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我国当前的主旋律。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发展理念在视角、逻辑、方法论上的一致性，为统筹发展与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立足于新发展理念，将安全注入发展，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另一方面，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发展导入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真正意涵。搞好决策风险评估以控制发展中的风险增量，认真排查危险源，降低脆弱性，以消减发展中的风险存量，这些则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键抓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十九大报告、十九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公报都着重强调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思想，并将其明确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我们该如何从学术层面对这一重大战略进行理论回应？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系统韧性概念建构是在对相关领域应用排名前十的理论比较分析基础上，借鉴了系统论和韧性理论等研究前沿理论，认为在极端风险冲击下，只有实现系统的韧性从被动承受到主动吸纳、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从静态表征到动态平衡的转变，才能使系统即使在突变情况下依然具备防御力、恢复力、适应力等系统韧性特征。这一概念强调了主动吸纳、开放系统和动态平衡这三个关键特征，并针对全过程主动韧性、包容性的系统要素、可测量的评价指标、科学统筹的工具方法、齐全完备的制度保障等内容，提出促进实现高质量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策建议

安全生产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治理的重要领域，也是建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基本着力点。在安全生产领域，统筹发展与安全治理可以从宏观战略、中观策略和微观作业三个层次考虑，使发展与安全的理念相依、目标相契及手段相容。宏观战略上主要是在新发展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党政通过安全领域与发展领域的规划互嵌，进而统筹发展与安全治理；微观作业上主要是企业通过系统设计及全员主动安全，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进而统筹生产与安全治理；更为重要的是，中观策略上需要园区从产业链上调整和重构产业规划及空间布局，在园区内以本源安全统筹发展与安全治理

自《躺平即是正义》一文问世，躺平和躺平主义受到广泛的关注，参与者之多，争论之激烈，堪称网络奇观。反对者认为躺平族自私自利、不负责任、消极颓废，因而主张抵制它；同情者认为躺平是对内卷的无奈之感和对不合理现实的抵抗，因而主张认真对待它。其实，躺平现象极其复杂，不能就事论事，需把握其背后的理性。躺平何以理性？可从不同角度解释。从人的本质来说，摆脱劳累的休闲和不求功利的游戏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躺平表达了这一需求，因而有其合理性。从现代性反思和批判角度来理解，现代社会的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已经充分地暴露出了它们的片面性，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价值观的进步，从追求多多益善到崇尚生活质量和自由个性，躺平拒绝消费强制和成功学诱惑，预示着后物质主义的新的价值意识。从当前社会现实看，内卷式竞争让人无奈，无谓的挣扎让人绝望。在此情况下，躺平无论是被困者的被动退却策略，还是失败者的反讽，都应该得到善意的对待。任何观念都无法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当躺平主义从愤世嫉俗变成玩世不恭，从消极抵抗变成无原则的放弃，从弱者的心理调节策略变成强者的自我炫耀修辞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最坏意义上的犬儒主义。针对躺平的种种看法，我们需要区别对待，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从世界范围看，“躺平青年亚文化”呈现为一种世界性的存在。对于它在中国的流行，在肯定“躺平”所蕴含的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批评的意义与价值的同时，也要指出其内在所蕴含的走向另一个极端所可能带来的问题与危害，更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中汲取智慧、力量。要建构２１世纪中国新青年文化，要从国家、社会结构层面提供基本的安全生存保障，为青年的发展提供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自由环境；要重建劳工神圣、劳动光荣的劳动美学价值体系；要从个体小我中走出来，到新时代中国的“乡村振兴”“工业振兴”“教育振兴”的事业中去，寻找新的广阔天地；要传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躺平是２０２１年最重要的网络热词之一。它已历经几代概念创新，且在很多语种、语境中同步推进。在现实生活中，躺平已成为青年群体中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根据其形成机制，躺平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屡战屡败，被迫与内卷相适应而躺平；另一类是不战而降，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主动选择放弃。作为一种个人选择，躺平是年轻人的权利；但同时，躺平又不仅仅事关个人，它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正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生活乃至可预见的未来

“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在前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彰的背景下所提出来的战略决策。然而，从国际经验以及国内研判来看，鼓励生育政策对于未来中国生育率回升的预期效果可能十分有限，这与其中两类政策偏差密切相关。一是群体瞄准偏差，即对低生育率的认知偏误会使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过度锚定在“不敢生”群体，却忽略“不想生”“不能生”与“不让生”群体，致使刺激生育率的效果不佳；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育责任的定位偏差，即形成一种认知偏误，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国家责任未尽全或未尽好所致，个人与家庭因此有“充分理由”豁免生育责任，结果是政府在承担越来越多生育成本的同时，不仅加重财政和纳税人负担，而且刺激生育率回升的政策目标远未能实现。针对这两种政策偏差，未来我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中首先应明确国家、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在生育、养育与教育上的责任定位；其次要营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采取适度配套支持措施，启用温和间接惩罚措施；再次应尽快明确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调整。在“十四五”时期和中长期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和推动生育政策的继续变革和调整完善。我国的生育政策包括数量、时间、性别和质量四个维度，并主要以生育数量调节为核心。在人口转变完成以后，我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变革应该从调节性的生育政策，转向更加重视对生育的服务和支持。服务和支持人们的生育的本质是，生育政策要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当前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实施“全面放开、自主生育”的生育政策；完善生育配套政策，构筑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推动计划生育制度的发展转型；加强对生育的健康质量和婴幼儿照护抚育的投入；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立法的调整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生育政策是计划生育的政策体系核心。伴随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由人口数量快速增长转向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生育政策已经从过去的紧缩型政策转向目前的适度宽松型政策。半个世纪以来，生育政策外生性因素与经济社会奇迹内生性因素相向而行作用于生育率，生育政策在推动完成我国人口转变和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纵观全球，人口发展均衡模式表现为高生育率、适度生育率和低生育率三种类型，中国已经直接跨越了适度生育率，从高生育率快速走入低生育率。当下与未来，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对生育率的作用相背而行，在自发性的生育意愿疲软和生育行为低迷的条件下，新时代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未来目标应是：构建公平公正的公共生育政策体系，在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之后，着力调控人口数量，努力改善人口结构，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布局人口分布，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论笔这种形式之所以在德国遇到重重阻力，是因为它唤醒了精神自由，也是因为它与科学和学术对诸形式的过敏反应判然有别。论笔早已从艺术中分离出来，但是它却具有某种审美自主性；论笔重视个体经验，但其经验又无法用科学方法简单概括。相对于事物的整体，论笔强调部分；相对于主客体的同一性，论笔表达的是非同一性；论笔不是不要方法，而是以无法而法的方式悬置了传统的方法概念；论笔也不是拒绝概念，而是要让概念在心智经验中互惠互动，并与其他概念构成位形，形成力场。论笔向笛卡尔建构起来的近代科学理论———清楚明晰的感知，不容置疑的确定性；认识事物应该循序渐进，从简单到复杂；系统思考要详尽列举，全面考察———发起了挑战，因为论笔始于最复杂的东西，同时又以断片的方式思考，从而在对非连续性的强调中颠覆了思想序列中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当然，论笔也正如Ｖｅｒｓｕｃｈ的涵义一样具有某种尝试性甚至易错性。但是作为对种种精神产物的内在批判，论笔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因为其形式法则就是离经叛道

１９３０年代，在美国流亡的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诸家提出了社会黑道理论，对当时黑帮盛行的美国社会展开批判，试图由此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无论是作为社会中的支配形式，还是作为主导意识形态，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市场原则已经被黑道社会的人身保护关系所取代，甚至新兴的工人运动也充斥着黑道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黑道理论预言了特朗普在任期内的种种行为，这一点也在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电影《爱尔兰人》中得到揭示

近期本尼特与杜弗勒芒特尔关于资本主义当代性的分析，体现了对弗朗索瓦·于连关于“生于布置（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的潜能”与“默化”观念的改写，其中“中国”作为一种哲学研究工具，包含丰富的、尚未被充分发掘的系谱，该系谱将在一个新的地理政治学语境中重新构造批判理论。从思想史与文本语文学的角度来看，早期批判理论与“中国”发生碰撞有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一时刻，瓦尔特·本雅明将“无为”（ｎｏｎ-ａｃｔｉｏｎ）转化成一种思想的复合体，以充分思考不受恩于存在（Ｂｅｉｎｇ）的种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