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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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中心化治理何以应对电诈去中心化风险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4):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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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诈犯罪已成为数字时代社会安全治理领域亟待重点关注的新型风险之一。以“技术－组织”关系、风险治理为理论基础构建电诈治理双重转型的分析框架，聚焦Ａ省个案研究发现：数字时代电诈犯罪的转型已经形成了去中心化组织结构和众包犯罪模式，其危害与后果已经演化为一簇去中心化的风险综合体。与之相应，电诈治理通过组建任务型组织、建立技术平台等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治理效能，但仍然基本延续了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中心化治理模式。面对问题侧与治理侧双重转型持续推进的治理情境，中心化治理如何动态适应去中心化风险，成为数字时代社会安全治理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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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何以提升应急管理适应性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4):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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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规划可作为提升应急管理长周期适应性的主要手段。基于应急管理适应性这一理论范畴，规划提升应急管理长周期适应性有三种作用机制：一是力量统合机制，通过重点任务的设置，实现应急力量自上而下的整合，提升极端突发事件应对的适应性；二是融合发展机制，通过推进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的融合发展，提升复合灾害应对的适应性；三是约束引导机制，通过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目标的分解，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强化防灾减灾能力，提升应对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的适应性。基于２８份涵盖国家和省级“十四五”应急体系规划的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三种作用机制的存在及其具体表现。以计划性提升适应性，应急规划还需要更加贴合地方风险的现实特点，加强综合应急支撑能力建设，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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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灾害危机连续统中的行为应急管理研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4): 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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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作为一种学科交叉的趋势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面向风险社会知识生产的应急管理学科，也需要推动与行为科学的交叉领域研究。当前行为应急管理文献分散在多个不同的学科中，使得研究者和实践者很难了解其发展现状，更不利于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应急管理的本土化理论“风险灾害危机连续统”提出了应急管理多学科范式的整合逻辑。结合这一理论对行为应急管理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发现，风险、灾害、危机三个概念主导下的行为研究呈现出“政治－社会”“工程－技术”“组织－制度”三种研究传统的鲜明特征，表现为差异化的研究议题和研究范式。从目前的研究不足来看，行为应急管理仍需要更多地关注灾害和危机场景、政府和专家等多元主体、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推动学界与实践部门的合作，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实践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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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下沉：危机治理中干部下沉的多重形态与行动逻辑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4): 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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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治理往往面临组织外部环境突变、组织内部功能失灵等诸多极端状况，常态化的科层管理体系不得不进行调整和再优化，以适应高度变化的外部环境。干部下沉是应急状态下实现管理重心下移、强化属地管理的重要方式。从组织化程度和目标指向性来看，Ｓ市在危机治理中形成了就地就近式下沉、突击队式下沉、定向式下沉、包干式下沉等多重组织形态，借助身份嵌入、组织嵌入、激励嵌入和技术嵌入等多种方式，实现对下沉干部的嵌入式治理。这种非常规的科层管理流程再造可以迅速转化为引导资源定向下沉、组织高效动员、推动条块关系协同、构建危机治理共同体等积极的现实推动力。危机治理中的干部下沉本质上是一种党政统合式的科层组织动员，集中统一、重心下移、赋能基层、灵活高效是其组织运作的基本逻辑，依托党政双科层化的组织结构，政治机制的权威性与行政机制的灵活性实现了有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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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约束视角下微博反腐的互动逻辑——结合大数据与深度案例的探索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4): 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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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反腐是中国制度反腐的重要补充。近年来，随着被微博曝光的腐败问题复杂性增加，信息失真更容易发生，以致民众的负面情绪更容易爆发。这对政府的腐败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但是学界对微博反腐的新特征仍然认识不足。以纵向约束理论为视角，并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来深度剖析“北极鲶鱼”案例，可以揭示微博反腐的新特征。在微博反腐的初期，地方政府的及时回应能够有效降低议题热度；但是进入中期，地方政府的模糊回应会激发民众的不满情绪与非理性评论，而中央媒体则积极引导民众互动；进入尾期，中央媒体与民众互动加强，可以促进地方政府回应。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应根据微博反腐的新特征，积极处理微博反腐的负面舆情，推动国家与网络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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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共创视域下的大数据反腐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4): 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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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共创关注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治理结果的公民导向，强调通过政府、市场和公民等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和资源交换，来提升治理结果的人民满意度。大数据反腐离不开多元主体参与，而增进反腐合力与结果的合意性则以价值共创为基本前提，需要在“以人民为中心”和“开放的反腐系统”的价值共识导向下，通过推动组织内部耦合、创新反腐手段、促进公民共同生产和构建信任关系开展价值共创实践，最终实现人民满意的价值目标，提升公共精神。从价值共创的内在动因来看，公私价值平衡是大数据反腐价值共识凝聚的前提，治理网络构建是大数据反腐价值网络形成的核心，公民共同参与和信任关系构建是大数据反腐价值共生实践的关键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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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监察背景下公职人员隐私权保障的法治逻辑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4): 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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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宪法所构建的基本权利，隐私权蕴含着自我决定与不被打扰的内涵，理应获得国家的尊重与保障。公职人员同时作为普通公民，也应当享有隐私权。目前各地进行的数字监察措施的探索可分为基于不同目的的措施、基于不同方式的措施以及基于不同对象的措施，其中有关个人信息的获得与公开、个人信息的分析与比对等行为，对被监察对象的影响都落入了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尽管基于公众监督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需要进行一定的限制，但是公职人员仍有权请求避免国家的过度干预，包括避免国家过度的直接侵入与信息外泄。限制的界限在于目的的正当性，手段的适当性、必要性，以及规制所获得的利益与限制所失去的利益间的平衡性。对此，有必要从法律保留、技术治理与责任规范三个方面加强对公职人员隐私权的保障，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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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嵌入廉政治理的伦理风险及其防范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4): 11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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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廉政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机遇和技术支持，不论在实践层面还是价值层面，人工智能嵌入廉政治理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现实中，人工智能嵌入廉政治理可能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呈现出数据伦理风险、公平损害风险、技术依赖风险、懒政庸政风险、监督权滥用风险等伦理风险样态。人工智能嵌入廉政治理形成伦理风险，是廉政治理实践中多因素互动耦合的结果，遵循“内生集聚—衍生增强—传导扩散—后果生成”的伦理风险生成路径。为有效防范人工智能嵌入廉政治理的伦理风险，应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促进人工智能与廉政治理深度融合，建立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廉政治理前的伦理审查评估机制，建立人工智能嵌入廉政治理的伦理风险问责机制，完善廉政治理体系和配套制度，加强公众伦理风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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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模范：劳动荣誉符号的生产、建构与功能审视 ——来自深圳公交系统的案例分析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4): 12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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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作为“榜样的力量”具有劳动和道德的示范作用，劳动榜样的树立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现有关于劳模的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忽视了作为“过程” 的“劳模”。政策、组织、媒体和个体不仅是“劳模”生产逻辑链中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劳模”这一符号资本的主要建构者。“劳模”的生产是结构和行动者二重化的结果。 “劳模”的建构涵盖了符号资本获取、厚植、强化和延拓的四个环节。“劳模”的生产和建构最终目的都是使“劳模”在社会、行业和工作单位中的正向功能得以最大化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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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反抗与权利克减：平台不稳定劳动者的双重困境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4): 13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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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众包工作并非完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是资本的有意为之。平台算法权力下的“不稳定劳动者”遭遇了不同困境：线下零工劳动者面临着集体性对抗策略、对抗行动被消解的境况，隐藏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背后的幽灵工作者则面临着权利、待遇与保障被削减的困境。平台劳动者利用地缘、业缘等结成各类非正式团体，利用各类规则的罅隙在制度上“打洞”，但结果是：劳动者的抗争被平台悄然化解的同时，也被隐秘地转化为平台大脑升级的助推力量。以幽灵工作为代表的新型平台工作，消解了传统劳动关系，规避了法律上的义务，平台从雇主转变为匹配劳、资双方的服务方；同时，人机合作环路中的去人性化深化了劳动者的自我控制。通过对两类数字平台劳动运行机制的分析，可知平台工作者陷入了自我耗竭的僵化循环，平台不稳定劳动者的自我雇佣加剧了资本对劳动者的规训，成为数字平台时代劳动异化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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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政策下父母合作育儿研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4): 14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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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政策和性别观念变迁背景下，“父母合作育儿”模式有利于缓解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问题。实现父母合作育儿有四个成功的经验：母亲要引导父亲参与育儿，双方要积极沟通，达成共识，采取明确而有弹性的分工；工作单位支持、祖辈支持、托幼服务和社区支持是三个有利于实现父母合作育儿的条件；父母合作育儿在孩子多元发展、夫妻关系发展、父辈－祖辈关系和谐、父母自我成长中起到促进作用；要从社会共育理念、育儿支持政策、公共空间构建、弹性工作安排、育儿人才队伍建设上采取措施，推动育儿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缓解父母合作育儿压力，促进该育儿类型的发展，增加个体响应三孩政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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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第23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4-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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