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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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庸常到集体的“合谋”——论作为一种中间状态的“沉默”

赵静蓉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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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是一种中间状态和日常经验,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沉默的中间状态具体表现为庸庸碌碌、平均状态的“常人”世界,呈现这一状态的真正主体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中间状态是一种集体默契和关系取向,它由众多个体合作形成,是一种“合谋”行为,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协同的而非孤立的、协商的而非指令的、协约的而非专制的关系。作为中间状态的沉默是可以转化的,“合谋的沉默”既赋予群体一定的稳定性和安全感,也暗含了打破沉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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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与近代乡民的“公众”表达

冯筱才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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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普通乡民广泛参与地方社区公共事务,“公众”一词具有实际意义,但通常不涉及外部政治事务。晚清民初,政治变革推动了新式读书人和政治人物的觉醒,他们强调民众对国家的责任。随着民众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义,乡村民众与官府的传统游离关系受到挑战,习惯的沉默被频繁攻击。民国初年,新旧制度失衡,民众名义上拥有权利,但缺乏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渠道。然而,当个人或社区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诉求。南京政府成立后,政府加重民众负担,官民矛盾激增,民众诉求表达趋向激烈。同时,国民党与基层民众关系疏远,但其权力下渗导致地方社区政治生态动荡,传统乡民的公众参与模式经历剧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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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虽不说,我们也懂”——公共默会何以可能？

秦兰珺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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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公共生活并非仅能以“公开讨论”的方式发生,沉默在特定条件下比公开讨论更能有效承担公共生活的功能。这种以“不说”或“不说透”的方式就公共事务展开的沟通,就构成了“公共默会”。“公共默会”有我国独特的语言文化观念和社会历史形态作支撑。人们之所以能够借沉默进行沟通,在公共默会中达成共识,是因为有共同的生活世界和共享的身体经验作为意义的保障。在信息爆炸时代,公共默会以沉默和留白的方式,展现了说与不说、沉默与表达的辩证运动。它在一种反讽的张力中,让我们一窥语言和公共生活在其边界处制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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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史学: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史料实证与学术辨考

朱本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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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提升史学研究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但目前仍面临专业性不足、可靠性差、可信度低,以及可解释性和可追溯性不足等问题。在全源文献、可计算性、定本全文和辨考回溯等新主张的指导下,构建一个“智慧史学”的数字基础设施显得尤为必要。“智慧史学”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实现“文献目录-数字对象-定本全文-知识库-知识关联”全证据链条的正逆双向追溯,可显著改善当下人工智能介入史学研究的前述问题,也将改变“史学工作者首先应成为一名擅长文献搜集和分类整理的文献工作者,然后才能成为驾驭文献的学者”的传统范式。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史料整理”和“史学研究”将各自朝专门化方向发展,两者之间似有一层既相互可见又不必穿透到对方领域的“透明膜”边界,共同推动史学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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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成出新——刍议数字人文对传统经史考据之助力

王弘治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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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史考据方法历经千年发展,涵盖了文献学、语文学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名物考证、音韵训诂、典籍校雠等领域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累。数字人文提供的新工具,如古籍数字化、文本挖掘、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网络分析技术,能够进一步提升传统研究的效率与广度。数字人文研究的当代学科方向,同样正处于经史考据的历史延长线上。新技术并不意味着取消传统。经史考据的方法从最初的章句、辞书、目录中就蕴含着“数据化”处理的需求,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可以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迭代升级。为避免数字人文流于浮泛的“空心化”技术,有必要加深对传统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理解,使技术真正地为研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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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美学研究的转型:观念、视域、路径

张法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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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美学研究正在三大范式基础上转型。宋代美学转型有三大动因:由五代到两宋变动着的多元中华圈,宋代新生的都市大众文化,宋代出现的新型士人群体。宋代美学以士人为主体,士人美学有三大方面特别耀眼:在都市的士大夫群体中产生了士人庭院之高雅艺术体系;士人中的重文群体,在与朝廷画院的互动中,产生了文人画的艺术哲学;士人中未能获得科举功名的群体,在流向社会各阶层的过程中,一部分进入并发展了都市表演美学体系。若用陈寅恪的宋代文化“造极”观看宋代美学的转型,宋词作为造极的核心,具有影响宋代美学研究转型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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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宋代美学研究的重点、转型、扩容

毛长森, 林华琳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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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美学研究在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居于关键位置。宋代美学研究长期以来以艺术美为核心,但近十余年来,正逐渐突破这一研究格局,走向更加符合中国美学原貌的多元关联型研究模式。宋代美学研究的变化既体现在原有结构中艺术美学研究的扩充,也体现在宋代特色的关联型美学的提出,如士人美学、生活美学。从数据来看,在过去十余年中,由以艺术为中心到向生活转向,与文化各面相关联的宋代美学正在建立之中,“岁时节庆”与“伎艺表演”是其中两项重要的新研究议题。从对现有研究的分析来看,岁时节庆美学要在文化、文献、文学研究基础上,发展出立体和系统的美学研究;伎艺表演美学有待于完善戏曲、杂技、话本小说的艺术部门研究,还原和呈现出宋代伎艺表演的总体面貌和美学特色。宋代美学研究的转型是中国美学整体研究转型的一部分,多元关联型的研究模式将呈现出中国美学的自身特色与丰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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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人茶”的审美风貌:环境、技艺、理念

李想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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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士人是茶文化的主体,“士人茶”的审美风貌也就成为茶美学的最佳表征。“士人茶”的品赏环境主要有酒席宴会、庭院堂阁、皇家宫廷、山林僧舍四类,其审美特点分别是欢艳、闲雅、精贵、清趣。“士人茶”的品赏技艺有坚守简朴、古意盎然的煎茶,追求精致、色香味绝妙的点茶,以及看重竞胜和表演之美的斗茶、分茶。其中,煎茶重“俭”,点茶重“雅”,斗茶、分茶重“玩”,共同构成了“士人茶”的品赏理念。宋代士人受到朝廷和市民审美趣味的双重影响,也就将朝廷的精雅之美和市民的俗乐之美都融入传统廉俭思想中,共同塑造了“士人茶”多元而独特的审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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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士人园林的美学意蕴

李昌舒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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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人大多是兼具文人、学者、政治家多重身份的综合型人才。作为官员,他们大多心怀济世理想,先忧后乐,但这种理想落到现实中,往往是陷于官场争斗。因此,他们渴望在官场之外构筑一些私人空间以获得身心的宁静与自由,园林便是其中之一。首先,园林可以被视为官场名教之外的自然场所,士人在其中获得逍遥之乐。其次,园林按照写意的方式构建,处处体现了文人趣味。再次,通过对园林的建构与欣赏,士人实现了身份认同。从美学上讲,园林在士人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诗文创作、书画欣赏等文化活动不仅展现了士人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也成为其社会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园林是士人构建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工具,士人通过营造和体验这些私人空间,塑造并传播一种精英文化,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引领审美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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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与19世纪俄国文学

李建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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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常常谈及19世纪俄国文学,但却多有隔阂和误解。究其原因,盖在于他的过于理性的考量和价值观错位,而缺乏对19世纪俄国文学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观上的理解。他的《十字架上》是在信仰层面展开的与19世纪俄国伟大作家的对话,但却反映着彼此之间精神上的隔膜和捍格。王蒙之所以会在最新的作品中认同关于19世纪俄国文学“病态”的观点,是因为,即便到了垂暮之年,他仍然是托尔斯泰们精神上的“异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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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学:问题与对策

李遇春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1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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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旧二元对立模式不断被消解,以旧体诗词为代表的现当代旧体文学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许多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尝试将旧体文学整体性地纳入文学史叙述。由于史料学是史学的基础,所以要编写中国现当代旧体文学史,就必须以建立中国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学为前提。已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主要是新文学史料学,只有建立比较完备的旧体文学史料学,新旧合璧,才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名副其实。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大致上可划分为以作家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史料;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史料;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传播与接受史料。只有正视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工作,才能推进现当代文学研究由新文学本位向新、旧文学双重本位转变。在综合运用古典文献学方法进行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研究方面,目前编纂学和注释学的应用成效比较显著,而对目录学、版本学、考证学、辑佚学、辨伪学等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很大的学术空间,可以产生诸多学术增长点。只有坚持并发扬中国传统的朴学精神,在史料工作上走社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才能把方兴未艾的中国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学推向新的学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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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的绍兴成长经验对其传统文化二重态度的影响

蔡秋培, 宋剑华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1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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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更多的学者认为鲁迅对待传统文化呈现二重态度。然而,学界关于鲁迅对待传统文化二重态度的分析,多集中在鲁迅后期而相对忽视了对其早期阶段的剖析。其实,鲁迅在绍兴成长期间,由于其在家庭与私塾中阅读文化典籍和其他各类作品的二重体验,浸染于传统文化的周围人对鲁迅予以的不同影响以及家庭变故之后鲁迅对传统文化负面性的认知,加上绍兴民俗给予鲁迅的二元化体悟,使鲁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逐渐呈现出二重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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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要抓好五个“必须”

陆俭明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12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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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的本质是为世界各国搭建起通往中国,促进文化传播交流互鉴的“中文”桥梁。为确保国际中文教育稳步、健康、高效、优质地发展,需要从多方面去努力,但应该先抓好五个“必须”:必须明晰国际中文教育的职责与使命,必须重视国际中文教育汉语书面语教学,必须推动本土中文教师承担境外国际中文教育的主要教学任务,必须实施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逐步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中文+职业”教学模式。这五大“必须”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精神:国际中文教育必须以学术研究为引领,研究先行,同时要有国际意识、世界眼光和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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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规划学与生态语言学:渊源、融合与发展

王晋军, 黄劲怡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13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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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规划学是以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为目标,研究语言调控和优化的学科;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使用者、语言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语言规划以语言生态为依据,语言生态又深受语言规划的影响。然而,受限于文献梳理的系统性,当前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尚不充分。对20世纪50~60年代至今的文献进行整合式述评,可统观语言规划学和生态语言学的渊源、融合和发展。二者的渊源发端于挪威裔美国语言学家Einar Haugen:在他20世纪50~60年代的语言规划研究中初现生态构想,其生态语言学研究又以语言规划为落脚点。自80年代中期,语言规划学出现生态转向,生态语言学隐喻范式的出现标志着语言规划学和生态语言学的融合。90年代至今,语言规划学话语转向和生态语言学非隐喻范式的兴起象征着二者交互发展的新动向,其发展成果还将继续涌现于语言生态评估和规划、语言资源档案、政策话语微观分析等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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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话语分析研究路径综观

何伟, 李淑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14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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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话语分析作为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在兴起过程中逐渐为聚焦生态问题的话语研究所采纳。生态话语分析研究路径关涉三个环节及做法:一是在宏观层面,明确用以判断话语生态性的生态哲学观;二是在中观及微观层面,开展话语分析,揭示话语的生态性;三是针对具体实践,提出生态建议,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指导人们的生态行为。基于研究现状,为更好地推动生态话语分析服务于生态文明教育及建设,学界在宏观层面需加强对指导思想的阐释以及对相关准则的探讨,在中观及微观层面需加强跨学科研究方式方法及语言学理论手段的借鉴与综合应用,在具体实践中需重视生态建议的有效性及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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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24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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