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义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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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学创作而言,1917年文学革命发轫后,虽有一些白话诗出现,但毕竟是晨鸟噪春,不一定令当时规摹唐音宋调者多么佩服。但是鲁迅《狂人日记》一出,敏锐的青年已经受到“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的精神震撼,他们感觉“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或者比喻为“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鲁迅说,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发表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由此连声呐喊,喊出了新文学的一片新天地。这种呐喊有何种生命的根据?根据看完社戏后吃了阿发家和六一公公罗汉豆?根据故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根据大队军警架好机关枪,围住土谷祠抓阿Q ?……还是根据这一切,都被关锁在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而要掀翻这铁屋子?总之,鲁迅的《呐喊》,曾被推举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首,总应给出它的生命根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