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目录

2020年, 第19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0-07-01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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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谈一
  • 王冠中等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4):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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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春,新冠病毒疫情成为“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迅速在全球蔓延,在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纷纷投入抗疫的同时,学术界也纷纷行动起来,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对其进行了反思。本刊组织的这组笔谈侧重于宏观的多学科反思,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的学者,从哲学、伦理学、认知科学等角度对新冠病毒疫情防控进行了探讨,视野开阔,观点新锐。
  • 笔谈二
  • 屈哨兵等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4):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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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其来并最终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政府、学界、大众对领域语言服务和应急语言能力提升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以“战疫语言服务团”为代表的语言学人,主动有为,研制语言产品,提供语言服务,在国内外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本辑笔谈的作者,都不同程度参与过相关战疫语言服务工作,结合具体实践提出的语言应急与服务的思考,自有其独到之处。笔谈或立足国家储备体系建设,指出加强国家语言服务能力机制建设和相关能力资源储备的重要性;或着眼用者需求和语言服务,就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中语言应急的具体内容提出建议;或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提出大湾区一体化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构想;或结合疫情信息传播的实例,分析专业术语普及中不同机构和群体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或聚焦当下历史环境,强调语言应急体系建设须关注的国内和国际宏观背景。语言应急与服务建设需要行动派,期待语言学与其他相关领域学者协同行动,建设既具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语言应急服务体系。
  • 哲学
  • 张康之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4): 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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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21世纪后,风险社会也降临到了这个世界,它意味着人类已经被迫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就风险社会的生成看,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表现形式的自我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助推了风险社会的生成。作为个人主义的逻辑延伸,20世纪的社会科学从原子化个人中分离出了人的欲望,认为人的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从而实现了对人的欲望的正名,并使人彻底地从农业社会的宗教、伦理、习俗等的约束中解放了出来。但是,在欲望实现的正当性得到承认的情况下,自然、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等都遭受了巨大冲击,并迅速地呈现出了风险社会的特征。现在,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之中时,需要对工业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进而寻找和重新制定风险社会中的生活和活动的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确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开展行动。
  • 灾害风险与公共安全
  • 胡象明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4): 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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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需要在紧急状态下及时做出应急决策。但是由于恐慌假设、非理性行为假设和社会风险假设的存在,致使应急决策者因担心社会风险的发生而陷入决策困境,从而有可能因为决策的不及时或应急措施的不当而失去最佳应对时机,并因此造成更大的社会风险。为了合理地进行应急决策,有必要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决策过程中开展社会风险评估,包括对社会稳定、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带来的风险进行评估。由有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专家对这些社会风险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有可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决策的社会风险做出专业的、客观的判断,并提出相关应对策略,有助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决策者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 张 乐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4): 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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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通常厌恶那些制造风险的行为,但有些客观的风险制造却无法避免;人们多会赞许规避风险的行为,但有些刻意的规避却会带来更大的风险。深刻理解复杂人为因素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真实作用,有助于高效地应对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早期的演变显示,此次危机由多重风险因素和多种风险行为的耦合与级联引发。其中,一些人为因素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风险振荡效应,突破了原有的风险防线,造成了病毒在时空维度的快速扩散;另一些人为因素在紧急情境下的交织产生了风险叠加的效果,进一步放大了疫情的社会影响,导致了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灾难后果。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治理体系,从源头治理的视角及时打破风险因素间的紧密耦合,建立更坚固的风险防护冗余,减少风险振荡效应的影响,减缓风险因素之间的叠加作用,最大限度地降低未知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
  • 陈 安, 陈樱花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4): 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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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强调要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建设,现实中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也对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提出了紧迫要求和挑战。文章聚焦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治理困境,旨在通过文献概念辨析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实践措施两条主线来探讨目前应急处置中在协同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提炼从应急管理到应急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同时,剖析了实践中存在的国家层级的政府机关协同治理困境、地方层级的泛政府主体治理困境、央地垂直关系治理困境,以及政府机构与社会团体、公民个体之间的协同治理困境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从强化法律保障、构建信息共建共享平台、建立贯穿全过程的协商机制三个宏观角度提出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完善路径,以期为应急管理到应急治理的转型,为实现应急治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寻找努力方向。
  • 法学
  • 张卓明, 施竹婧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4): 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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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二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于每年第一季度举行。但是,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需要,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不得不推迟至第一季度后召开。这就使当前的现实与第二条中的规则处于不一致的状态,全国人大会期规则的不周延性也因此显露出来。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通过法律解释等论证方案,或许能使当前事实与规则不相符合的状态合理化,但并不能有效克服第二条中的规则之不完满性。法治是规则之治和良法之治的统一。为了践行法治的理想,全国人大有必要对第二条进行修改,允许在非常情形下对全国人大会议的举办日期作灵活调整。同时,为了寻求法的确定性和灵活性的平衡与统一,提升全国人大会期的制度化水平,亦有必要将每年 3月 5日召开全国人大会议的政治惯例上升为法律规则。
  • 赵莹莹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4): 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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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突发事件时,受制于对突发事件风险深度把控的不确定性,应急行政权的扩张往往延伸至公民基本权利的领域,使公民基本权利受到种种限制。这种扩张与限制的关系到底如何,依据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通过对应急行政视域下公民基本权利限制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可知,在应急行政状态下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具有合理性、正义性与合宪性。但应注重强化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着力点,在遵循比例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明确性原则、司法审查原则等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宪法解释在公民基本权利限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文学艺术
  • 张光芒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4): 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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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和推动会远远大于“非典”。而文学创作对此类“疫情”题材的表现应是多元的和综合性的,既应包括社会启蒙与个体启蒙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应包含自然生态启蒙与生命意识觉醒之间的良性互动,还应当深入到伦理道德净化的层面。因此可以称之为“疫情文学”。“疫情文学”既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深度展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疫情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其内涵应被不断扩张甚至改写。
  • 周 惠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4): 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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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害叙事中的伦理显现,源于文学的人学指向和灾害的社会公共属性。灾害的激变性与非常态,正是对伦理秩序和个体道德的深度考量。作为现实事件和文化符号的灾害与不同话语资源的结合,诠释着伦理样态的丰富多元。革命伦理对社会不公和正义缺失的揭露,表现为灾害书写中压迫与反抗背后的道义先在;灾害中的责任担当、道德利他与自私冷漠、道德失度,显示出社会伦理生态的多样与互联;作家对生态失衡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描述,契合追求环境正义、整体主义和生物公平的生态伦理观。灾害写作的深化当是伦理人性与时代主题、哲学审思与艺术思维的多元融合。
  • 杨晓林, 孙蔚青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4): 1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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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类型传染病灾难片是灾难类型片的革故鼎新,摆脱了以往同题材类型化和叙事模式化的藩篱:或弱化“灾难奇观”场景使之成为背景,而使“人性奇观”成为主角;或使救难英雄退场,而使反英雄登场;或颠覆宏大的全知叙事,转向个人化的限制性视角等。这类影片通过叙事范式的改变,颠覆叙事伦理常规,探讨灾难背景下的人性裂变和人心危惟,凸显面对死亡威胁时人伦亲情的黑色地带,展现人类在非正常境遇中道德底线的滑坡,撕开亲情、爱情、友情等温情脉脉的面纱,刺破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等美丽的外衣,让人一窥如骷髅般骇人的人性之丑,并且常以“反团圆”的结局,引发人们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生存窘境的拷问,具有痛切的警世意味和忧患意识。
  • 传播学与文化研究
  • 丁建新, 杨 荟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4): 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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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通过对疾病作为“他者”被流放、排斥的历史的梳理,结合桑塔格、福柯等人的隐喻和“他者”理论,以及道格拉斯、凯博文等人的污名化理论,分析疾病是如何被隐喻,患者是如何被“他者”化,疾病又是如何从单纯的医学名词被赋予道德批判意义和政治化立场的,同时结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分析在新话语时代,患者、“武汉人”甚至“中国人”等群体被污名化背后隐藏的微观话语权力博弈,进一步指出防范疫情带来的“二次伤害”,消除疾病隐喻及患者污名的重要性。
  • 徐新建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4): 11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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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元月以来,由“新冠”开启,世界迈入了健康与疾病交叉并行的疫情时期。“新冠”热词伴随病毒疫情,通过大规模和突发性撼动并拆分着人类社会既有的公共空间与相互聚集。文章聚焦疫情时期出现的部分热词,从语言和文学人类学角度进行收录和分析,以供今后的追踪研究参考。根据疫情关联和阐述需要,作者从网络流行的不同场景中选取递进联系的三组语词。每组两词,互为映照,分别是“新冠”与“飞沫”,“封城”与“2B”,“公共卫生”与“世卫组织”,试图通过对它们的呼应分析,呈现疫情用语的产生情景,揭示语言与社会的互动联系,展望互联网呈现的人类语词共同体。
  • 陈国战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4): 13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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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了大量谣言,但其存续时间和影响力都比较有限,没有引起大规模恐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各种网络舆情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断激起不满、悲伤、怨怼等情绪,将网民凝聚为一个个情感共同体。如果说恐慌主要出于对自身安全的关心,那么不满、悲伤、怨怼则主要来自对他人和公共事件的关注,这种变化主要是由社交媒体的普及造成的,但也表明我国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有了明显提高。通过对四类网络舆情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体现出网民朴素的正义诉求,很多都起到了舆论监督、促进疫情防控进一步完善的作用。随着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主流媒体不应对网络舆情视而不见,而应主动介入、积极引导,主流宣传报道应回归常情常理,以避免在网络舆论中出现“翻车”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