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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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Ｇ、语义通信与新闻传播新样态：数字新闻学的视角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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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通信技术的演进是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活重要的塑造力量。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系统（６Ｇ）发展的重点将集中于覆盖率、速率与智能化三个方面。基于６Ｇ架构的语义通信技术将为新闻传播带来全新样态：在Ｈ２Ｈ方面，语义通信系统将提升新闻语义纠错效能，以知识传播的标准改造新闻生态；在Ｈ２Ｍ方面，应用感知网络与ＸＲ技术的发展将拓展新闻生产、分发与接受的渠道，同时进一步精确化内容推荐机制；在Ｍ２Ｍ方面，语义通信会创造实时物联网新闻，并对“以人为核心的”新闻观念构成进一步的冲击。在技术的狂飙突进中，研究者须保持对人文精神的坚持，以避免存在危机和文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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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原点与重塑终点：微博评论对新闻收受环节的改写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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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极大地变革了新闻生产与新闻消费。在阅读新闻的同时，观众也会阅读评论，从接收理论的角度来看，新闻本身是第一文本，而评论是第二文本。短评论文本是受众在接收新闻后再度思考和解读的体现，表现为对新闻文本的补充、扩展、抵抗和解说。受众基于自身期待视野而进行的第二文本创作，与新闻本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新闻收受过程，延续了新闻生产的生命力，扩张了受众的认知边界与视野范围，让新闻的意义得到充分的阐释、延展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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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里的守望：留守家庭的在线连接、异质互动与单向凝视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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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化社会背景下，信息传播技术（ＩＣＴｓ）正通过构造日益完备的社交场景来重塑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广泛应用的智能设备一方面重构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日渐成为微观权力延伸与运行的控制装置，进而对人的主体性产生影响。在留守家庭中，智能监控成为家庭代际群体跨越数字鸿沟、进行情感互动的重要媒介，并在流动的主体与留守的客体之间形塑了“观看”与“被看”、“在线陪伴”与“权力控制”的互动关系及权力结构。当公共媒介进入家庭互动结构之中，智能监控建构了一种情感逻辑与媒介逻辑共同影响的互动场域时，其所形塑的微观权力系统则呈现出以技术素养为基础、情感互动为目的、单向凝视为结构的异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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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妮丝·赫勒关于生命政治的访谈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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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妮丝·赫勒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通过与阿甘本、埃斯波西托、哈特和奈格里等人的生命政治思想的比较，赫勒阐述了她关于生命政治的基本观点，特别涉及以下问题：与基因工程等新生物技术相关的生命政治的技术、道德和法律限制；作为一种身份政治的生命政治概念与作为一种治理术和人口统计学实践的生命政治概念之间的张力；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和阿伦特关于政治代表的观点以及她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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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生命政治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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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赫尔和赫勒在努力破解生命政治的当代政治意义的同时，也致力于在现代性的动态发展框架内定位生命政治。在他们看来，生命政治的基础是一种自我封闭的政治，其根源在于激进主义。当代生命政治的主要代表阿甘本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对西方现代性做出激进诊断并提出其弥赛亚式的解放愿景。阿甘本的激进信念可回溯至福柯。在福柯关于抵抗的叙述中即蕴含着激进的维度。受福柯后期思考的启发，瓦特提议通过强调Ｚｏ概念，来综合生命政治与批判理论。但阿甘本和瓦特的探索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费赫尔和赫勒的批判，即生命政治把生命的价值置于自由之上，并因此而对现代性的精密钟摆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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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生命政治的困境与超越 ———费赫尔与赫勒对生命政治的批判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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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费赫尔和赫勒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针对美国新社会民主运动提出的生命政治理论为生命政治分析贡献了新的内容。在他们看来，作为“身体政治化”的生命政治，是现代性进程中生命（身体）与自由（精神）两种力量动态地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当代表现为身体与精神的对立和斗争。通过对堕胎、女权主义、健康、种族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等具体生命政治运动的分析，他们得出结论，一旦生命政治将生命与自由截然对立起来，并排斥性地选择生命为唯一的价值，它便容易走向极权主义，而要消除这种危险，就必须超越生命政治所构建的自我封闭的政治，走向基于差异的对话的政治。尽管费赫尔和赫勒的生命政治理论具有分析模式化、简单化、抽象化的局限，但其提出的生命与自由冲突的解释框架无疑为反思当代生命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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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仪式链视角下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生成机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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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是指围猎者与被围猎者通过互动仪式形成的非法利益同盟。互动仪式链理论对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生成机制具有解释力。围猎与被围猎是围绕利益开展的互动仪式，若干次仪式合起来构成仪式链；在利益冲突情境、制度虚置、共同在场与符号意义变异的共同作用下，构成初次互动；之后在情感能量支持、互动分叉作用下，形成内涵式、外延式、混合式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固化类型。因此，治理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思路与举措就是阻断互动仪式链的形成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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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基层腐败治理意向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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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基层腐败是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关键。当前关于基层腐败治理的讨论集中于“自上而下”视角的解释，缺乏从“自下而上”视角的探讨，公众参与的重要性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基于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和重庆市的公众参与实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影响公众参与基层腐败治理意向的内部因素发现：参与评价、知觉行为控制和腐败认知对参与意向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参与评价、知觉行为控制和腐败认知在主观规范对参与意向的影响中分别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主观规范对参与意向只存在间接影响。因此，提升公众参与基层腐败治理意向的前提是强化公众的责任意识、参与信心和参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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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治理如何影响公众的反腐败参与意愿 ———腐败程度感知与腐败容忍度的链式中介效应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9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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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国家中心主义”还是“社会中心主义”的反腐败研究范式和实践路径，都强调公众反腐败参与对于腐败治理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既有研究从绩效、信息和文化三种不同解释视角阐释了公众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却忽视了不同解释路径的彼此融合以及诸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反腐败绩效与腐败经历不仅会直接影响公众的反腐败参与意愿，而且也会通过影响公众的腐败程度感知和腐败容忍度进而对反腐败参与意愿发挥作用，即公众腐败程度感知和腐败容忍度在腐败治理中对公众反腐败参与意愿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因此，降低公众的腐败程度感知以及培育公众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不仅有利于有效提升公众的反腐败参与意愿，而且对于提高我国腐败治理效能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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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二维张力与县委书记的腐败生成及治理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cjo）的案例分析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1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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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是新时代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关键少数”廉洁从政的重要抓手。在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下，县级政权居于国家政权体系中“上”关中央政权安稳，“下”系百姓切身利益的基础地位，作为地方政权“一把手”的县委书记廉洁与否直接关系到基层政治生态的健康。近年来，县委书记腐败特征多样化，其腐败的生成有着腐败产生的普遍性规律，也有着其内在生成的特殊性。从权力的二维性来看，权力集中过度与权力监督失范的二维张力失衡是县委书记腐败的主要发生机制。因此，治理县委书记腐败应该准确厘定县委书记的权力边界，科学设置权力运行的规则，提升权力监督的自觉性和有效性，压缩权力行使的任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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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洪涝灾害治理政策的特征与效力研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11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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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和政策效力三个维度出发，运用Ｎｖｉｖｏ１２软件和ＰＭＣ指数模型构建城市洪涝灾害治理政策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城市洪涝灾害治理相关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从政策主体维度看，洪涝问题的复杂性需要跨部门合作解决，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和水利部门是应急管理部门成立之前的洪灾治理核心主体。应急管理部成立后便在洪涝灾害治理中占据重要位置，机构改革初具成效。但相关政策更新晚于部门实践，政策主体职能多集中于应急救援与灾后救助，这些不利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改革仍需进一步推进。从政策工具维度看，形成了以命令控制型政策为主，经济激励型政策为辅，社会参与型政策为补充的政策工具体系。从政策效力维度看，评价等级在良好或优秀的政策占半数。部分政策在覆盖面、功能等方面仍有不足，直接影响治理效能。探究城市洪涝灾害治理政策的特征及其效力，可为我国洪涝灾害治理政策制定及体系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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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韧性的测量指标：基于国际文献的系统综述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13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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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个国际文献数据库１９９０—２０２２年发表的９３篇城市韧性的国际文献为分析样本，运用系统综述的方法，对城市韧性的定义、特征和测量指标进行分析，重点研究城市韧性的测量指标以及不同范畴下的术语使用情况。城市韧性测量指标的第一篇研究发表于２００８年，截止到２０１４年，关于城市韧性测量指标的研究都比较有限，从２０１５年开始迅速增长。文献中城市韧性基本测量指标有六大类，即社会韧性、经济／金融韧性、物理／基础设施韧性、制度韧性、环境韧性以及社区能力。在大类指标选取中，社会韧性最多，社区能力最少，此外不少文献还采用了诸如灾后恢复或创新等其他指标。城市韧性虽然逐渐成为全球减灾防灾和城市发展的一个专业术语和共识，但是城市韧性的测量指标则呈现出大维度一致，具体指标存在差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考虑到城市韧性的测量特点，未来韧性城市建设中既需要考虑到共性指标，也需要考虑本地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嵌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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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复合型灾害治理：吸纳复杂系统范式的应对之道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14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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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灾害日益呈现出复合型特征。传统灾害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应对这种多重连续灾害事件，表现为小尺度治理与灾害影响大尺度累积之间的矛盾、集中协同模式与灾害网络化扩散之间的矛盾、灾害学习有限性与灾害产生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从复杂系统范式分析，复合型灾害治理有宏观与微观相统一、多样性吸收多样性、调控性融合适应性、关系性而非节点性四个原则。基于此，复合型灾害治理的逻辑框架构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将制度嵌入集体行动过程的多层次嵌套循环、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社会共同管理、促进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多尺度协调，以及加强全社会灾害学习来提升系统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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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第21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3-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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