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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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专责监督体系的构建与“两个责任”的基层落实

赵广东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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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十八届七次全会上提出要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准确把握党委和纪委在党内监督体系中的定位,采取切实措施落实“两个责任”,推进管党治党标本兼治,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江苏东海县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积极探索创新,构建了“二六三”专责监督体系,推动“两个责任”在基层落实。“二六三”专责监督体系即纪委运用“二大中心、六项举措、三维拓展”工作法履行专责监督责任,其核心理念和内在逻辑体现的是“案件+科技+制度”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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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内贿赂的定罪与执法——基于UNCAC履约审议报告的比较研究

袁柏顺, 肖幸前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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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对私营部门内的贿赂做了非强制性规制,各缔约国或地区在此基础上自愿履约。137个缔约国或地区履约审议报告的比较研究表明:尽管此条款的总体实施情况不尽完善,但各缔约国或地区相较以往取得的巨大进展足以说明《公约》在指导各国立法上成效显著。与UNCAC有关规定相比,各缔约国或地区在立法上还存在未将私营部门内贿赂犯罪化、规制范围过窄、与公共部门设置不对称等问题;在执行上仍往往陷入未有效落实、无法收集到犯罪数据等困境。针对这些不足,提出提高对私营部门贿赂的认识、调整和改善相应立法规制、发挥履约审议机制外部推动作用等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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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人权法的产生和历史分期

郭曰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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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二阶段论”还是“三阶段论”,学者们大都回避国际人权法的产生问题。国际人权法的产生,必须同时符合三项标准:其一,以国际人权条约的形式确定缔约国应当遵守的人权标准;其二,依法建立专门负责监督该人权条约实施的国际机构;其三,建立法定的监督程序。以此为标准,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保护制度和国际联盟的少数人保护制度标志着国际人权法的产生,尽管它们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国际人权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产生和初步发展阶段、全面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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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人权语境下的公民网络信息安全保护——以我国《网络安全法》颁布为背景

徐亚文, 高一飞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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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权体现出对“人的安全”的关注,公民网络信息安全则是安全权保障问题在互联网领域的具体化。我国新颁布的《网络安全法》对于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其秉持的“国家主义”立场与公民网络信息安全保护存在着些许冲突,且保护理念相对滞后。作为应对,可将公民信息安全保护分为“通过制度的预防”和“通过人权的救济”两个方面。前者完善的重点在于更新安全理念,实现多元共治,后者的必然性可从价值、规范、事实三个层面论证,对公民网络信息安全的权利救济则包括政治权利、人格权利和财产权利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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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抵达幸福的途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心理思想与积极情绪研究

曾红, 王爽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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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情绪体验是幸福感的重要内容,审美作为一种复杂的认知过程,至始至终伴随着积极的情绪情感。因此,审美可以作为人们追寻幸福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传统文化中,审美与日常生活紧紧相连,它不仅表现在中国人极力推崇的审美人格,更表现在与人生处处相关的审美人生意境。儒家在追求仁善的过程中践行审美,并由此达至乐境;道、禅欣赏天地大美,超越物我,脱离世俗,在对自然山水的审美中,体验人生的至乐。传统文化这一善美愉悦、在审美中感受“乐”的思想可以帮助现代人在追求多元幸福的道路上增添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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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智力理论及应用研究进展

黄洁华, 宋美兰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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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智力的概念从产生至今,其定义从能力说、认知结构说,发展到人格特质说。与情绪智力定义相应的理论模型也呈现出整合的趋势。学术界在关注情绪智力测验研究的同时,情绪智力理论在实践中也得到广泛应用,包括在学校教育和健康心理学、组织与管理、医疗和护理服务等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文章还探讨了情绪智力理论应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或不足,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包括情绪智力的情境性和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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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认知的基本脑电成分:从聆听到演奏

余习德, 张小娟, 高定国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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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早期听觉诱发电位(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s,AEP)的易感性与音乐训练后的神经元可塑性存在关联。失匹配负波 (Mismatch Negativity, MMN)与早右前负波(Early Right Anterior Negativity, ERAN)与人脑从音乐材料中提取规律性有关,二者皆是对“期望违反”的脑电反映,只不过ERAN多出现在“和弦期望”或“音乐情景期望”的违背中,而MMN更多地出现在音色、音程、节拍等基本声学特征偏差中。MMN与ERAN两者似乎同时受到音乐文化背景熟悉性与训练效应的影响,只是程度不一,且都可在前注意水平诱发。另外,中晚期成分N400涉及音乐意义传递、N5参与和声、和弦整合。音乐生成(演奏)过程中同样存在动作句法,且这一句法规律性仍可借助脑电手段得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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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管辖不应排斥协议管辖之适用

占善刚, 姚梦圆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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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立法关于专门管辖性质和效力定位含糊,司法实务中往往将其与专属管辖同等对待甚至纳入专属管辖的范围,排斥协议管辖的适用。根据专属管辖排斥协议管辖适用乃基于公益性目的之法理,结合我国专门管辖制度的性质特征,即可发现专门管辖并不具备排斥协议管辖适用之正当理由。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司法实务中的做法亟待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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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刑犯改造低效的反思及西方循证矫正的启示

孟丽莎, 陈妍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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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新刑诉法实施以来,随着各监狱短刑犯数量激增,其改造难题日益凸显。近年来短刑犯的高再犯率构成了对社会安全的警示,背后折射出监狱、社会和服刑人员个体的多方面犯因性缺陷。西方国家循证矫正的经验给了我们有益的启迪,短刑犯重新犯罪的防治要围绕其犯因性特点,制定科学有效的矫正方案,多方协同,努力缩小和消除各种犯因性缺陷,使之真正成功实现再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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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融合:众创时代下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途径研究

袁渭锟, 许洁丹, 陈祺环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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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浪潮,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高校、政府和市场的各种社会资源和创新要素从“融入”走向“融合”,并构建“回应理性的创业教育目标诉求”。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社会融合存在政府角色转变、市场与需求导向、一体化的协作等趋势与挑战。应立足高校,从社会融合角度对创新创业各类资源和创新要素进行开发、整合和利用:以科技转化成果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构建开放式创新创业教育服务,充分利用政府政策、社会资本与创业资金支持,引入社会创新创业教育智库资源,让社会资源和创新要素通过“聚合”进而产生“聚变”效应,从而构建起强大的创新创业教育社会支撑和服务体系,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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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幼儿园课程去‘小学化’”政策执行的教师困境

彭茜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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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提高幼儿园课程质量,规范教师的教育行为,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防止和纠正幼儿教育“小学化”的相关政策。然而作为政策目标群体与具体实施者,幼儿教师在政策执行中陷入各种价值困境,主要表现为:权利使用的赋权增能困境,责任多元的履职困境,服务各类顾客的利益平衡困境。面临困境,幼儿教师常用的策略是让步、包揽或被动应对。帮助教师走出困境,我们需要建立幼儿园课程质量评价标准,加强园长的课程价值领导,提高幼儿教师的课程价值协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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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的发展机制及其对当代大学改革的启示——基于组织理论视角的审视

熊文渊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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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书院多为教育组织,但对书院的研究不能全部笼统当成“组织研究”。“组织研究”不仅指研究对象,更指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通过组织视角对书院产生、官学化等问题进行审视,或许更能揭示出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内在独特的演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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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视角下国画的功能意义解析——以黄永玉的一幅荷花国画为例

肖瑞珠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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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话语分析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基于视觉模态的“视觉语法”理论,尝试构建国画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式,阐释黄永玉国画的多模态功能意义,包括国画的色彩、构图、笔法等。研究结果表明,黄永玉的一幅荷花在国画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式下,实现了再现、互动和画风三种功能意义,同时检验了该分析模式应用于国画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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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感话语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诗歌中的城市与乡村

吴高泉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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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间,广东诗歌出现繁荣景象。这段时期是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形成了一个传统与现代、旧式乡村、城中村、城镇与现代都市杂糅共生的文化空间。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风格。这段时期广东诗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进程中诗意表达的典型。对广东诗歌中的“城市”与“乡村”意象所隐含的文学意蕴和文化意义的分析,探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抒情诗人的主要情感方式和抒情姿态,有助于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了解,有助于对诗歌表达与现实生活关系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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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第16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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