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机制构建的重点和难点。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和“三不”体制机制耦合性研究角度出发，以提取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要素维度和“三不”体制机制框架维度为基础，应用耦合性分析验证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要素与“三不”体制机制框架的契合性，并结合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地区一体化反腐倡廉经验，构建融合“三不”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耦合机制以及一体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机制。研究发现：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与“三不”体制机制之间存在较强的耦合性，且反腐败法制体系、专门反腐败机构、制度建设能力、惩戒震慑效果、思想教育效能是影响二者之间耦合程度的重要因素；相较于党内分层次、分部门的政治生态建设机制，基于“三不”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机制，能高效解决腐败难题、提升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绩效，促使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由党内驱动向一体化反腐倡廉体制机制的转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被曝光的腐败案件显示，虽然官员在进行决策时是有风险 －收益的考量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聚焦于个体决策，风险感知是职务犯罪罪犯从事腐败行为的决策动机的重要影响因素。以权力距离为测量指标的圈内化组织文化，对官员个体从事腐败行为决策时的风险感知具有较为复杂的影响。单位权力距离感知与腐败被发现和被法律惩处的风险感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在中国科层组织“圈内”文化影响下，官员在单位集体中感知到的权力距离越大，个体对上级权威的服从性越明显，服从上级就成为普遍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从而造成大量一把手带头下的“圈内腐败同质化”。此外，权力距离感知与党纪处分风险感知、无形风险感知呈正相关，这说明官员个体即使对所处单位权力距离感知明显，仍然强烈感知到党纪处分的威慑力和对“面子”“尊严”等无形风险的重视。这一研究发现对于思考如何在“扎紧制度的笼子”的同时，针对公务员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预防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特色治理体系下的纪检监察和违法犯罪交叉案件的产生，既源自纪检监察与违法 犯罪处理机制中临界点的模糊性，又来自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职权的交叉分工，而最根本原因 是纪检监察权与司法权的相对独立关系，即纪检监察权与司法权在惩罚严厉程度上的递进关系以 及司法权对纪检监察权的保障关系。据此，纪检监察和违法犯罪交叉案件可分为两类：一是以纪检 监察惩处为终结的纪检监察和违法犯罪交叉案件，二是以违法犯罪惩处为终结的纪检监察和违法 犯罪交叉案件。前者的处理应秉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的规则，后者的处断则应坚持“刑事先 行，纪法衔接”的规则。

腐败治理已成为一项国际共识并进入全球议程设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腐败治理与廉政合作实践正构筑起一个互“廉”互通的世界。近四十年中国反腐与廉政的国际合作先后经历了“萌芽期”和“接轨期”，如今已迈向日益成熟的“加速期”。“廉实力”的塑造、廉洁公共产品的供给和中国“国家廉政体系”的建构，分别构筑起中国特色反腐与廉政国际合作的理论逻辑、行动逻辑和制度逻辑，共同推进国家腐败治理的现代化。反腐与廉政的国际合作正面临“廉洁拐点”的机遇和“议题挂钩”的挑战，加快制度创新和增强制度韧性是中国国际反腐败事业不断发展的关键。

当前关于新媒体语境下文学理论教学问题的讨论，主要从技术的层面展开，这显然没有切中要害，因为新媒体对文学的影响，决不是简单的工具、载体意义上的影响，而是直接关乎文学的根本性问题。新媒体文学乃是一种全新的文学样态，现有的文学理论已无力对新媒体文学做出有效的解释，对新媒体文学的偏见和误解反映了文学理论的深层危机。文艺学要恢复其相对于其他文学学科的“元学科”地位，就必须基于当前新媒体文学的现实，对文学进行重新定义，并建构一种历史化的、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

在新媒介环境下，如何看待经典文学作品的核心精神与受众阅读方式改变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又怎样定位博物馆（名人故居）之类公共文化机构在文学经典传播和教育中的地位 和方向，均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巴金故居以微信平台的方式推动文学经典教育，打通学术界与普通读者的隔膜。在推送内容上，请一流的专家谈大众话题；在形式上，力求有感染力，能入心；在时机把握上，能够抓住节奏，还能带节奏；在整体设计上，给公众参与的机会。公共文化机构应该 以“原汁原味”地传达经典文学作品的核心内容和精神为前提，在此前提下积极探索新媒介环境下 多元的传播方式，培养公众的阅读和接受兴趣。

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本科教学阶段开设的原典精读课程，尝试培养学生以独特的个人感受为基础解读文学经典的能力。这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文学解读方式，带有深刻的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印记。在新媒介环境下，信息量的大规模增长、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加，改变了人们理解作品的方式。“讲故事”这种在本雅明看来已经消逝的阅读方式，在新媒介时代再次复活。在这一语境下，很多文学研究者把作品仅仅当作研究的素材，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研究方法拆解作品。进入文学经典的方式只有适用与否的区别，而没有好坏之分，真正能分出优劣的，只是运用方法的具体实践。

多年来，高等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脱节、课程体系与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学习方式渐行渐远等。针对存在的问题，引入近年来流行于欧美等地的课程地图这一观念，对于调整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便有了切实的意义。基于课程地图设计的视角，立足于人才培养目标和核心能力之间的关联、课程主体角色转化、课程与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将经典阅读作为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课程体系的支撑点。经典阅读不只指向课程内容本身，而且也推动了课程构架、讲授和学习方式的变革，它甚至是一种内在的“课程思维”，贯穿于课程讲授的全过程，从而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中国古代文论教学在新媒体时代面临着挑战和危机，也迎来了新的机遇。随着国家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和加强文化自信的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探讨不断深化，滋生出很多新的理论话题，阐释空间亦随之扩大。中国古代文论教学亦可与时俱进，改变以往单向传导、知识灌输为主的授课方式，借力新媒体技术，打破时空界限，将线上线下更好结合，为学生营造良好的群读环境，在加强原典学习的基础上，援引网络热点，丰富教学内容，以古释今，使古代文论话语体系更接地气，更具活力，对当下文艺创作的阐释能力更强。

近年，一批以广东为背景的大众文化作品涌现，网络剧《隐秘的角落》、“五条人”音乐、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三个文本中的空间形塑，及其与现实空间构成的对话张力是值得探讨的议题。《隐秘的角落》的弃子主题与取景地湛江的处境相互呼应，突显了废墟空间隐匿的暴力与危机。出身海丰县城的乐队“五条人”观照社会底层，形成一种混杂着乡土性和世界性的民间书写。《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以广州城中村冼村为现实原型，以黑色电影为风格依托，探究历史记忆的幽深暗面。相较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大众文化中洋溢的现代性热望，这些文本以边缘性的空间形构共同表达出对于现代性的质询和反思。

发端于城市，并在一个个具体空间、地点中展开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因为对“在地性”“现场性”的强调，从而使连绵不断的地点、空间不再是作品被动的容器或载体，而是在时间延异中呈现出的“场域”。当艺术与不确定的“场域”或“情境”相遇，注重肉身化的体验与感知，以持续性艺术项目或公共空间建构等方式，发现和感知被遮蔽的城市褶皱，“场域感知”才能作为一种方法，在“场域”和“情境”中阐释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我的居间性关系，并促成新感性与新艺术语言的生成。这对于当代艺术在中国土壤中的落地生根尤为重要。对艺术个案进行讨论，进而在艺术史 和艺术哲学的框架中梳理城市参与式艺术的兴起、展开及其美学脉络，分析这类前卫艺术实践与观看机制的转变、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之间的关联，可以厘清参与式艺术的重要美学价值，即通过身体 性的“场域感知”，与地方、现场形成互动，生成公共关怀和新型艺术语言.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艺术行动者，开始以不同形式的身体实践积极介入各类公共空间，并以此重构关于空间的话语场域。艺术中的身体不再仅作为再现的符号被分析和阐释，而是拥有直接行动力量的主体，以现实中的出场转译艺术家对空间的思考与想象。在不同的身体实践中，身体所显现出的内在意涵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映射出身体与空间相互激活的关系，并显示了身体作为“观念的行动”所蕴含的积极力量。观察近年来身体介入空间的艺术实践，亦能反向映射出中国当下社会、文化及地方之间相互交织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