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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语言学研究—中国现代诗人文献专题(主持人:易彬教授)
  • 解志熙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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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的穆旦通讯之一《“蝗灾”》,补足了他的“《回乡记》杂文约 10篇”之数。统观这 10篇文章,确实兼具通讯与杂文的两重特性,再联系诗人稍后的诗作,则可以体会到穆旦脱离军职而“再次还乡”的思想脉络。另一篇译文《拉丁亚美利加之透视》显示了 1940年代前期穆旦译介国际资讯的旨趣。从辑佚的角度来说,如何更全面地利用各类报刊数据库、如何准确辨析作家的笔名,显然还有很多工作可待进一步开展。
  • 易 彬, 谢 龙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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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作家的经典化,应当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五卷本《吴兴华全集》首次全面展现了吴兴华作为诗人、学者和翻译家的形象,其间所包含的诸多新文献、新信息与新线索,为吴兴华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但该《全集》还存在诸多欠完备、欠规范之处,在吴兴华文献的搜罗、全集的编撰、文本的校勘等方面还有比较多的工作可待深入。详细列举《全集》的各种状况,既是期待一部更全面、更规范、更符合历史原貌的《吴兴华全集》的出现,也是期待被历史折叠起来的吴兴华形象能重新散发他的光彩。
  • 陈越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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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冯至致胡乔木的信、《抚今追昔》和《一条紊乱的感想》这三篇写于不同时期的集外文,从冯至对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严正态度及体现的严肃文学观念入手,经由他对于“五四” 精神和新文学传统的理解,追溯到他最早的时政杂感所展现的时代精神的一个面向,试图通过它们共同勾连起冯至对于“五四”精神以及新文学传统的理解与阐释,从而把握和理解其“关怀的诗学” 的内涵与价值。
  • 陈璐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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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夏天出现的一本简陋的油印诗集《消息》,包含了某些读者对于彭燕郊这位“别具一格”的诗人的期待。不同于那些在政治与社会话语之中确认自我的“归来诗人”,彭燕郊从自然、艺术之中发现自我作为“人”的存在的勇气与价值,写作了一批“美”的、“轻松”的诗篇。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学界对于彭燕郊诗歌的总体评价并不在这个方向,彭燕郊本人对此也有犹疑,由此,历史评价的差异,写作者观念的演变,对于某些题材与风格的汰选,均可进一步辨析。
  • 肖剑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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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学者认为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修辞之恶”的攻讦隐含着对整个西方古典修辞学传统的否定。但通过分析《忏悔录》对维吉尔多处诗行的化用,以及奥古斯丁对表达风格(elocutio)、典型例证(exempla)、布局谋篇(dispositio)等古典修辞技法的重视,发现奥古斯丁在一个更高的视域中将修辞学这一世俗技艺纳入基督教神学的统摄之下,使其成为后者的施教工具: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预言罗马这一“地上之城”的帝国使命;奥古斯丁自己的“最高之诗” 则引领读者进入永恒常在的“上帝之城”。
  • 陆 扬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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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叟的生平不见史册,只能通过彼时社会空间中的蛛丝马迹来稽考。乔叟对英国诗歌形式的最大贡献,主要是从法国引入 5步抑扬格的英雄双韵体(heroiccouplets)。但与但丁倡导的 “光辉的俗语”不同,乔叟的“俗语”不避其俗,高雅与俚俗并举,它表述的是一个典型的世俗空间。乔叟出生中产阶级,毕生服务王室,其在社会等级中的这一微妙地位,对于他日后《坎特伯雷故事》中著名的“行业反讽”的风格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坎特伯雷故事》中的 31位香客,乔叟舍却最高等级王公贵胄,和最低等级流民乞丐,来写 14世纪英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这个取舍亦可对接他的中产阶级社会身份
  • 蒋晓萍, 罗 云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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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包含了大量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负载词,因其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区域性等特点,英译难度较大。基于此,通过解读马瑞志英译本《世说新语》饮食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视角探究其对中国饮食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处理和应对,发现英译本较好地体现了三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为此,在翻译中国饮食文化负载词时需注重语言规范性,提升文化可译性,确保交际适切性,从而提高英译水平,促进中国饮食文化的译介与传播。
  • 传播与社会发展(主持人:李春雷教授)
  • 刘蒙之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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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特·费舍尔在传播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与“理性世界范式”相对的 “叙事范式”,并阐明了叙事传播理论的概念框架。叙事传播理论认为,个体在现实生活中以叙事模式理解社会并在叙事框架下做出决定和行动,并非完全依照证据、事实、论据、推理和逻辑来进行。由叙事连贯性、忠实性、充分理由等属性构建的叙事理性,与逻辑理性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由于叙事传播比逻辑论证更能有效地传达思想和价值观,因此在日常生活世界的传播实践中更具传播效果。
  • 童 祁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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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圈女孩在微博追星,进行数据劳动和情感消费,粉丝情感被数据量化,成为供给流量和资本的源泉,背后是社交媒体、大数据权力与数字经济的共同作用。流量不仅是主宰饭圈文化和粉丝经济的法则,改变了粉丝行为和社群机制,同时折射出大数据时代生产与消费的变革,甚至影响文化和政治生态。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各种利益相关者想方设法吸引用户制造数据。而新自由主义也进一步呈现出数据化的资本逻辑。
  • 经济与社会研究
  • 谢治菊, 肖鸿禹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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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是指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贫困现状、摆脱贫困状态的意愿与能力。这种内生动力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即以本能为主的非精神动力如生理、安全需要,以及以情感、理智、意志为主的精神动力。只有培育好脱贫内生动力,贫困户稳定脱贫和 2020年后的返贫防治才有保障。因此,以“扶懒转勤、扶勤转能、扶能转富”为核心要义的“三扶三转”,虽然面临人手不够、共识不足、监管不力、村干部付出精力过多、贫困户“返懒”行为时有发生等困境,但其激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的党建引领、机制创新、村规民约、产业发展经验,是典型的中国本土经验,值得在完善顶层设计、营造脱贫氛围、转变思想观念、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并推广。
  • 汤欢文, 赵锐锃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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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 CNKI数据库 1998—2019年发表的 8478篇有关创新人才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 CSSCI期刊文献计量分析,揭示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供学者参考借鉴。分析结果显示,该领域总体发文量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学者间的合作程度较弱,学术团队间的联系较为薄弱;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创新人才培养、创新驱动和区域产业发展三方面。创新人才是创新驱动的核心,加大创新人才支撑,能够有效促进区域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升区域产业竞争优势。
  • 朱 锦, 李 征, 詹小美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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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党的十九大被写入党章,成为我国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遵循。厚植爱国主义精神的价值情怀,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爱国主义精神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情怀和动力激发,贯穿“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的价值诠释和实践理路,以多元一体的身份认知、使命担当的自觉外化、利益一致的价值诠释,通过 “情感—意志—行动”的动力激发,激励“爱国情”、高扬“强国志”、推进“报国行”,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有机统一,在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中推动爱国之情向报国之行的实践转化。
  • 创伤与灾害研究
  • 王 蜜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1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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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大流感堪称西方在现代社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场瘟疫,而社会和文化层面表征的缺位使其成了“被遗忘的记忆”。对这场疫难的集体性缄默绝非偶然,而是一系列因素合力封印的结果,既有大流感自身的特殊性,又有现代社会对瘟疫的习惯性遗忘。事实上,1918年大流感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创伤,始终徘徊在记忆与遗忘之间。瘟疫是“天灾”,更是“人祸”,后者才是其创伤内核,决定了我们记忆瘟疫的伦理向度,而任何对瘟疫记忆的遮蔽、消抹和遗忘都是瘟疫本身的灾难性延续。
  • 庄 新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1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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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晚清首份新教传教士所创办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为中心,从“避疫”“除疫”“防疫”三个角度,分析其中有关晚清流行病的知识报道,考察 19世纪来华西人视角下晚清重大疫情的治理情况。通过反思来华西人所记录的清代主要流行病以及晚清社会的应对举措,进一步了解清代卫生防疫的治理情况以及社会舆论导向、科学观念、社会风习、集体心态等方面的问题,有利于汲取中外人士在历史上共同面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宝贵经验。
  • 潘 艳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1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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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父亲的幸运儿》是德国当代著名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于 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对一个家族故事的叙述,展现了德国从二战到东西两德统一后时间跨度超过 60年的历史。运用文化记忆理论对该小说进行解读,重点从创伤记忆及其代际传递的角度分析德国人在二战后如何面对父辈的历史罪责以及建构自我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