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是人文学科的基本方法，文学阐释的很大一部分是对文学文本的 阐释。“积极的阐释”与“消极的阐释”是文学阐释的两种理论姿态。“积极的阐释”频繁 出场不仅是由于现代阐释学的转向，而且与理论的推动存在密切关系。文学之所以成为 “积极的阐释”最为活跃的一个区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阐释的理性语言与感性体验不对 称。“积极的阐释”放弃文本的有机整体观念，并时常跨越审美愉悦的羁绊而另行制造各 种新的话题。“历史语境”既是阐释发生变化的依据，也是阐释稳定持续的依据。多数 “积极的阐释”作为失败的思想实验而沉没，而少数“积极的阐释”则可能充当某种文化革 命的先声。

阐释主体原本是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但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人们讳言作 者，讳言主体，影响所及，阐释学似乎也就大大淡化了对阐释主体的关注。伽达默尔的哲 学阐释学高度关注阐释主体的“前见”（偏见）对于阐释行为及结果的影响，但对阐释主体 的意识行为之于阐释过程的重要作用却似乎不大关注。根据中国阐释传统的经验，阐释 主体问题始终处于阐释思想与实践的核心位置。由于社会境遇和个人遭际以及个性的 差异，面对同一阐释对象，不同的阐释主体会得出大不相同的阐释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阐释主体自觉选择的产物。因此注重研究阐释主体本身的诸种特性与局限，例如主动 与受动、显在与隐在等等，应该是中国文学阐释学的基本特色之一。

２０世纪以来，众多新型理论观念纵横驰骋于文学阐释场域之中，持续制造了 巨大的理论震荡。文化研究的崛起，不仅对文学阐释学构成了巨大的理论挑战，同时也 为其发展赢得了开阔的阐释视野和强大的思想能量。文化研究的多元阐释观念和阐释 方法同时也诱发出“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等问题。文化研究究竟是一种“强制阐释”， 抑或是对阐释的有效拓展？显然，并不能将文化研究简单等同于“强制阐释”，辩证看待 二者的关系意义重大。文化研究表明，强大的阐释能力对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的理论更 新和话语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一方面，文化研究不仅推动 了当代学界对文学阐释学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促使我们将意义问题和文 学阐释学置于更广阔的知识谱系中加以考察，进而推进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的话语体系 建设。

１９世纪作者定向的浪漫主义诠释学和２０世纪解释定向的本体论诠释学关 注意义和真理而不重视文本分析，２０世纪的文本理论重视文本分析而拒绝意义阐释，保 罗·利科认为以往的解释理论倾向构成了诠释学的“僵局”。利科批判性地综合诠释学 与文本理论的洞见，认为文本的自律性与文本的指称性有机构成了文本的世界，提出走 向一种文本的诠释学，这是利科诠释学重新定向的重要贡献。但利科提出的返回文本世 界并对文本意义进行重构的观点，实际上未能充分探讨他所谓的诠释学自我占有的重新 语境化的复杂性，限制了解释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封闭了文本诠释学应有的更 大更丰富的可能性空间。利科文本诠释学对于今天中国文学诠释学的研究具有借鉴意 义，其存在的问题也需要我们做出学理性的探讨。

以柏拉图为前驱的西方哲学／诗学传统开创了一种基于认识者视域的知识 论哲学／诗学范型。这种思想范型的语言论基础，即“模仿论”所体现的思维混乱与指称 错位。艺术“模仿”并非镜像式的映射，而是创制性的行动。“模仿论”的误识，对存在的 行动属性以及文学的创制属性构成了遮蔽。行动意味着“关系”的持续建构－重构，意味 着“关系”的持续发生。由于“关系”笼罩了一切，行动就必然体现为一元性的过程和双重 性的环节。行动是一元性与双重性的纠结，是语言和时间的交织。在文学行动中，世界 呈现为一个差异错置的互文性体系，主体被形塑为一种“关系千万重”的多重主体，历史 被创构为一种典范秩序／失序的层垒叠加史。所有这一切，都为一种新的哲学／诗学范型 或文明论想象提供了线索与可能。

作为后人类理论的三个主要分支，生态批评、动物研究与思辨唯物主义都没 有完全离开人的因素，并提出了后人类主体经由何种共同进路而形成的问题。主体总是 在现实中从事着行动的力量，因而就文学领域而言，后人类主体以行动诗学为前史。传 统至今的行动理论，普遍将主体视为从正面规定了行动方向和展开行动过程的实体，在 不得不还原其各种变量因素时，这些理论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实则只是在加强预设的同一 性与总体性困境。从根本上转换思考角度，让前后行动的界限由实体化状态变成虚化状 态，消解界限意识的关联性立场，将行动重构为实体性的主体在差异性重复中溢出虚体的事 件，这样才能贯通起当代理论围绕重复与差异展开的各种研究路径，并通向后人类主体。

解构作为“行动”，本质上是一种有力的阅读书写行为，同时表现出对文本阐 释的绝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作者意图的反叛冲动。解构的行动效应，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 代英语世界鲁迅批评的“解构范式”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一，在理论立场上，通过质疑鲁迅 的写作意图以挑战或消解文学的革命与启蒙意义；其二，在文本阐释上，对“鲁迅／叙述 者”的阶级位置进行严厉的审视，甚至有意“制造”鲁迅与民众之间的阶级距离，从而揭示 鲁迅笔下启蒙者的自我怀疑、否定以及行动上的“无能”。我们需要反思英语世界鲁迅批 评的伦理失范问题，避免一种预设的、二元对立的批评立场，而应以切合中国语境的、对 话的、整体性的立场重审鲁迅的写作，在肯定启蒙价值的基础上为鲁迅阐释重新安置一 个稳定可靠的批评视角。

尼尔·斯蒂芬森科幻小说《雪崩》的主题是为巴别／信息启示录事件作辩护。 巴别／信息启示录事件就是上帝变乱人类语言。数字时代的人文危机表现在本体论、认 识论和语言学三个方面，前两个方面可以归结为最后一个方面。今天，人类一方面通过 理想（人工）语言尤其是数学语言支配科学，另一方面则追求日常（自然）语言统一。数字 时代加速了人类语言统一的进程，重建巴别塔已成定势。捍卫人文知识的关键在于捍卫 日常语言。捍卫语言的多样性，就是捍卫思想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这就是所谓巴 别／信息启示录事件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英国作家柴纳·米耶维是当代科幻“新怪谭”潮流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 米耶维的《鼠王》《伪伦敦》《新巴黎的最后时光》等作品中，作者或想象了伦敦的鼠族等 非人族群，或描绘了由被弃之物构成的“伪伦敦”，或展示了在巴黎获得生命的“超现实主 义艺术”中的“怪物”。由此，米耶维展现了怪诞可怖的都市面貌，展示了被隔离在人类的 认知之外却又无处不在的“怪物他者”，破除了人类对城市的绝对占有式的、否弃多面性 的观念，也迫使人们直面和承认内生的他者。同时，作品又赋予了这一多元混杂的都会 以某种合法性，给予被科学和艺术等所催化出的怪物以生命———这些不被接受的怪物， 往往与真正的“恶”进行着对抗。由此，米耶维提供了对多元都市面相的新奇审美体验， 并否弃了托尔金式的作品中逃避现实的“抚慰”意味，强调通过对“多面世界”“怪物他 者”的书写，来观照甚至改变现实，达成某种乌托邦理想。

人类世概念提出的积极意义在于向人们阐明气候变化已经成为逼近眼前的 现实。气候小说作为对人类世时代气候变化事件的文学回应，正在逐渐成长为一种独立 的文学类型。敌托邦是作家进行气候小说创作的常用模式。许多描写气候变化的敌托 邦作品验证了汤姆·莫伊兰对“批判的敌托邦”的理解，为当代气候小说构建了重要的理 想类型学框架。保罗·巴奇加卢皮的气候小说体现了“批判的敌托邦”的典型特征。“批 判的敌托邦”通过营构敌托邦未来世界，生动展示了气候危机对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 改变，加剧了资本和权力对下层人民的操控，进而引发了更为严峻的生态、社会和经济问 题。同时，它采用了开放的形式策略，激发多元的对立抵抗，引导读者思考在一个已经变 化了的世界中乌托邦希望的可能性。

当下元宇宙态势所推动的大脑的科技化和世界的数字化进程，将带来人类 身心与审美经验的无限延伸。不过，除了技术的力量外，元宇宙的不断临近也有其文化 心理的铺垫。其中，人类借助数字网络不断延伸的意识流动与柏格森的绵延理念有相通 之处，即在时间化的世界中，在人脑的数字化切换与世界的数字化形态一体不分之际，人 和世界的边界将不易区分，人类沉浸于其中的复合世界，将体现为大生命的相遇———世 界就是生命。同时，元宇宙作为驱动人和宇宙万物融合共生的引力场，将推动人类重绘 全球空间，其中与之关联性最密切的是将地球看作一个“活着”的机体的盖娅理念。作为 天体研究的副产品，盖娅假说与元宇宙一样，不仅彰显全人类之间、人类与地球之间日益 提升的整体关联度，而且强化了人类向环境延伸自我的生命认知。从盖娅到元宇宙，从 生态关联到数字关联，绵延作为衔接二者的哲学根基，将共同推进后人类大生命哲学观 的建构。

在全球环境面临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 在生态美学、生态批评学与艺术学理论深入协作的基础上，建构生态艺术学的工作已起 步。生态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创作、欣赏、批评、策展及理论等环节在内的当代生态 艺术活动。建构生态艺术学理论体系，须明确生态艺术学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及生 态批评学的联系与区别，并筛选完善生态艺术基础文献数据库。就建构与研究的原则而 言，生态艺术学要回归艺术学理论学科、回归中国当代艺术史、回归生态艺术作品、回归 艺术实践主体、回归审美接受群体、回归本土艺术话语与中国当代社会时代特征，还要兼 顾对生态美育与生态公民塑造的观察与思考。由此，学界应严谨界定生态艺术的内涵外 延及生态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由内而外、内外兼修地建构生态艺术学的体系 框架。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当代中国舞蹈界创作产生了多部关怀生态 危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作品。生态文明与当代中国舞蹈的结合，逐渐形成了“生 态舞蹈”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舞蹈艺术的新现象，但尚未得 到明确的界定与充分的理论阐释。作为日益崛起的生态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舞 蹈”应被置于生态艺术学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定义为“创作者在主观上有意识地关怀生态 危机和人类文明前景、借助舞蹈来表达生态意识和思想观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艺术”，与“自然舞蹈”“原生态舞蹈”和“舞蹈生态”等概念存在显著的区别。此外，还存 在一些未在主观上有意识地关怀生态危机、表达生态思想，却潜在地启发人们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舞蹈。前者可视为“显性的生态舞蹈”，后者可视为“隐性的生态舞蹈”；前者是 生态舞蹈的主体，后者则是其拓展或有益补充形式。

主持人语:近年来，随着人体克隆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数字孪生、“数字纪念”的产 品和活动在日常生活中越发普遍，人类与各种形式的自我复制体之间的伦理关系成为热 门话题，大量“复制人”题材的科幻电影随之涌现，将“本体人”与“复制人”的角色冲突深 化为人类中心主义危机和主体性存在焦虑的主题，契合了当前“后人类”伦理困境与人文 之思。 本次笔谈的四篇文章从不同视角讨论了上述主题。李蕊的《“后人类”语境下克隆人 题材电影的影像特征》从“复制人”（克隆人）角色造型、空间场景、隐喻性画面等角度对 该题材电影的影像特征进行了专业分析，提出“唯美”或“破败”的影像风格反映出不同影 片创作者对“本体人”与“复制人”伦理的差异认知；袁园的《科幻电影中的复制人类型与 后人类伦理》对于机械化、克隆、赛博格、虚拟数字化等“复制人”类型做了电影史梳理，并 归纳出四种伦理焦虑；赵斌的《朝向死亡的悲悼———从〈天鹅挽歌〉中的“复制”情境谈 起》和韩贵东的《以爱之名的“至暗时刻”———科幻电影中“复制人”的自由伦理问题追 索》，从“见证死亡”和“自由”两个角度指出“身体、情感和记忆”是人类维系尊严的最后 堡垒，也是与“复制人”进行和解的途径。这四篇文章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当 下，从本体人、复制人的角度聚焦（科幻）电影历久弥新的伦理话题，积极参与到当前“何 以为人”的哲学讨论中，也力图为电影艺术及文化研究探索新的理论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