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学已经走过70年曲折的道路。以命名为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来讲,70年间,有中断,有继起;以知识传授和创造而言,有降格,有升格。在国家经历政治风暴的岁月,政治学命运多舛;在国家努力打开国门的艰难尝试中,政治学获得一线生机;在国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阶段,政治学为改革开放积极献计献策。70年间,政治学总是与国家命运共振,起伏跌宕之余,积累了学术资源,转介了西学精粹,供给了改革智慧,创新了学科局面。从实践上讲,政治学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水区大有用武之地。从理论上讲,政治学还需要在相邻学科疾速发展中为学术蓄能,对生机勃勃的学术现状心存危机意识,由此为政治学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文章回顾了中国社会学形成发展的历程,特别是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所走过的道路,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努力、中国现代化转型研究、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创新三方面做出了深入分析。首先,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是基于对中华文明特征的深入思考、基于对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深刻认识,只有在这样基础上建设的中国社会学才能够真正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研究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产业化道路,研究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研究了人的现代化。其次,文章分析了市场转型造成的社会后果及社会学者提出的治理对策,强调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机制的平衡关系。最后,文章还分析了中国社会学在民生和社会治理研究方面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在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文学艺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文艺理论的发展变化具有某种典型意义,从中可以分析出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政治学模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第一个模式。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也应给以学理上的合理评价。在当代文艺理论的“政治转向”中,政治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依然有其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文艺治理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学术界呈现了多种形态相叠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模式,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济学模式,呈现了多重论争的意识形态模式。人类学模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晚近的模式。在新时代语境下,人类学模式可以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一步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

新中国70年文学理论在古今中西的视野中按“新中国(含‘文革’)文论”“新时期(含‘后新时期’)文论”和“新世纪(含‘新时代’)文论”展开其文论话语形成、转型和发展的演变轨迹。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标识的新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具有承担贯彻国家文化战略的文艺政策、明确指导新中国文艺的创作与批评实践的重要功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论在西方文论的巨大影响下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新世纪文学形态和格局的剧变与文论界的自我反思成为新世纪文论话语建设的发展动力;“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成为“新时代”赋予文论建设的特殊内涵。

文化研究之于欧美和中国,虽然具有相同的话语形态,却未必具有相通的学术理念。不同的历史背景养育了不同的思想主张。渴望获得体制认可,又期待改造这个体制所依赖的世界;一方面批判当代文化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又尝试将这种批判化为学术界知识共同体话语,幻想得到理解和支持,这一切都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内在张力和深层纠结。最终,批判性的话语意识、压抑性的反遏制策略和紧迫行动的幻觉生产,构造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内在发展逻辑。未来文化研究应该倡导一种崭新的“策略”,一方面保存文化研究的批判性,一方面根本性地反转当代社会意义的生产机制而不仅仅是意义本身。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真正历史起点,并非20世纪50、60年代那场著名的“美学大讨论”,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主流命题。中国美学工作者们对“美是生活”命题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一方面抛弃了费尔巴哈思想的“自然性”倾向,另一方面显现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思想的关联,其根本目标是为了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从而形成了三种对于“美是生活”的中国化阐释。然而,必须认识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美学具有某种不彻底性,他虽然在本质观上存有回到现实生活的取向,然而在具体问题上却仍未走出传统,这样就既没有也不可能一以贯之地解决美和生活的关系的美学难题,这与21世纪初叶方兴的“生活美学本体论”是迥然不同的。进入21世纪之后,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的发展正实现着一场创新。当前中国学界的新兴学者们,试图要超出实践美学及其各种后学的思维范式,再次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来重构美学,并将之视作中国美学未来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承继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通过视野和方法的开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古代文学”这一学术话语的确立,拓展了学术范式与研究格局。文化视野影响了文学史的书写,并集中体现于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理论建构和文学史的重写在通古察今、融贯中西的比较视野下,探索古代文学研究体系的建构。互联网和古籍数字化技术促进了文献整理的细化和研究方法的改变。《文学遗产》基本呈现出古代文学研究发展脉络,形成具有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被成功地纳入了国家体制当中,成为国家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从20世纪50、60年代对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的积极建构,改革开放时期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启蒙精神的激活与研究视野的拓展,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规范取向中的困惑思索和多维度拓展,再到21世纪以来重启文史对话,疏通思想生长的历史脉络,深化现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历史根基。70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经历的种种变迁与转型,无不体现出这一门学科在当代文化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思想活力与独特价值,同时也折射出了当代学术发展的曲折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文章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的建构过程及其内在矛盾,分别勾勒出其在三个不同阶段的各自特征:新中国初期以文艺官员为主的现场批评,拨乱反正与创新大潮中文学观的修正与文学史的撰述,21世纪之交学院派的兴起与“历史化”的追求。作为最年轻的学科之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时代的紧密纠缠,使其或过分靠近政治和意识形态化,或向民族心灵史的方向倾斜,而较少注重文学的本体性与审美特色。当代文学学科的基本支点“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史”都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令人困惑,却也是其活力与个性所在。

文章从语言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语言的真实存在状态、语言学的学科问题等三个维度,试着对70年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做一小结。第一,古代语言研究的问题来自于经学,清末以来问题来自于社会语言规划和教育两大领域。改革开放之后,语言学界多把学术眼光聚焦于国外,聚焦于学科内部,相对忽视语言生活的“本源问题”,而“本源问题”是推动学术进步的本源动力。第二,语言的真实存在状态是话语,而索绪尔以来的传统是研究语言结构,相对轻视话语。话语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和互动语言学的兴起,推动着语言学的“话语转向”。以“本体研究”为本的中国语言学,以语言结构研究为学术基点,应尽快转向以话语研究为学术基点。第三,语言学早已成为科学,但学科设置仍处在语文学阶段,为语种所分割,与文学相纠缠。这种“蜂巢”般的碎片格局,严重妨碍了语言学共同体的形成和现代语言学人才的培养,难以整合其他学科的语言研究成果而形成“大语言学”的知识体系,限制了语言学的学科辐射作用和社会辐射作用。在总结70年中国语言学发展之时,必须认真考虑语言研究的“本源问题”、话语转向问题和学科设置及知识体系整合的问题。

文章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中国特殊的“传播学”概念与普通的“传播研究”之间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二是中国1978年引进传播学时,全球冷战的背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而中国的“现代化”则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去政治化的“现代化”概念促进了传播学的引进,这一点常被研究者所忽略。三是中国传播学的学术自觉和本土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正处于学术创新的关键突破期。四是媒介技术影响了中国传播学的社会网络的性质,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术交往模式与生产模式。最后是技术还深刻地影响了今天中国传播研究的范式与对象。

肇始于新文化运动,中经1950年代学习苏联、1980年代思想解放背景下同时引进美、苏两国教育学,到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学界在拓宽视野的同时受到功利潮流冲击,中国教育学学科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实质性的创新较为缓慢。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校正了一些错误观念,拓宽了教育学的研究思路,使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内容更加丰富,表述更为准确规范,但与中国教育学人孜孜以求的写出一本中国教育学的目标尚有距离。其主要表现是:教育学研究偏离主题的现象比较普遍,学科发展进程中的断裂痕迹清晰,原创不足,学风浮躁,思想禁锢未能彻底解除,适合的评价标准未能建立,教育学的学科自觉与自主性不高,促进教育学基础性学科发展的条件,比如思想理论的传承,市场机制和个体筛选机制的建立等,都还未能具备。教育学未来发展在于以人为本,以集成人学的方式去进行自觉自主的建构。

中国艺术观念70年的演进,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在中国传统以“文”为核心的艺术体系的影响下,形成了以“文艺”一词为核心的艺术观念(文学在艺术之外);二是在西方以美学(艺术哲学)为主流的艺术体系的影响下,形成了以“艺术”一词为核心的艺术观念(文学在艺术之内);三是在德国的“艺术科学”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的艺术学学科体系(文学、建筑、园艺在艺术之外);四是在与世界大国学科体系中“艺术学科”以及其观念的互动中,对中国在学科体系中艺术学学科目录的修定,有重要影响。由于这四个方面的影响,中国的艺术观念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作为学科的艺术学第一次学科目录(1983)之前,主要是前两方面的影响,之后,主要是后两方面的影响,但四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构成了70年中国艺术观念的基本面貌,也构成了艺术作为学科体系的基本面貌。

文章将新中国70年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发展划分为起步探索(1949—1977)、延伸发展(1978—2000)、全面推进(2001至今)三个阶段。起步探索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苏联为师,按工种领域进行专业设置,初步搭建了新中国戏剧与影视的教育体系,为行业培养了专业的人才,但也存在着功能较为单一、体系较为狭窄、成果较为浅表等问题;延伸发展阶段主要是向欧美学习,体现出开放的特点,学科整体规模和层次都得到了提升,引进大量西方的理论学说,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但也出现了如师资队伍结构相对封闭,学术研究过于依赖西方理论,专业理论与行业实践出现某些脱节的情况;全面推进阶段整体上开启了学科本土化建设的新探索,建构了新的学科体系,形成了新的教育格局,并积极推进新人才的培养以及开展新学术的研究,学科的新功能责任担当也随之彰显,但学科设置还不尽规范统一,师资队伍整体的质量偏低,学术水平与文化创新也还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