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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第14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5-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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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论坛
  • 柯珠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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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科技已成为信息社会“规范权力运行、强化监督制约”的重要载体,但信息科技的应用并不代表权力已经规范运行,信息科技廉政风险的存在易造成权力已关进笼子的假象或电子监督失真问题,伴随信息科技产生的信息科技廉政风险也成为影响“制度+科技”笼子有效监督权力的关键因素。只有准确把握新时期电子权力运行的特点,加强对信息科技廉政风险的防控,才能实现对科技手段的善用,才能最大程度发挥科技防腐的威力,切实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 卢汉桥, 郑洁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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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和公众对政务诚信的追问质疑和回应需求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往往呈明显集中和强化趋向,而政务诚信建设往往任务不够细化、重点不够突出、整改不真不实不彻底的情况仍不同程度的广泛存在。佛山市政府首次尝试以问题为导向,从单位和个人两个维度,探索政务失信风险“清单式”管理的拓新路径,力图形成国内发达地区一个地级市政府直属机关较为系统科学的政务诚信征信目录体系,并拟据此开发建设“佛山市市直机关政务诚信信息平台”,制定征信管理办法,建立政务诚信奖惩机制,通过征信强化对政务失信行为的监管,形成防范政务失信的有力抓手。这对于地方政务诚信建设模式构建的创新、弥补相关领域理论和实践的薄弱环节、推进相关重大问题的解决具有可贵的引领示范价值。
  • 陈世平, 张振宁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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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集群行为是网络环境下的一种特有的群体性行为。网络集群行为具有超越时空性、规模无限性和年龄特殊性等重要特征,其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框架效应、事件类型、匿名性、回应策略和社会认同等。文章通过对网络集群行为的发生过程和影响因素分析,提出网络集群行为发生理论模型,为引导和控制网络集群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 于凯, 邢强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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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ERPs技术探讨了不同感觉寻求个体风险决策的行为表现及结果评价的认知神经机制。结果显示:第一,与低感觉寻求组相比,高感觉寻求组更多地选择了不利纸牌,其冒险的决策策略没有随着决策次数的增加而改变,表明高感觉寻求组的行为模式是“即时收益优先”模式,在风险决策中更倾向于冒险;第二,与高感觉寻求组相比,低感觉寻求组在负性反馈结果条件下诱发了更大的FRN波峰值,表明低感觉寻求组对代表惩罚的负性刺激更敏感,在风险决策中更倾向于保守。研究为进一步揭示风险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
  • 李永洪, 周丽莉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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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成本之高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民主规模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由于经济成本是民主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经济成本也会受到民主规模的影响。与之相似,作为民主政治基础工程的选举民主,其经济成本的高低也会受到选举民主规模的影响。人口的多少、地域的大小、时间的长短、职数的多寡等规模状况,都在或独立或叠加地影响到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高低。推进和发展选举民主,需要理性地关注选举民主规模的现实状况,惟其如此才可能使选举民主走得更稳健更扎实。
  • 王彦智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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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我国的人民民主需要理性的规制,实现人民民主是党和人民共同的责任。现实中,人民民主并没有达至理想的结果,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尚未开创出其成长所需的各项条件。尽管实现人民民主理想目标的最终路径仍需艰辛探索,但通过改善民生,在改善民生与人民民主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机制,为人民民主创造适宜的成长环境和条件应是一积极而稳妥的方策。
  • 刘晓洋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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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绩效评估是发展政府责任、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和提高行政绩效的治理工具。评估指标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对绩效管理具有导向作用。2011年启动的政府部门绩效管理试点工作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探索构建统筹兼顾、重点突出、导向明确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对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试点部门评估指标体系的纵向与横向比较发现,试点部门评估指标设计呈现出制度化、科学化、行业部门一致化和分类评估等新特点,但在系统性、导向性和科学性等方面还有明显缺陷,需要通过明确指标构建原则、引入多元主体参与、分类评估和合理配置指标权重等方面来提高其科学化水平。
  • 孟 凯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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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科举学”研究开始兴盛,研究者们对科举制度不再一味地批判,为科举正名者不在少数。重新审视科举制度时,应该看到它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到某些促进作用,保证了中国文官体制的完整性、连续性,让国家机器可以正常运转;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自唐代以来几乎所有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皆出身科举。但科举制度也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以考试为主要形式的选官制度,促使中国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普遍的“官本位”心态。中国目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又有反复传统“官本位”思想的趋势。
  • 岳清春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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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梦”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 从文化软实力视角分析,"中国梦"充分体现了国家性、民族性以及人民性的价值内涵。实现“中国梦”既要增强国家硬实力的“躯体”,又要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章着眼于"中国梦"视阈下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出未来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路径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源动力; 坚持核心价值体系,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整合力; 完善文化发展布局,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内升力; 明确外延发展导向,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辐射力。
  • 王潇斌, 骆文伟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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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认同是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下推进文化认同,有利于增强港澳台学生的民族认同。推进文化认同,需要分析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理解国家意识、历史底蕴和兼容风格对于增强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通过开展历史文化教育、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等途径增强港澳台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以文化认同助力推动中华民族大一统进程。
  • 李经龙, 徐玉梅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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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ATR)、Tourism Management(TM)、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JTR)这三大国际权威旅游期刊创刊以来刊文的中国学者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进而洞察我国旅游研究的历程、我国旅游研究实力和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区域差异以及我国旅游研究学者的个体差异,并借助ROSTCM6.0软件对我国学者刊文的题目进行社会网络语义分析,最后分别对我国学者在三大期刊发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旅游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可以大致分为探索、参与、发展和壮大四个阶段;中国台湾是我国旅游研究实力最强的地区;香港理工大学是我国旅游研究实力最雄厚的学府;Bob McKercher、Ching-Fu Chen、Haiyan Song和Cathy H. C. Hsu是我国在三大期刊刊文比较多的学者,都在8篇以上;而且我国学者关注的内容也很广泛,涉及了旅游领域的各个方面。
  • 张春娥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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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研究法在旅游研究中应用广泛,通过选取《旅游学刊》2009年~2013年发表的185篇旅游案例研究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研究内容、研究设计、方法论程序、理论贡献等进行检验和统计。研究结果表明,案例研究为旅游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具体采用案例研究法时,选取的旅游案例要考虑其自身的典型性和“类代表性”,遵循案例研究的程序和步骤,根据研究目的尽可能采用多案例研究,加强案例研究在构建理论方面的贡献,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偏见等有助于提高案例研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效果。
  • 冉魏华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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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屈原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汉代初年至西汉宣帝时期,第二阶段为西汉元帝年间至东汉和帝时期,第三阶段为东汉安帝时期至东汉末。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论争体现出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第一阶段以黄老之术治国,此阶段士人对屈原持肯定态度;第二阶段为儒学独尊时期,此阶段扬雄、班固、贾逵等人对屈原持批判态度;第三阶段为经学的中衰时代,王逸、应劭、荀悦等人又极力提高屈原地位。汉代屈原论争在三个阶段的不同表现可以从今本《楚辞补注》的作者情况得以体现。
  • 乐爱国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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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在深入阐述朱熹学术思想的过程中,通过对朱熹有关科学的言论的梳理和研究,提出“朱子知算学”“朱子讲求历算”“朱子之讲求地理”,对朱熹科学思想作了扼要的阐述,为朱熹科学思想的研究开了先河,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可供超越的学术基础。
  • 王丽英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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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形成了广州悠久的宗教历史,成就了广州宗教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宗教史上的“四地”地位,同时,也铸造了广州宗教文化鲜明的滨海特色。广州宗教文化无论过去、抑或现在和将来,都发挥着引领岭南,沟通中国与世界,以及辐射海内外的文化功能和精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