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为防范化解去工业化经济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二者在底层逻辑、驱动引擎、内在要求、实践底线和关键推手五个维度上表现为内在逻辑的高度一致性。它们都以人本内蕴为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以制造业比重稳定为发展目标,以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为发展原则,以产业迭代为发展路径。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力来防范化解产品风险;通过加快制造业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和创造企业家才能来培养机会以防范化解要素风险;通过创造“结构红利”及缩小收入差距来防范化解市场风险;通过提高工业品生产能力与竞争能力来防范化解外汇风险。发展新质生产力可形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优质资本、“四懂”型战略企业家才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实现制造强国目标。

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进一步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规律是当前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运用200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要素市场化水平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来看,要素市场化促进了创新发展,但对协调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主要是对产业结构协调和城乡协调具有抑制作用;空间上,东部、中部和东北部的要素市场化水平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是促进了创新发展,东部的要素市场化水平抑制了协调发展;水平上,要素市场化水平存在门槛效应,越过门槛值后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但不利于协调发展。要素市场化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和环境问题提供物质基础,但对城乡协调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被直接的抑制作用抵消,对绿色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被直接的抑制作用“遮掩”,要素市场化水平抑制了省际间的共享水平。研究结论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市场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制研究,进一步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推进市场化建设并助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的政治学是通过“原则政治”这一概念与党和纪律教育活动发生联系的,即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纪律教育活动秉持着马克思的政治学理论提供的两大原则:一是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解决现实的人的异化问题;二是从国家-社会关系出发,弥合国家普遍性和个体私人性的矛盾。从马克思的政治学的两大核心命题——实践与异化出发来看,党的纪律建设和纪律教育在根本上是一种指向共产主义的观念实践和政治实践,源于现代化进程中,对作为现实的人的共产党员及其构成的共产党组织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本质上意欲通过组织化克服原子化,以公共性克服私人性,最终弥合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

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纪律建设对于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加强党纪教育和从严推进执纪监督,对党的纪律建设成效产生了正向影响。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纪律建设要始终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一体推进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形成党的纪律建设的完整闭环,以持续增强其实效性。

中国共产党党内同级相互监督制度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由模仿俄共(布)监察委员会制度,到中央审查委员会和中央党务委员会建立而孕育出纪律检查职能,到全党范围内建立作为各级党委之下的党内监督机构,再到1955年监察委员会重建并不断强化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权力。历史发展表明,同级相互监督制度与民主集中制存在紧张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重建纪委,不断强化纪委的双重领导制度,赋予了纪委双重身份,造就了同级相互监督的两层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党内监督制度建构、纪委分级负责制、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等,在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基础上解决了同级相互监督难题,建构了一个密度更大、制约更有力的合作式权力监督制度。党内同级相互监督制度由外生到内生的发展历程,彰显了其持久的生机与活力,也展现了中国特色权力监督制度的优越性。

与建立在传统法治理论基础上的法规范形式及部门立法权不同,监察法规制定权受到了党政体制的深刻塑造。党政体制下的合署办公体制、请示报告机制与高位推动机制形塑了监察法规制定权的“法政二元属性”,并将监察法规塑造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中的制度性存在、承担政党建设职能的兼容性制度规则、反腐败领域内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核心连结。从塑造逻辑来看,党政体制对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塑造可以分为三重逻辑,即以请示报告机制为领导方式的过程性塑造,以高位推动机制为作用方式的理念性塑造,以合署办公体制为组织基础的组织性塑造,实现了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的统一。党政体制对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塑造相应带来了多方面的制度困境,主要体现为监察法规制定权运行依据的复合性及其权限困境,运行过程的封闭性及其程序困境,运行主体的合署性及其效力困境,运行目标的特定性及其监督困境。化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党政体制,坚持党的领导,围绕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制定权限、运行程序、效力位阶、监督体系进行优化,从而彰显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建构的“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力图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其中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送法下乡”,建立基层司法机构,培育村民法治思维,维护乡村治理秩序。近年来,“送法下乡”从“建制性嵌入”转向“专业化嵌入”,“律师下乡”成为以法治保障社会治理的关键抓手,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创新举措走上历史舞台。国家权力以“嵌入式引领”,即通过“党团工作覆盖”“制定规范指引”“营造官司市场”等方式推进组织嵌入、价值嵌入和利益嵌入,建构“律师下乡”的政治性、专业性和激励性,引领执业律师推动国家法律进入乡村,助力乡村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及依法维权,消解“闹大”认知和机会主义,转向法治思维、合法表达和规则意识,促进自治、德治与法治的有机融合,彰显了“律师下乡”制度创设的治理效能,为观察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提供了新场域。

我国《律师法》明文规定律师职业应当追求社会正义,但正义的属性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备受质疑。利用身份范式为律师正义提供证成是学术界的传统做法,这在中西方分别表现为“国家主义”与“职业主义”。然而身份正义是一种“单向度的正义”,表现在伦理上的家长主义倾向、认知上的公私对立观念、实践上的反思匮乏样态,加之身份社会已然过去的事实,使得身份范式不再能够解释律师正义。契约范式将律师正义解释为一种互惠性的利他行为,律师正义是在律师职业与国家、社会的交换过程中实现的,这符合当前契约社会的现实。且契约正义代表了一种“多向度的正义”,它从各个层面皆超越了身份正义,表现为:伦理上确立了相对方的尊严;认知上转向“活私开公”;实践上重视反思与批判。考察我国律师职业的发展历程,契约范式在我国亦具有本土适应性,可以为当前的律师制度改革提供诸多启示。

大模型自动驾驶汽车,与工业时代的其他产品或传统汽车相比,具有深度自主学习能力与独立的驾驶意志,这在刑法上具有颠覆性。当大模型自动驾驶汽车涉及产品过失犯罪或交通犯罪时,应由制造商承担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其具体内容为智能时代的产品罪责。智能时代的产品罪责,是由传统的意志罪责、人格罪责、社会罪责或目的罪责演进而来,其认定前提是立法机关应为承担产品罪责的制造商增设配套的过失犯罪与单位犯罪形态。司法机关适用制造商的智能产品罪责时,应赋予大模型自动驾驶制造商发展风险抗辩权与申请企业合规的权利。

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标榜的现代社会超越了之前无数个时代,既成就了现代进步,也造就了现代人的梦魇。冲突与撕裂不断加剧的社会催生出了青少年新型自杀方式——数字自杀。“蓝鲸挑战”是数字自杀游戏的代表,该游戏以心理技术为基础,设计了一系列“心理诱捕”机制。蓝鲸游戏借助系统脱敏技术提高青少年对自我伤害的恐惧阈值,通过自我伤害练习提高青少年的疼痛阈值,借助认知重塑赋予死亡以崇拜意涵,利用奖励和威胁劫持将青少年囚禁于虚拟囚笼并完成自杀任务。青少年自杀问题的实质,是现代社会冲突引发的家庭矛盾和人际困境在青少年个体身上难以自洽,青少年个体难以协调“自我体验”与“外在经验”的冲突,衍生出低自尊、低价值感和生命无意义感。因此,对于网络自杀游戏的反制,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参与。

数字时代,中国的数字新闻生产者包括社会媒体、商业媒体和个人媒体三种基本类型;社会媒体由传统媒体、政务媒体和其他社会媒体构成;三类主体并非完全封闭,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动力。因为三类主体在目标设置上存在根本性差异,所以数字新闻系统区别于其他社会系统的独特性在于“借助新闻谋事”,这与大众传播时期传统媒体所宣称的“新闻天然服务于社会”有所不同。数字新闻业的新行动者在虚实混融的界面工作,有着自己的新闻生产特征。为了做好新闻舆论工作,未来应该将多元主体,尤其是传统媒体以外的新行动者,作为“关键变量”引入新闻学研究,做到职业新闻与日常新闻并重,并尤为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转化机制,努力推动日常新闻的职业化。

中国的现代性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紧密相关,摄影因其内在的时间性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拓展视觉疆域、融入世界“先进”文化体系的媒介。20世纪初,上海一群业余摄影家发起了一场中国新视觉运动,中国摄影的现代主义开始萌芽。他们表现出明显的科学意识,对摄影古典时期“全盘画化”的标准提出质疑,转向摄影的媒介本体探索。现代主义摄影在跨国旅行中产生了本土化变异,成为个人主体性追求与救亡图存家国叙事的连结点,构建了人们关于民族国家竞争和现代都市生活的文化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