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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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

任剑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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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在中国是舶来品，它由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引入，并因应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建立起相应的价值导向、学术规范与研究群体。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目标是揭示研究者所在社会的面目，这一定位注定了中国社会科学一定会踏上寻求本土化的漫漫征途。但百年来探寻本土化之途的艰难促使人们反省这个目标是否适当。文章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在本土化的普适社会科学范式建构与本土化的绝对经验描述之间，确立社会科学之服从科学逻辑的普适原则，以及基于中国经验的可证伪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两个高度关联的研究目标，籍此走出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焦虑，引导中国社会科学朝向严格的社会科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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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界线的历史演进与后人类的建构趋向———凯瑟琳·海勒的后人类思想研究

刘慧姝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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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海勒从控制论的历史发展中探索后人类观念的建构，描绘了人类身体界线的变化历程与动力基础，探索了具形与书写、技术、意识形态并行的异质空间，揭示了身体的物质性与信息技术的连通变化与交互建构，展现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主体边界如何被拓展为后人类意识的过程。海勒将人类与后人类理解为从各种技术、文化的外在形态中显现出来的历史性特定结构，剖析了“人类”与“后人类”如何共存于一个不断变换的结构之中，探寻人类与后人类的连续与断裂。海勒清除了后人类威胁论，强调人类主体边界的拓展与重新认知，人类向后人类的演变具有积极的前景与意义，有助于扩张人类功能与塑造人类形象。海勒的探索促进了关于科技与人文之关系的前瞻性思考，推动了后人类思潮中建构论的深入发展，彰显了后人类思想的建构特色与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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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类纪语境中的身体美学问题

简圣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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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人类”学术思潮所强调的“走向新的人类形态”这一基本脉络出发，我们可以获得反思传统范畴并构建新科技时代的“后身体”审美理念的重要理论参照系。人工智能条件下逐渐出现的人机融合以及“身心分置”状态，使得传统身体美学的相关基本范畴需要重新定义。借助于科技的赋能，人类开始了自己超越自然身体范畴的感官延伸进程。在此过程中，人类同时经历了主体性的扩容与让渡。在这样的语境下研讨“后身体美学”及相关理念问题，有助于我们超越思维局限去思考更前沿的学术问题，在“未来未至”之时即做好理论和思想上的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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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影像与后人类身体

王坤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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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作为艺术具象化的核心对象之一，是理解人工智能电影的重要关枢。人工智能电影所塑造的身体模型引入了基因工程、增强外骨骼、缸中脑等多个要素，其与肉身、灵魂、性别、繁殖等思维对象的排列组合，生发出数种后人类身体模型。与此同时，３Ｄ、４Ｄ、ＶＲ、ＡＲ、ＭＲ等新媒体技术正在重新定义着电影，影像变得日益立体化、“拟感化”、素材化，成为一种身体体验中的过程－关系事件。而身体既是影像所建构的世界的核心要素，又是接受这一运动影像的客体，还是促成这一过程－关系事件发生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电影的形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改变，从以拟视、拟听为主，逐渐向视－听－感一体化迈进。人和电影实现了某种“准在场”的互动，而这也必将和既有的人工智能影像结合，并将其推进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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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规则构建中的政府（国家）话语权角力

刘小燕,罗诗婷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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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聚焦的是国际金融规则构建中的政府（国家）话语权力博弈问题。从历史上看，国际金融规则构建中的话语权经历了荷兰主导、英国主导和美国主导三个阶段。文章在考察上述各阶段话语权的博弈手段与稳定性状况的基础上，主要结合超级大国美国的话语权主导现实，从金融实力、历史成因和国际传播三个方面解析了其掌控话语权的优势及影响因素；同时，联系新时期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中话语权博弈的新特点，提出了中国在参与这一话语权角力时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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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意识形态批评的萌芽与“祛幻”／“制幻”的分歧

田亦洲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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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是中国早期电影史上一部重要的理论译作，它既是对当时世界范围内左翼文化运动的热烈响应，也是中国最早引进的外国（日本）左翼电影理论文献，更被视作中国左翼电影理论的纲领性文本。如果说鲁迅翻译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承认电影之意识形态功能的基础上去破解它的话，那么左翼电影人重视这篇文章，则是在理解电影之意识形态功能的基础上去运用它。前者强调“祛幻”，后者意在“制幻”。这一“错位”很好地解释了鲁迅与左翼电影人之间的观念差异，呈现出外国电影理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复杂性。正因如此，在电影史研究中加入翻译史的视角与方法，或可为我们更好地观照中国早期电影理论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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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位之思：中国现当代文学原典问题刍议孟庆澍

孟庆澍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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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典”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拉在一起，是个大胆而越位的想法。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对原典问题缺少基本共识。然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原典问题上的缺乏自信乃至茫然失措，恰恰折射了该学科内部重新思考、确立原典的必要性。文章认为，确定中国现当代文学原典，将有助于解决学科内部学术再生产问题，克服学科自身的“非文学化”危机，重新确立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的合法性。注意现当代文学与时代同步的特征，开放讨论、允许质疑，则是确定原典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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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原典教学的思与行

马兵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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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更为细致地落实博雅教育宗旨与目标的重要路径，原典教学可以有效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强化其自主思考意识，培养其审美感悟力、细读能力和批判性阅读的能力，同时可全面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自２０１８年秋季学期起，山东大学文学院尝试分专业开设系列“原典”导读课程，其中现当代文学专业方向选定鲁迅、沈从文、巴金、曹禺、老舍、冯至、穆旦、张爱玲、莫言等几位作家设计了课程计划并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同时，原典教学也有力地参与了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讨论，对现代文学典律的构建做出了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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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现当代小说原典阅读中的代际经验壁垒

姚晓雷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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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当代的历史跨度较长，社会变化剧烈，不同代际的人的生活环境相差很大，当下大学生在阅读一些前人的小说原典时，常会遇到代际经验隔膜的难题。为回应这一挑战，文章提出并论证了如下四种应对策略：多选择那些能和当下大学生读者的价值诉求产生关联的原典，让兴趣成为克服隔膜的助力；多做好背景材料的准备，争取使学生能以想象的方式“虚拟历史现场”，设身处地地感受并理解原典主题形态和人物情感生成的特殊性；借助由原典派生出的伴随文本，建立更加立体多面的参照－阐释框架，使原典本身的意义特质在多方位逼视下显得更突出；允许学生的创意性阅读甚至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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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学教育”

哈迎飞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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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学制改革逐渐兴起的文学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文学教育中“文学”的缺失。文章从社会转型和教育教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指出：作为意义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学教育在中国本质上不是知识教育或专业教育、技能教育，而是事关意义获取的价值教育，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应该给社会提供更多的价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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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皮书”模式的重启与终结：１９８０年代西学译著的出版管理

康凌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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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代的西学翻译热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化图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既往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别著作、译者或国家意识形态在其中的作用，较少聚焦“出版”这一“中间层”，文章试图基于对政策文件、出版史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材料的整理与分析，研究１９８０年代西学热潮中西学译著出版工作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及其变化。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的西学翻译最初是通过重启“灰皮书”模式而展开的，然而，这一模式在新的出版空间、组织结构与利益关系网络中遭遇危机并最终结束，也为更为多元与灵活的译著出版方式打开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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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电影及１９８０年代初期的新电影文化　———以《神秘的大佛》为例

杨莉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9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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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大佛》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拍摄的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这部集传奇、惊悚片、武打片和恐怖片于一体的商业片，尽管当时受到许多评论家的谴责，但仍得以迅速制作和发行，为国内观众所喜爱，创造了惊人的票房收益。以前对《神秘的大佛》的研究大都着重于它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武打片的历史地位，而文章则认为：《神秘的大佛》的意义更在于体现了当时电影系统的运行机制，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中国电影何以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流行文化领域逐渐丧失影响力提供了线索。政治特权的隐退，电影评论家和制片厂之间的博弈，市场机制的缺乏等等，都是导致流行／大众电影的发展在当时受到遏制（但并未被禁止）、精英电影影响力日隆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文章通过《神秘的大佛》这个案例，重新审视了中国商业电影在１９８０年代初的特别处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当时大陆流行文化的发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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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主流电影的历史叙述贾磊磊　

贾磊磊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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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影像对于史的叙述是一个不应当被忽略的问题。有许多主流影片因为在表述中国历史时的失利导致票房上乏善可陈。电影不排斥对历史的个人化表述，但在电影这种大众传播媒介中，任何关于历史的表述都应当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本质，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中国未来发展的客观需要。为此，我们要恪守影像历史的正义立场，凝聚影像历史中的人格力量，抒写影像历史中的诗意情怀，而不能让中国革命的历史在影像世界里失去其特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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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传统与诗性正义：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电影叙事伦理饶曙光

饶曙光,刘晓希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1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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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玛莎·努斯鲍姆曾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诗性正义”的立场。她对叙事和诗性的信任与期待与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叙事“抒情传统”颇为相似。同样，作为一种叙事的电影，更是不乏“抒情传统”所饱含的对“诗性正义”的向往。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无论西方的诗电影，还是中国的抒情电影，都有着类似的诗性和诗情，并且有着可以横向比较的抒情策略。在实践层面，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电影的叙事和审美等领域存在着沟通的可能性；在理论方面，中国电影也已然探索出既属于自己的传统美学又和西方电影语言相交错的路径。相关学者近年来就上述问题勾勒出了“共同体美学”的展望，并将之上升为一种当前语境下中国电影的美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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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节剧到文艺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香港粤语片的中国化改编

易莲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3): 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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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香港出现了一批与当时高度商业化、地方化的主流电影有较大差异的、改编自世界文学的粤语片。相对于其文学原著，这些影片更多参照的是好莱坞、上海或其他电影工业的改编版本。在这个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中国电影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的“文艺片”类型规范，其中包括对社会进步、改良的追求；着重表现新旧交替、冲突中以爱情和伦理亲情为代表的社会性情感并希望能以情感调和矛盾；对以粤剧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文化的故事模式和美学取向的偏好。尽管随着香港社会的发展，这一类影片很快就陷入了衰落，但它们核心的类型特质在随后的古典粤剧戏曲片中得到了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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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第19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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