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培仁,姚锦云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5): 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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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本土化”是一个重要而又热门的话题。文章试图跳出传播学一隅加以探讨:如何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脉络中定位“传播学本土化”?如何在中西交流语境中看待“传播学本土化”?一方面,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就有一个“转化西学”的热潮,体现为清华国学院和中研院史语所的建立、现代新儒家的兴起和“返本开新”的努力,以及社会科学“中国化”思潮。“转化西学”和“返本开新”的观念最早可追溯至唐代以来直至宋明的“新儒学”运动。另一方面,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的一部分,与“西方中心主义”的隐含前提密切相关,后者也使华人学者的研究“自主性”问题变得异常突出。华人本土传播学研究应该努力将“返本”与“开新”结合起来,即返传统思想和现实经验之“本”,开现代传播理论之“新”,在时间经线上立足本土、古今联通,在空间纬度上扎根本土、中外沟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