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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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领域到数字界面 ——哈贝马斯与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转型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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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哈贝马斯撰写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他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声誉，他梳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历史形成过程。最近，他的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似乎在呼应这样一个问题：随着传统大众媒体变成数字界面上的流媒体和自媒体，公共领域是否也随之发生变化？哈贝马斯认为数字媒体的挑战弱化了“负责任”的守卫，从而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让右翼民粹主义可以在数字媒体上大行其道。而哈贝马斯忽略了数字界面之下并不是主体之间面对面的关系，而是被界面的协议和规则中介的交往关系，即主体间的对话伦理逐渐让位于数字空间的界面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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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平台媒介与公共领域的危机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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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在媒介平台化和平台媒介化的互动下出现了新转型，这是平台资本主义挖掘数据、进行数字化生产的结果。作为新历史形态的数字资本主义使平台用户成为流众，流众的数字劳动经过赋形成为流量。在争夺流量的过程中数字媒介平台形塑了数字媒体生态，其显著特征就是具有虚假自主权的用户进入了茧房和回音室。封闭式交往是无效的自我叠加或复制，公共领域对话质量由此下降，损害了公共性与协商政治。身处国家能力弱势和社会科技强势这个双重态势中的哈贝马斯，要求增强国家规制、整合新技术，以修复受损的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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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转型到结构新转型 ——对哈贝马斯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理论的反思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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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因其结构与传媒所具有的合理性、平等性以及开放性，被看作是公众发表、交流政治意见进而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场域。数字媒介的发展对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它既创造了媒体用户自我赋权的效果，同时也离散了公众达成一致判断的潜力。然而，由于哈贝马斯对数字化改变媒体结构所持的乐观姿态，使他错失了对隐藏在自由交流背后的深层控制与霸权实质的揭示。实际上，协商民主在数字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新困境，是人们无法回避且必须正视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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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与协商政治的危机 ——评《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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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这本新书中，哈贝马斯分析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对公共领域的影响，并就有关协商民主的一些疑问和异议进行了回应。在他看来，虽然新媒体用户摆脱了单方面信息接收者的角色，他们同时成为作者，但是，目前这一形式上的平等性也带来了专业性的降低。由于缺乏监管，加上新媒体依托服务于自身商业利益的平台等因素，人们有理由担心，公共领域有可能再次走向衰落。此外，哈贝马斯重点论述了协商民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临的挑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受制于其在２０世纪下半叶形成的理论体系，哈贝马斯有关２１世纪产生的新问题的思考所能够提供的参考意义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他的公共领域概念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这一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之下，同时，协商政治也因为忽视自身的决断前提，注定难以有效应对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剧的各种自然和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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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阐释论与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构建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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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阐释论强调阐释是公共的，阐释在公共空间展开，是公共空间中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公共阐释论提出了以普遍的公共性要素为前提，以人类普遍共同所有的语言、逻辑、知识等公共精神的积累为来源的阐释观念，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路径和方法论框架。在西方阐释学传统、中国阐释学发展的理论坐标上考量公共阐释论，可以进一步推动公共阐释论的理论探究。公共阐释论提出的理论观念如何更切实地成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公共阐释论提出的如何坚持阐释自觉，提升阐释水准等问题，还需要学界不断地挖掘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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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舅》视频及其讨论看网络空间中公共阐释的特征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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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舅》视频影像素材有限，主要依靠文案对主人公存在的意义进行阐释，其最初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语言修辞层面的成功，此后有网民站在不同立场对主人公及视频本身进行二度阐释。作为公共阐释的一部分，与作品的立场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有其积极意义。但当网民形成两个对立阵营，带着强烈的情绪相互攻击时，阐释的公共性便被消解了。随着记者从事实层面对视频进行深入挖掘，网民从价值观层面的对峙转向了对事实本身的关注，对话的基础重新确立。这表明事实真相相对于修辞、价值立场与情感，在网络空间的公共阐释中具有更基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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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意识与阐释活动的文化差异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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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的，中西不同的时空意识决定了阐释活动不同的出发点、路径和指向。相对于西方的阐释活动偏于对阐释主体内在时间意识的探索，中国的阐释活动更加注重阐释客观效果的空间延展，这不仅体现在“阐”字本身就表征了一种空间的开放性，同时也体现在衍生所建构的意义再生产的方式、通达所展示的阐释目标等方面。中国的阐释活动注重开放、衍生，寻求阐释话语在现实世界的通达，西方的阐释活动则注重个体精神的自我寻绎，表现为面向彼岸世界的精神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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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媒介与科幻：现实主义的多维考察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6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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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是意蕴丰富、构词能力强大的范畴，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考察。意识、媒体与科幻就是可供选择的三种角度。现实主义在内容定位上可能和意识相联系，关系到人们对存在什么现实、如何看待现实、何以改造现实所持的观念，在新媒介时代与第五次信息革命爆发、后人类理念流行和信息化艺术崛起等历史现象相联系。现实主义在形式定位上可能和媒介相联系，它以现实通过媒体中介表明其存在、媒介通过映射现实显示其功能、现实与媒介通过融合推陈出新等认识为前提。现实主义在功能定位上可能和科幻相联系，相关命题主要有三个：存在不同于生活现实的科幻现实，应当用穿越的方式看待科幻现实，通过交互性建构创造科幻现实。对于“现实主义”通过分化、渗透和融合产生的各种新范畴，可置于属人的社会层面、属物的产品层面、属事的运营层面加以考察，梳理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和演变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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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痛苦中的享乐” ——网络文学中作为“圣状”的爽感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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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爽”，不止于生活欲望的“想象性满足”，还构造了欲望之“现实性匮乏”的寓言。“爽”不是平常的欢乐，而是沉溺性的“强制性快乐”。在这里，“爽”即“不爽”，“爽”是“不爽”的匮乏性在场，它不是单纯愿望、欲望的满足快感，而是拉康所论及的“处在痛苦中的快乐”。现实（象征界＆想象界）对“爽”实施着巧妙的驱逐计划；同时， “爽”却对现实进行顽强的“去势”行动。由此，“爽”成为享乐沉溺的“圣状”：它看似只提供快感满足，却潜藏了对于创伤的重述；因为潜藏了对于创伤的重述，所以，才会以异常疯狂的想象力来激扬“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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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修斯３０：新媒介现实与第三个神话时代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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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文学表现出神话复兴的趋势。这种神话并不只是人们所认为的是对现实的脱离，也不只是技术运用的效果，而是以神话方式呈现的新媒介现实。古代神话、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神话主义”与数字时代文学中的数码神话构成了三个神话时代，它们在神话性与日常性的结合、命运感及死而复生模式方面呈现出相似性。《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以及科幻电影《２００１：太空奥德赛》中的超级电脑“哈尔”，代表了三个神话时代的人类形象及对世界的探索，数字时代的后人类主体构成了奥德修斯３．０。应从文学人类学的视野去理解数字时代的文学，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在神鬼情节与大众欲望背后，折射的是数字化社会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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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灯记忆：一项跨学科的研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9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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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灯记忆是指当个体得知发生了引起较大情绪波动的公共事件———比如９·１１事件———时对周围的情景记忆。认知心理学对闪光灯记忆的研究主要聚焦其认知的特性、公认的准确性以及对记忆内容的自信度。但是当从更广阔的集体记忆研究的跨学科视角来考察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闪光灯记忆其实与社会的、文化的和叙事的动力学密不可分。因此，应将闪光灯记忆置于个体记忆叙事与集体记忆叙事的交汇处，通过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与文化记忆研究相结合，来探究闪光灯记忆叙事如何承载社会身份认同，又如何跨越国界和代际进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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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视域之外 ———疫情与集体记忆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1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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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感知不同，其原因在于集体记忆的表现形式不同。在跨学科记忆研究中，集体记忆建立在媒介化之上，不断重置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对过去大流行病的集体记忆或遗忘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感知，而在疫情期间对新冠疫情的书面记录或数字化存档又预设了未来的集体记忆。“预媒介化”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对大流行病叙事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需要相互关联的回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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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内隐集体记忆的隐藏力量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11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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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数十年，记忆研究领域关于外显集体记忆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但除了外显记忆这一维度外，还存在一个巨大的内隐集体记忆的隐藏世界。这一隐藏世界的要素包括典型叙事、刻板印象、框架建构和世界模型。为了形塑新形势下的认知和行为，这些要素作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常常被无意识地在代际间传播和继承。在此意义上，内隐记忆不仅无处不在而且富有力量，但它又难以追溯。因此，现在是整合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文学研究、媒介研究和记忆史研究的方法来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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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现实”的竞现：网游时代的“银幕世界” ——以电影《头号玩家》与《失控玩家》为例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13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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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风靡的网络游戏促发了电影对其进行“再媒介化”的创作，由此诞生了一批“网游电影”，《头号玩家》和《失控玩家》即其中的两部代表性影片。与之前的电影对单一物理现实的呈现不同，这两部影片转向了对科技仿真现实与物理现实的共时思考和同时表现，其中内含着“网游电影”之“一个银幕、两种现实、三重世界”的结构关系，亦显示出“网游电影”与传统电影在叙事、主题、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及差异。此外，“网游电影”在吸收游戏元素的同时，又受到了电影艺术的规约和再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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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融合”视域下重审陈残云笔下农民形象谱系的发生及变迁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1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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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陈残云创作生涯中具有关键意义的起点和节点，但长期以来遭到忽视。在“粤港融合”的视域下，陈残云短篇小说集《小团圆》作为其笔下农民形象谱系的发生，贡献了具有复杂性格内涵及心理深度的岭南农民形象，表现出未完全被党派的现实诉求所限制的左翼文学特征，具有不应忽视的文学史意义。“十七年”时期，《小团圆》传统的“断”与“续”，既体现了时代精神与政治规范对其创作发生的影响，又体现出陈残云的人道主义精神始终未被遮蔽，在一定程度上真实描摹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给农民带来的精神面貌的嬗变。在“粤港融合”视域下重审陈残云笔下农民形象谱系的发生及变迁，不仅是对陈残云乡村文学版图的补遗和激活，亦是对他精神脉络的贯通和省思，更是对长期以来广东作家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有效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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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何以可能？ ——创伤记忆与影像档案的“幽灵”之术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15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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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因为能再现真实，所以常常被赋予一种档案属性，承担见证与指控罪恶的责任。由于创伤记忆拥有难以被简单还原和再现的特质，关于战争或殖民等题材的纪录影像，其作为档案的属性也因此显露出局限性。不同于仅仅将影像作为“证据”使用的方式，当纪录片中的影像从固化的档案属性中解脱出来，则为创伤历史提供了从个体经验出发的见证视角。由此，影像不再是封存创伤记忆的媒介，而是激发观者共情与想象的介质。通过蒙太奇召唤创伤历史中萦绕的“幽灵”，影像提供了开放的文本，使观者能够以自身感知经验的参与，在持续生成的记忆行动中去理解历史、审视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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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绘画艺术风格与美学观念探析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16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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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提倡复古、以书入画，在元代画坛独树一帜。其画作既师法宋人僧仲仁、扬无咎等，又有所突破，具有“隐逸之风”的艺术特征。王冕倡导从传统中自出新意的创造性艺术实践，在画作中首创万玉式“密梅”画法，有“铁线圈花法”与“破蕊法”之技法新变，且开花药石治印之先河，奠定了其在元代画坛的重要地位，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从现存王冕的墨迹来看，其题画诗及绘画作品不仅体现出率意超然、清新脱俗的艺术风格，而且具有“适意写趣，承前启后”的承传精神、“托画寄意，以诗达意”的写意观念及 “书画同源，以书入画”的绘画理念，展现出其对文人画古风的延续与创新，以及将绘画与诗、书、印完美融合的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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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子表格：理性管理的技术化及其后果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18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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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是在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信息处理技术。现代表格的出现往往伴随着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而制表技术的发展最终也通向了计算机的发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理性管理需求的刺激下，功能强大、使用便捷的电子表格工具被开发出来，表格也从一种曾经局限于特定行业的专业工具变为一款无处不在的大众软件。在我国，电子表格作为一种理性管理的工具，深度参与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以“技术治理”为导向的行政现代化进程。理性管理的技术若想发挥正向作用，就要有相应的环境支撑，否则技术只能以异化的方式发挥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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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22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3-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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