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不想腐”是治理腐败的一个较高目标和境界。实现“不想腐”的内涵和基本要求,可以从党组织和个人的视角分别进行探讨。从党组织的视角而言,“不想腐”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的激励下,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政治觉悟的自我约束下,始终自觉地同各种腐败念想、欲念作最坚决的思想斗争,使党组织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从党员个体的视角而言,“不想腐”是指党员个体努力克服各种私欲与贪念,遏制从事腐败活动的动机、愿望和心理需求,完全不存在腐败行为的心理过程、心理特征和行为倾向。实现“不想腐”的目标要求,必须在党内法规制度上划分“不想腐”与“想腐败”的界限并明确具体标准。当前党员、干部实现“不想腐”的目标要求还面临着理想信念坍塌,党性修养缺失,党的意识淡薄;腐败亚文化盛行,政治生态被严重污染;家庭不良文化的推波助澜等挑战与难题。其破解路径在于党员、干部自觉用党性改造人性、克服贪念;用道德良知战胜内心贪欲;用廉洁文化取代腐败亚文化,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建构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保障党员干部的合法权益。只有内外同向用功,党员、干部才会自觉抑制腐败动机,从而实现“不想腐”的目标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使命清晰、目标明确,具有强烈的使命担当意识;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内涵丰富、布局系统,形成了以“补钙论”为中心的思想建党论,以“守纪律、讲规矩”为中心的组织建设论,以“反四风”为中心的作风整党论,以“零容忍”为中心的反腐肃党论,以“笼子论”为中心的制度治党论,五个方面涵盖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立足现实,突出要求严、问责严、管理严,注重实效;习近平管党治党思想及其实践提升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内政治生态环境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党的形象得到显著提升。

自习近平主政以来,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权理论的新理念、新观点和新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凝结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最新伟大成果,是人权理论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使人权理论回归到对人本身的研究,重视对人格尊严和幸福生活的保障与发展,特别是强调了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可以概括为:民生人权观、法治人权观、历史人权观、国际人权观、辩证人权观等五个方面。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导致刑事诉讼进程中对于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缺乏足够认识。随着新刑诉法的修改实施,尊重和保障人权得以凸显,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为最突出的体现,其目的旨在保证侦查取证手段的开展以公民宪法性权利不受侵犯为前提,从而实现限制权力恣意、保障人权的最优价值平衡。因此,非法证据排除应基于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视角重新审视,进一步明确界定其内涵、判断标准及价值目标,并在此基础之上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与程序构架,从而为这一舶来品探寻出一条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 “本土化”发展路径。

两岸证券市场的合作客观上要求对两岸证券法律制度作出正确理解和辨析。何为“证券”,“证券”概念在证券法上的内涵和外延是明确该法调整范围的先决条件。广义“证券”的外延包括金券、有价证券和资格证券,证券法所称的“证券”仅指有价证券,具言之,为有价证券中的资本证券。两岸证券法制定法所规范的“证券”范围又有所不同,非公众公司股票、投资契约不是大陆证券法所规范的证券。

隐匿身份侦查人员刑事豁免权可以简单界定为:在实施隐匿身份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一定情形下免于刑事惩罚的权利。其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性的个人公权利,属于绝对豁免权范畴。“正当权利保护”“犯罪阻却事由”等理论证成了隐匿身份侦查人员刑事豁免权的正当性,其必要性体现在价值、规范与事实三个层面。而借鉴德国行政法的比例原则,隐匿身份侦查人员刑事豁免权的限度则可通过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进行判定。

拆迁补偿价格问题是“三旧”改造项目在改造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三旧”改造拆迁补偿价格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影响的显著程度依次是房屋销售均价、家庭年均收入、政府相关政策、行政区域、被拆迁人行为、拆迁户数;不同行政区域对拆迁补偿价格标准的影响程度也不同,经济发达的区域,影响程度最大;被拆迁人行为对拆迁补偿标准具有显著影响,政府在制定拆迁相关补偿政策时应更多地考虑被拆迁群众的意见。这些结论与建议可为政府制定“三旧”改造房屋拆迁补偿价格标准及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城市能源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市间的能源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某一城市的能效状态会对邻近城市产生直接影响。在诸因素中,能源禀赋、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对其影响最为强烈,且呈负相关,而其他因素表现不显著。这表明在提高城市能源效率的过程中,应加强区际合作,深化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并弱化政府的不合理干预。

α套利策略是较为前沿的量化投资策略之一。以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获得各股票的α值,根据动量效应选择α值排名前50的股票作为多头部位,同时以沪深300股指期货作为空头部位,构建零成本α套利组合,以检验α套利组合收益的显著性和稳定性,并利用α套利策略进行模拟投资。结果显示,α套利组合在样本期内的收益率显著为正,且显著超越市场收益,证明α套利策略在我国中小板市场中是有效的。

“全景敞视主义”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核心概念,他从权力运作的角度深层剖析了边沁的“圆形监狱”建筑学形象,并认为“圆形监狱”其实是对社会的隐喻,整个社会无时无刻不处在“监狱”当中,身处社会中的人们时刻受到监视并实行规训,以使权力运转达到一种自治和隐蔽的完美状态。如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引导着社会的再结构化,整个社会形态被重新建构,形成了网络社会。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背景下,探讨“规训与惩罚”所出现的新的变异,不仅为身处网络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还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媒体时代,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传播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同时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督意识也日益加强,主要表现为对公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要求提高。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对在公益信息方面有基本卷入的人群进行媒介使用习惯与公益信息需求调研;同时,对广州地区相对成熟的公益慈善组织进行深度访谈,评估公益组织信息公开的现状及其效果,试图探索新媒体环境下公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情况与公众需求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差距。研究发现,公众对于公益传播的渠道和信息的公开呈现出一种理想化要求;性质、规模、目标群体、业务范围等因素影响不同公益慈善组织对传播与信息公开的投入;目前公众的需求与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现状尚存在较大程度上的鸿沟。

明代怡老会的繁荣,不仅是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亦是颇具价值的文学现象。从花山九老会到林泉雅会,耆老结社几可谓贯穿了整个明王朝。怡老会作为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思潮的产物,体现出一系列特殊的文化特征。怡老会对明代文学亦产生了一定影响:提供了诗歌创作的契机,促进了明代闲适诗风的流行,推动了地域诗坛的崛起。

清初文人魏禧在文学评论上卓有建树,他的文论在继承前代优秀思想资源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紧密相连,体现了强烈的用世精神。魏禧的文论堪称明遗民文论的代表。他提倡文章须明理适用与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潮相呼应,积理练识说正是清初推崇实学的思想的文章学表达,而他的“真气”说更展现了明遗民群体的精神风貌。

明代岭南诗坛风起云涌,繁荣兴盛,为此明清及民国时期编纂出大量的明诗选本。这些选本除了在体例、目的和思想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编纂特点外,在诗歌创作的批评与接受、岭南诗坛的发展等方面还体现出很高的诗学价值。因而通过宏观考察岭南明诗选本,认识其编纂的特征与价值,可以为后期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