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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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数字主体的或是人文归宿的？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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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认为，人文文献的数字化，就是数字人文；或者在数字时代，仍然诉求人文主义，就是数字人文。这是两种基于形式含义的理解。数字人文的形式结构是数字的，实质则是人文的，这是数字时代必须承诺的基本规定性。人文主义为数字时代限定了基本价值，这也是数字时代公共生活的本质要求。换言之，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一原则不仅不为数字时代所动摇，相反为数字时代所夯实。这是一个跨越不同技术时代的价值共性。如果数字时代的人文取向被扭曲，公共生活丧失了人是目的的规定性，那么，数字时代就会是一个危害人文价值、颠覆公共世界的可怕时代。杜绝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取，维护“人是目的”的基本价值规定性，乃是在数字时代之中和这一时代之外需要守持的基本理念。这是技术工具不至于成为控制人的方式，将人工具化的唯一正当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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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大众文化中的“游戏性情感”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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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游戏性”，正是通过游戏，网络大众重塑了感觉结构，使“游戏性情感”成为主导性情感模式。在“网抑云”文化现象中，忧郁感不仅是可分享的，更是可机械复制的，忧郁的书写者通过忧郁文字的复制性生产，实现了对忧郁的超越。在网络爽文中，引发愤怒与制造快感成为一种元叙事层的程序，读者对 “爽点”的体验源于这种程序，无关正义。网络虐文的读者在阅读中“自找苦吃”，其阅读体验中的“痛感”是无意义的，是对痛苦的“玩弄”。游戏化是数字化环境中发生的“静悄悄的革命”，它可能改造网络大众的感觉结构，使之在游戏中形成“不严肃”的共有经验。当网络大众普遍达成了“玩游戏”的共识，就可能形成主体互认的、真正的“情感共同体”。因此，我们应当保卫“游戏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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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创作主体性问题反思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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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于其是否会取代人类作家的讨论日益增多。与二十多年前希利斯·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相比，人工智能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挑战堪称一次新的“文学终结论”，它直接关涉到文学创作主体的本质和地位问题。目前，学界对于人工智能写作持两种不同态度，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与反主体性的二元思维方式。事实上，讨论人工智能写作主体性问题应该摒弃这种二元思维方式，重新回归到对文学创作论的反思上来。传统文论将创作主体视为作者情感思想的表达和语言能力的呈现，但人工智能的出现为理解创作主体性提供了新视角。从创作原理角度看，思维与语言的同构性使人工智能写作具有了“准主体”性；从审美意蕴角度看，人工智能揭示出审美的公共性问题，为理解文学创作主体带来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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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公众到情感公众：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理论嬗变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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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出版于近六十年前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政治哲学、民主理论和媒介研究等领域有着跨学科的影响。此书构建了公共领域模型，虽然其规范标准的适用性一直存在争议，但它确实经常被用来检验现存国家民主化的可能性。在数字时代，经典公共领域理论的空间想象和以“分”为主的结构性特征受到极大挑战，但是数字媒体作为拉图尔意义上的技术“行动者”无疑重新引入了一种新的公共领域的可能。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讨论公共领域的规范性，调整其标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介现实，从而有效地探讨新媒介环境如何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新的民主实践。因此有必要厘清规范性公共领域理论所强调的结构性前提，引入“连接政治”和“情感公众” 理论，用数字技术的超强“连接”取代“分离”的空间想象，并将“情感”纳入公共性的考察，以平衡自由主义对“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绝对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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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数据接入权的法律保障研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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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浪潮席卷后的沙滩留下了许多名为“数字权利”的贝壳，引起学界热烈讨论，然而目前尚缺乏像数据接入权一样最为基础的权利概念。因此从新兴权利这一视角出发，宪法人权条款、人格尊严条款和概括限制条款为该权利的证立提供了宪法规范依据。数据接入权相当于公民在数字空间的生命，是个人通过数据与互联网连接形成的参与数字活动的资格，是数字时代的基本人权。该权利的实现有赖于数字法律制度的构建，充分发挥国家、平台和用户各个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动性，明晰行政部门职能定位，建立完备的国家监管机制。数据的接入保护宜以分类分级规则为指导，尊重个人隐私权、知情权；同时，侵权责任遵循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并以无过错责任为补充，关注预防性责任应对潜在风险，引入公益诉讼机制，从而为公民的数据接入保护拉起最后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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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度的发展脉络与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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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式，党内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期、曲折发展期、恢复发展期、全面发展期的百年求索之路。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是宏观环境、政治变量、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从严治党的政策理念等政治变量推动着党内问责制度的完善，关键节点决定了党内问责制度的走向，路径依赖使得党内问责制度不断强化。总体而言，党内问责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体系化、法治化的鲜明特征，展现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以抓住“关键少数”为指引、以全覆盖监督为途径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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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执纪效益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执纪成本的分析框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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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纪是中国共产党将纪律文本转变为纪律约束效果的重要方式。执纪效益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但既有研究始终未能形成系统解释该问题的分析框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成本分析理论，可以构建执纪成本的分析框架。党的执纪成本是指将纪律建设基础投入充分转化为纪律约束效果的过程所耗费的资源，由信息搜集成本、法规适用成本、组织协调成本、纠错救济成本和抵制投机成本组成。新时代纪检体制改革经验表明，执纪成本过高会降低纪律约束的实际效果。因而要推动党在职权配置、组织调整、建章立制方面的改革，实现执纪成本和执纪效益新的动态平衡，最终提升执纪工作的效率。执纪成本框架为观察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有益的中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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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治理绩效公众感知的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的实证分析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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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治理绩效公众感知是腐败感知的重要内容之一，提升公众的腐败治理绩效感知对于推进中国腐败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公众个体—政府行为— 社会环境”三维分析框架，运用ｆｓＱＣＡ方法对ＣＳＳ２０２１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可揭示引致“高腐败治理绩效感知”的影响因素及其逻辑机理。腐败治理绩效公众感知受到多重因素复杂影响，其中新闻媒体信任度、政府经济治理水平、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风气是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高腐败治理绩效感知”的解释路径可以归纳为三种：政府—社会驱动型、个人—社会驱动型和综合驱动型。对于东、中、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腐败治理绩效感知高低的核心条件为公共服务满意度和新闻媒体信任度，中部地区为政府执法公正性，西部地区则为社会公平公正。从城乡区域来看，城市区域腐败治理绩效感知高低的核心条件为政府行政透明，农村区域则为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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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反腐工作成效与民众“心中”的反腐获得感——作用逻辑与实证分析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9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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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治理工作成效是影响民众获得感的关键性所在，外部反腐成效如何具体影响和转化为民众反腐获得感，已成为亟需回答的现实命题。通过构建“反腐工作成效—民众反腐获得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实证数据对反腐工作成效与民众反腐获得感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腐败治理的“客观状况”对民众反腐获得感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加大反腐力度会对民众反腐获得感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差异化的廉洁价值观念更是会影响反腐工作的整体效应。而且，纵深推进反腐工作能够提升民众社会经济地位并改善民众的公平感知，有助于提升政府民生服务回应力，进而起到保障和增强民众反腐获得感的现实作用。因此，为进一步保障和提升民众反腐获得感，政府须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身边的微腐败问题，以民众的实际需求为抓手，精准化反腐工作 “供给”，保障民生事业有序开展，全面提升政府廉能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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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社区应急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上海市Ｌ街道“社区大脑”建设的案例分析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10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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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数智技术理顺社区应急治理内在机理并突破治理阈值，已成为社区应急治理创新的可行路径。上海市Ｌ街道“社区大脑”建设催生了以“大数据＋网格化管理”为特征的社区应急治理新模式，充分利用当前数智化发展的有利契机，既从主体、空间、规则以及方式等维度重塑原有的社区应急治理结构，又将数智赋能落实到社区应急治理的全生命周期，集中体现为社区应急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响应以及应急恢复等动态接续的行动环节，切实保障社区应急治理全过程的高质量运行。因应数智技术赋能社区应急治理的双重路径，需加强顶层设计、畅通多元参与、保障信息安全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等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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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不确定性与基层政府适应：一种双重适应模式构建与实证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12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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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作为政府体系中应急响应的第一主体，不得不面对跨界危机带来的深度不确定性。以跨界危机衍生的深度不确定性为起点的基层政府危机响应行为，受到责任驱动模式和风险驱动模式的驱动，基层政府在危机认知、沟通、协同以及控制等功能上呈现出双重适应的特点。以中国Ｋ县在新发传染病危机孵化阶段的响应行为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Ｋ县的危机响应行为受到双重模式共同驱动和塑造，在认知、沟通、协同及控制功能上，责任驱动模式和风险驱动模式之间呈现出聚合、并行、挤出的关系，从而形塑出跨界危机孵化阶段的基层政府双重适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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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型决策：基层官员的风险决策行为模式——基于对Ｓ县特大洪灾人员撤离的案例研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13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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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是风险治理和突发事件应对活动的关键环节。县级党委、政府在我国纵向国家治理体制中是具有完全制度架构的政治实体，处在承上启下的“接点”位置。在风险情境下，作为“接点者”的基层官员在进行决策时并非是完全自主的，而是面临一系列外在条件的约束，他们必须在多重因素制约下进行价值排序、利弊权衡和方案取舍。基于中国情境构建的“上级支持度－制度清晰度－个体经验值”三因素模型，把县级党政官员的风险决策行为看作是他们在上级支持、制度规范和个体经验三个因素之间努力实现均衡的结果，三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都可能导致风险决策的失败。要提高县级党政官员的风险决策质量，必须同时增强上级的支持度、制度的清晰度和个体的经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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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共治·共益：基层应急管理效果提升的新思路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15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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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中的基层应急管理效果不仅影响着突发事件本身的发展情况，更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７２起突发公共事件的案例分析结果显示，诱发危机的初始风险状态可划分为确定态、暂定态和不确定态三种类型。而事件风险状态、事件严重程度、预防能力、响应能力、学习能力、主体及资源协同、参与文化建设以及信息技术水平这８个核心因素的不同组合，则构成了６条影响基层应急管理效果的共治路径，突出表现为以多元主体驱动的协同路径、以文化建设驱动的聚合路径、以复合能力驱动的增效路径、以信息技术驱动的赋能路径等。基层应急管理效果的提升，不仅取决于前端的有效共治，还有赖于后端效果的长效保持，通过共益正向反馈于共治，从而避免新的多态风险生成，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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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时相观照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16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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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世界的时间是社会化的亦即文化性的时间。其中，时间与文化相互建构，形成时间的文化规范与文化的时间秩序。因此，社会文化生活、文化现象有了时间性的样态和特征，谓之“文化时相”。它表明社会文化在不同的时间秩序、时间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状态、特质，亦即不同形式的文化生活具有不同的时间范式。文化与时间的这种互规定机制，既体现在主体认知的理性跃升与修为的人文化成中，又展示于文化传承的遗传性获得与获得性遗传的交互作用中。对文化时相这些重要样态、机理，从文化－时间的交互建构关系中做出学理解析，是深化对于时间文化学和文化时间论学术探讨的重要致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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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恩德文化的范畴体系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2): 17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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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就是以施恩－报恩法则规定人际关系，其中社会的管理者是施恩者，被管理者是受恩者、报恩者。恩德文化在不同的领域建立了不同的伦理范畴。在家庭领域形成了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德妻贤的伦理规范。在社会领域形成了以友敬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尊上恤下、敬老爱幼、朋友互信的伦理规范。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以忠顺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君明臣忠、官良民顺的伦理规范。这些范畴都体现了恩德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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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第23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4-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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