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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第13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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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君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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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意味着社会治理领域的结构性转型。伴随网络社会的兴起,民间“草根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活跃于公共话语领域,成为社会治理格局的新生力量。与此同时,也加剧了与政府权威主体间的话语权竞争,继而引发政府公权力的信任危机。政府如何跳出网络社会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法律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同时,政府必须放下权力身架,主动融入公众话语流,构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平台,由“老大哥”式的全能主导走向平等、协商的“合作共治”才是治理之道。
  • 熊美娟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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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2010年对澳门居民的一项问卷调查为基础,探讨了政治信任、政治效能这两类政治态度对不同类别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对政治参与的四个类别有一定影响,但总体来看,政治效能的解释力度比政治信任稍强一些。
  • 郭曰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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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休息权的权利主体是劳动者。但劳动者的外延小于公民。休息权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一项自然权利和应然权利。《世界宪法全书》中共有30部宪法将休息权确认为宪法权利,相关规定可以分为公民模式、劳动者模式和复合模式,其中公民模式和复合模式优于劳动者模式。《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将休息权主要规定为劳动者的权利,而《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享有休息权。建议我国在修改宪法时,休息权的权利主体的规定采取“公民+劳动者+儿童”的复合模式。
  • 蔡高强, 刘玉冰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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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员,又叫宇航员,在载人航天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我国航天员的健康权保护急需加强。我国不仅缺乏航天员健康权保护的专项立法,而且长期以生理健康为主心理健康为辅。随着载人航天的迅速发展,我国不仅要在失重防护、保证太空行走安全以及女航天员的特殊措施等方面加强航天员生理健康的保障,而且要建立针对航天员的专项保险体系,解决航天员的后顾之忧。同时要着重加强航天员心理健康保护,以保障航天任务安全可靠。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更需要完善航天立法以加强对航天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 赵中源, 刘兴旺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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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赖—庇护”、“委托—代理”的社区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区居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要求。而以“合作—协商”为价值原则指导下的社区民主治理,可以有效促成居民理性有序的社区政治参与,提升公共政策质量。因此,通过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体及其治理体系的认知、信任与认同,增强党和政府权威部门对政治参与的价值引导与制度建设,提升社会组织沟通、疏导、组织化作用等社区协商民主路径,促进居民对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认同与归属,加强社区民主参与的整合与引导,提高社区政治参与的组织化建设,从而最终提升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质量。
  • 段伟常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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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证券化具有巧妙的风险管理机制和降低融资成本的金融功能,供应链金融具有独特的资产风险控制机制。针对我国中小企业基础资产普遍低于可证券化标准的现状,提出在供应链环境下,借鉴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控制原理,对基础资产实施强监管模式来建立资产池,尝试实现一种中小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模式。
  • 王华锋, 谢从旋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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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大学生创业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96个有效样本的跟踪调查和访谈,实证分析了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创业动机被区分为生存驱动型、机会驱动型和成就驱动型三种,创业绩效则被分为生存绩效和成功绩效两类。研究结果表明,创业动机对创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创业动机对创业绩效产生不同影响。成就驱动型创业更加容易取得创业成功,机会驱动型创业更容易导致失败,而生存驱动型创业与创业成功和失败均没有显著关系。
  • 杨 义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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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文学创作而言,1917年文学革命发轫后,虽有一些白话诗出现,但毕竟是晨鸟噪春,不一定令当时规摹唐音宋调者多么佩服。但是鲁迅《狂人日记》一出,敏锐的青年已经受到“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的精神震撼,他们感觉“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或者比喻为“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鲁迅说,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发表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由此连声呐喊,喊出了新文学的一片新天地。这种呐喊有何种生命的根据?根据看完社戏后吃了阿发家和六一公公罗汉豆?根据故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根据大队军警架好机关枪,围住土谷祠抓阿Q ?……还是根据这一切,都被关锁在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而要掀翻这铁屋子?总之,鲁迅的《呐喊》,曾被推举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首,总应给出它的生命根据来。
  • 戴海光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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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学受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很深,因而长期以来研究者习惯于从“西方”资源中探索新文学的文化渊源,而《楹联传统与中国新文学》则跳出这种研究模式的束缚,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发现了楹联与新文学之间的潜在关联:楹联传统不仅影响了新文学作家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而且对新文学的主题意蕴阐释、艺术表达及叙述结构的建构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对于楹联文化的认识偏见,重构了楹联的文学史形象,拓展了对于新文学文化渊源的认识,对于今后的楹联与新文学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刘继辉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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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的出现和歌谣运动的发起都是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新诗吸收了歌谣在语言、节奏方面的优点,从而使其走向现代化、中国化、本土化。歌谣在发生源泉、创作者以及形式方面向诗歌靠近,借助诗的影响提高其在学界的地位,从而奠定歌谣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新诗歌谣化,完成了生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统一,推动了现代诗的发展;歌谣诗化研究,完成歌谣身份的转化,为歌谣成为现代学科奠定基础。新诗与歌谣的相互影响,加快了文学现代化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 杨世真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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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传统文学的立场出发,早期的电影不被看作是一种叙事的艺术。但与此相对照的是,新生的电影对传统文学的改编,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未停止过。电影及后来的电视对文学经典改编,一方面帮助电影度过最初的危机,促进了整个20世纪影视艺术的长期繁荣,另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甚至对文学作品的内在创作规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一部分当代经典作品具有了明确的“影视化”特征。影视改编一般可分为“忠实的改编”和“自由的改编”。
  • 邹鹃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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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诗歌为原创诗学的东方文学文化影响并创造了中国电影中的空间之美,影片插曲和固定长镜头的运用往往延缓甚至中止时间轴,从而加强空间轴的呈现。同时,诗歌中常见的修辞手法如意象、意境、并置、对比、对称也常常在影片中出现,使得中国电影呈现出独特的国别(区域)影像美学特色。
  • 邓桂英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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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美尔的美学思想在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对死亡的洞见、对生命个性的倡扬、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中包蕴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生命意识。正是由于这种生命意识的自觉和张扬,齐美尔把生命高扬到世界终极本体的高度,以生命作为其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进行现代性思考和批判的美学维度,并以此来建构其哲学与美学理论体系。齐美尔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生命,生命的本质在于超越,死亡是生命的创造者,主张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根源于生命,是生命的形式。只有根据个体生命内部的精神需求来建设文化,美和艺术才能成为生命的意义依靠。面对现代性的困境,齐美尔提出了审美化生存的救赎方式,并认为根源于生命的艺术的完成也是生命意义的完成和实现,生命性的艺术是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途径。
  • 金 琼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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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对欧洲十七世纪巴洛克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涉及巴洛克概念的来源、巴洛克文学的总体评价、巴洛克文学文本探讨、巴洛克文学影响研究等多个方面;研究视角与方法也从比较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转向了文本细读、比较研究等方面。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疑惑和盲点,诸如巴洛克语源追溯杂乱、巴洛克概念及文学文本界定标准含混、对文本的审美文化价值评判有失公允、对巴洛克文学思潮的理解与评价存在片面性等。只有对此正视并加以探究,才能对今后的巴洛克文学研究有所助益。
  • 龙其林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3): 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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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记录了19世纪30年代南中国海地区的历史文化现象,表现了刊物创办者和撰写人对于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历史、文化和人们思想、道德的认识及评价。这份刊物对于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所作的反应和评论,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本土后,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认识接受和交流状况,为我们理解此阶段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