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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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屁工作、劳动分工与后工作的可能

王行坤, 房小捷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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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指出,发达国家的很多人都在从事没有意义、对社会毫无益处的狗屁工作。这些工作耗费人的精力,损害人的心灵,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总工作量,让人们的工作时间有增无减。因此,他呼吁消灭这些狗屁工作。文章结合调查问卷和访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评述,指出:几乎所有工作的从业者都有可能自认为在造福社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存在意义,因此从主观感受定义的狗屁工作概念难以成立,但客观上狗屁工作的确存在,且大多数人对工作不满的事实也不容忽视,因此在消灭狗屁工作的同时,也要挑战工作意识形态——“所有工作都是好的”,同时对工作内容和劳动分工进行更为合理的组织,最终消灭异化劳动,走向后工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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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爱情:女性主义批判与新的工作意识形态

凯西·威克斯(Kathi, Weeks)著, 李闻思编译, 王行坤校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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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借鉴了1970年代女性主义对爱情与罗曼司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对“大众忠告作品”(popular advice literature)的批判,这些作品试图引导员工在工作中去发现爱和幸福。在异性恋父权制资本主义的语境下^②,浪漫爱的意识形态不仅像过去一样把家务劳动指派到妇女头上,还被用来劝诫所有雇佣工人,让他/她们与工作结成更亲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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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工作

鲍勃·布莱克(Bob, Black)著, 牛颖译, 王行坤校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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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了现代工作制度对人的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呼吁要停止工作,并用一种以游戏为基础的新生活方式——嬉戏生活取而代之。文章探讨了废除工作的方式,即大幅度减少正在进行的工作量,包括大部分第三产业的工作,尤其是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和子女抚养,同时保留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并将之转化成游戏般愉快的消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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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场所综合风险评估指标研究

陈长坤, 许丽丽, 徐童, 赵冬月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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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场所人员密集、安全隐患多且复杂,是城市的高风险区域,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将会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对公共场所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辨识和风险评估可以排查致灾隐患,从而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减少损失。文章从人-环境-管理-技术-经济五个角度对公共场所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建立了一套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城市公共场所综合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对初始指标体系进行优化,筛选出城市公共场所综合风险评估的19个关键性指标。其中“安全管理”“经济发展”“场所结构及配置”三个准则的权重值较高,对公共场所安全的影响较大,是进行公共场所综合风险评估时需重点考虑的对象。此外,以“安全培训频率”“专业救援人员数量”为代表的关键性指标对公共场所安全性的影响较为显著,是城市日常化安全管理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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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风险规避及治理策略——反思两起钴-60事件

段华明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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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河南杞县和广东番禺的两起钴-60辐照装置卡源事件,其发生原因、危机演进及处置过程,都彰显了风险社会的当代特质,对其的反思有助于推进关于风险治理的规避警策的思考:社会抗逆力规避“被制造出来的风险”,风险感知能力规避“日益严峻的技术风险”,包容性参与机制规避“制度性问题所造成的风险”,总体国家安全观规避“风险综合体”;同时启迪应急处置公共安全危机的执行策略:速度第一是首要操作性对策,务必呈现担当责任形象,与公众真诚沟通而不能失信,反应适度讲求包容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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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使用、环境知识与化工风险感知——基于1 656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方学梅, 曹靓, 甘雪梅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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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化工产业的发展与化工园区的建立,化工安全风险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公众面前。文章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上海化工园区周边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合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使用线性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探讨了媒介使用、环境知识对化工园区周边居民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媒体、新媒体与人际媒介均对风险感知有显著的放大影响,且传统媒体对低风险感知的人群影响更大,高风险感知的人群更易受新媒体影响,人际媒介对所有风险感知段的人群都有影响。此外,环境知识会弱化公众的化工风险感知,也会弱化媒介使用对化工风险感知的影响。最后,提出加强网络舆情监管、向公众科普化工知识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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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入罪: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上从严治党的经典实践

洪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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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入罪”是1930年代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浪费”被列为苏区两大腐败罪行之一,并明确了量刑,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尚属首次。“浪费入罪”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廉政建设问题上从严治党的几个重要趋势:一是将干部队伍的廉政要求与目标大幅提升,强化浪费即犯罪的观念,从而实现了对党员干部队伍的从严管理;二是将腐败入罪门槛降低,辅以精准细化的廉政制度加以规范,从而实现了对党内贪污浪费腐败分子的从严处理;三是坚持发挥传统政治优势,号召劳动群众帮助监督干部队伍,在反浪费斗争中贯彻群众路线,从而实现了对浪费等腐败现象的从严治理。通过“浪费入罪”这样一次从严治党的经典实践,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廉政理念的更新以及在定义腐败行径和治理腐败问题上所持立场、态度与价值取向的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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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视角下家族式腐败的成因与治理探察

何旗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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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当下“打虎、拍蝇”的结果看,腐败呈现出一系列新动向,即腐败表征为以一个“权力人物”为中心,按照“差序格局”原则,以“水波涟漪的方式”形成逐步扩散的家族腐败利益链。从差序格局视角来看,这种以权力为核心、以亲缘关系为纽带、以利益输送为目的的家族腐败共同体的结成,是权力在亲情与利益的交互浸润下的结果。对此,应按照由内而外层层破除的进路,在家族式腐败中心致力于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和营造廉洁家风;对于圈层中基于亲情和利益建立联系的腐败,应以法治化形式完善回避制度,防止利益冲突,从制度上切断权力与腐败之间的勾连,并且实现对家族式腐败所有涉案亲属人员的共同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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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现象的三种哲学分析

晏辉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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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都可能存在涂层现象,但只有人的涂层现象才既存在正确又存在正当问题。如若涂层仅是为了获得他者的承认和认同,从而追求存在感和归属感,并无恶意于其中,那么这种涂层就是一般性的社会事实;如若用极具诱惑力的涂层而实现恶的目的,那么这就是典型的伦理问题。对此,人们可对涂层进行三种意义上的哲学分析:现象学考察旨在直面涂层现象自身,指明其原始发生的内在逻辑;文化人类学视阈中的涂层呈现出的是人类文明的进化程度;对涂层进行道德哲学反思,目的在于用目的之善与手段之善去深入分析相关于每个人之根本利益的涂层行为如何才是正确的、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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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涂层、政治正确与自我规训

沈湘平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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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价值问题,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能被用来涂层。政治正确是一种典型的价值涂层,对于“文明人”“组织人”来说是心照不宣的理性选择,也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政治正确、价值涂层凸显了公人与私人的矛盾,其内外张力的维持依赖于自我规训,自我规训的失败将导致内爆。价值涂层是以某种价值理念共识为前提的,而涂层的脱落正是源于这种共识的危机。价值涂层不可避免,只能减少或将之引向正面,减少涂层的根本之道在于解决社会结构的斑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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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正义与普适性遮蔽

邢冬梅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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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涂层特性,既不是正义的肯定态,也不是正义的否定态,而是正义的张力(现实)存在样态。《涂层正义论》中展示的涂层正义的否定样态,是现代性的关于正义的普适性霸权以及公共性被普适性遮蔽而导致的涂层异化结果。以建制与规则实施的方式而不是以宏大叙事的抽象正义旗帜的高举来保障流动、透明与差异认同的社会秩序,是消解涂层正义的否定性样态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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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私史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沈佳颖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9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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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骏治的英文新著《中国缉私之战:法律、经济生活及现代国家的形成(1842—1965)》将晚清、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历届政府的缉私工作置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的语境之中进行探讨,既自上而下地研究了政府缉私体制的变化,又自下而上地关注了国家权力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以及遭遇到的反抗。该书是一部汇聚了中外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并且延续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的兴趣,证明了缉私史不仅可以与法律史和经济史进行互动,还能与性别史产生关联;而作者认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史时,不应该将欧美的理论作为范式,可能与作者强调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起步于内忧外患之中这一中国史的“特殊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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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视域下近代中国“缉私”与“走私”的利益博弈

陈佳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1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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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私”作为中国政府权力下行与集中优势资源的手段,在其实践过程中对形塑现代国家发挥着关键作用。新近出版的《中国缉私之战:法律、经济生活及现代国家的形成(1842—1965)》一书以“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考察了近代中国历任中央政府的缉私之举,并关注到背光之处民间个体暗行走私的挣扎策略。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模式,缉私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还可从国家与社会均有所介入的“第三领域”展开分析,从不同的国家层级单位入手,分析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面临的缉私处境与压力。关于“现代国家”“现代化转型”等概念与理论问题,也需要置于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历史语境下进行深度阐释,从而有效分析其与中国近现代史的衔接关系及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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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缉私史书写的历程、问题与可能

蔡骏治著, 王雨译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1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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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缉私之战:法律、经济生活及现代国家的形成(1842—1965)》是一部司法史和经济史著作,它关注的是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以及国家对走私活动的压制。这本书从研究到写作,费十年之功才得以完成。两篇评论均很有见解且富有建设性,现代中国的经验确实有其独特之处。中国的国家塑形毫无疑问地受到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以及恢复关税自主等强大呼声的影响。中国的政权——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都一直在强调国家主权在反击走私和应对外国挑战时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在现代国家形塑中的一个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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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徽商群像的建构策略

尧育飞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1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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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徽商形象并非全是负面,深入分析吴敬梓的叙事策略,可以发现徽商群像复杂而丰富的意蕴。通过与名士和官僚两大阶层碰撞,徽商豪横而卑贱的两面性跃然纸上。而置身于地方社会中,徽商则是传统文化和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而非挑战者。通过“主角隐身”的侧面写照手法,徽商群像得以立体呈现。至于徽商群像背后时而同情、时而讽刺的笔调,以及“幽榜”的定评,则透露出吴敬梓对徽商态度的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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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空间:论美国影视中的边陲小镇

冉东平, 黄思敏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6): 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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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转向”的理论背景下,“时间是流动和辩证的,空间则静止且单一”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空间”的叙事功能和价值意义得到重估。在美国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边陲小镇并非僵死、刻板的地理场域,而是作为自然地理标识、空间关系和文化记忆的容器,深刻反映了地理发展不平衡的全球现象。由于有着区别于都市文明的价值体系和规则信条,小镇空间与城市空间因此形成对立又相互指认的关系。作为一个典型的犯罪场所,这些边陲小镇内部的人物关系网络呈现社群化的特点,其落后的经济条件和失灵的司法系统加速了场域的恶化。作为一个地方意象,边陲小镇的衰败则预示着地方性经验在地理扩张浪潮中被进一步弱化。通过分析“边陲小镇”这一边缘空间的表征和成因,可以从另一角度理解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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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第18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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