题。“约束性放权”作为地方干事创业激励与监督问责贯通协同的分析框架,从放权激励和控权问责两个核心变量揭示了地方行为转变的内在逻辑。在放权层面,适度放松剩余权管制能激发地方创新活力;在问责层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纵向问责与横向问责的有效贯通,增强了监督效能。这种双向驱动机制既保障了地方在干事创业过程中的自主性,又对权力行使形成有效制约,从而实现廉政与效能的有机统一,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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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24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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