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系统论和政治生态论的提出改变了传统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当代中国学术界对生态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生态政治论、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论、廉政生态论这样四个研究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对于政治生态的研究内容更加注重于探索以正风反腐为特征的政治生态重构问题;政治生态和廉政生态研究方法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生态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同时综合运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研究方法、结构—功能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国内政治生态研究在借鉴西方政治生态理论研究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力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相结合,表现出三个研究特色:拓宽了国内政治学研究视角,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学思维模式;唤醒了人们对政治生态污染的关注,探索政治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生态联动;深化了反腐败领域的政治学研究,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当代中国重构政治生态应注重吸纳政治生态学中系统思维智慧和理论原理;在重构政治生态的实践中,要处理好政治系统内部生态与政治系统外部生态的协调平衡;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抓手正党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清正党风带政风,建设廉洁政府,净化国家机关政治生态;以清正党风政风促民风,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

“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降”,领导干部德的好坏,事关社会风气好坏、人民利益得失、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然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正确对待利益取舍,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保持廉洁自律心态,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积极探索唤醒党员干部高尚思想道德追求的有效途径,让从严治党兼具道德感召力和纪律约束力,让制度运行在思想认同的轨道上,二者各司其职而又辩证统一、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内外兼修、标本兼治的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

“仙台减灾框架”强调了地方知识在地方性防灾减灾策略中的重要性,如何将地方知识有效整合到社区减灾行动中成为全球减灾行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我国建设“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宏观背景下,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基层政府和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实践为例,基于大量第一手访谈资料和实地调研,探讨了“编码”“动员”和“混合”三种典型的地方知识整合策略,对提升地方知识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水平具有一般性的启示作用。研究表明,地方知识的有效整合需要国家、区域、本地各个层次上的减灾理念和决策模式的根本转变。

针对突发电力灾害发生后,电力主管部门面向公民的差异化应急对策理论依据不足的现状,在理论及文献研究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提取出个体特征、物资供给、信息环境和心理环境四类公民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并依据不同停电时间下公民行为的演化特点,把公民行为发展过程划分为初始期、发展期、膨胀期、爆发期四个阶段。进而将公民行为和影响因素进行关联研究,发现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程度随着停电时间的增加而影响力渐弱,其他因素影响力则逐渐增强;运用层次分析的方法,对停电不同阶段各类影响因素进行重要性排序。相关分析为政府及电力主管部门针对停电不同阶段和不同公民的应急工作侧重点提供了理论支持。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直在思想市场中存有一席之地,其历史理论的所指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异质性源于唯心主义历史独断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福山将现代性中的资本逻辑视为其历史观的经济理由,从而遮蔽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又将寻求承认视为现代社会人权的出发点,实则是一种脱离经济基础,违背公平正义的政治哲学;其历史终结论在文化中直接反映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理论,试图将“欧美现代性”蕴含的价值观转变为普世价值,进而再以普遍价值名义为自己的特殊道路做利益辩护。

在探讨马克思道德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然而对此关系的处理或者声称历史唯物主义是与人无关的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具有“自然的必然性”,排除了“道德的自由性”;或者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作用,却不自觉地陷入道德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漩涡。究其原因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阐释,因此跳出机械历史唯物主义的樊篱,在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的”“实践的”指导下,走一条道德与历史唯物主义互释的道路,才是澄明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道德的正确选择。

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作为一个现代性问题曾经引起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关注。黑格尔试图在“国家”中实现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和解,而马克思则期望在“自由人联合体”这种社会形式中实现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最终和解。马克思将和解之路从黑格尔的精神运动转变为历史的现实发展,这是一个巨大贡献,并且马克思在现实基础上进行的和解对于批判资本主义和克制虚无主义在今天看来仍是有意义的。

澳洲历史上的“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永远的社会心理伤痛,造成了澳洲土著居民的身份认同迷失,遭受文化消解的心理苦难。2008年初,陆克文总理代表政府,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上百年来经历的苦难正式道歉,这是澳大利亚政府首次向土著居民道歉。“政治道歉”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尤其是“被偷走的一代”的心理安慰剂,抹平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心理创伤,是沟通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与澳大利亚非土著居民之间的心理桥梁,让土著澳大利亚居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精神性被认为是人格的第六维度,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对象是代表性杰出人物的人格特点,包括他们的内在精神性人格。中西方文化下的精神性具有不同的内容与形式,仅仅用西方背景的精神性理论难以描绘中国传主的人格。心理传记学的精神性研究视角,旨在对比中西文化体系下精神性的差异,以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为基础,从联结性、超越性和个人存在感三个方面来探索中国传主的“精神性”特色,通过了解传主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主观感受、向往与追求,更准确地揭示中国文化体系下传主的独特人格魅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依据协同学理论对之进行分析,可大致概括为:目标是教育系统的序参数,集体性目标是教育目标系统的序参数,践行是教育目标构成中的序参数;党政机关是教育主体系统的序参数,价值共识是教育内容系统的序参数,隐性教育方法是教育方法系统的序参数;评价方法是教育评价系统的序参数,而可信性是教育评价方法系统的序参数。

《论语·宪问》第十六、第十七章记载了孔子师徒对管仲是否为仁的争论,师肯定之,徒否定之。这一争论一直贯穿于《论语》的解读历史。对仁本身的内涵的理解不同,导致对管仲是否为仁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事实上,仁在先秦时具有鲜明的事功性内涵。从这种内涵出发,管仲为仁是肯定无疑的。不脱离这种内涵去理解儒学,会得出很多新的看法。

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推进为逻辑主线的改革确立了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但市场化变革过程仍主要靠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推动,呈现出“管企业”的特征。这一悖论导致市场无法决定资源配置,造成一系列问题,如何去行政化成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市场导向改革的重点。文章以“管资本”为着力点探索实现形式,主张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依托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以管资本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落实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速腾飞,日本企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企业职业道德教育的成功推行是主要内因。其融古通今与生涯教育的可持续性,四位一体与双向受惠的空间开放性,集团主义与社会责任的核心理念,实践先行与道德养成的实践模式,对中国企业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在政府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组织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文章以一个外地务工人员社会组织为个案,通过对其形成与运作进行描述和分析,指出在政社合作过程中,对于社会组织来说,需要以有效性获得合法性,此即社会组织的形成。而政府则以给予合法性来推动社会组织发挥有效性,此即社会组织的运作。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可以相互转化,但对于依靠非正式途径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而言,其治理有效性也将面临挑战,并影响合法性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