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治生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与人的政治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所谓廉洁政治生态,也就是政治生态的廉洁性。在当代中国,净化和重构政治生态是凝聚全党力量、努力实现中国梦的政治措施;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必然选择;是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或部门政治生态不健康甚至恶化的原因和后果主要有:管党治党不严格,“一把手”带头搞腐败,导致本地区本部门窝案易发多发;用人导向不正确,选人用人乱象丛生,产生“逆淘汰”现象;政商关系不分明,官商勾结,形成利益集团;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党组织作用得不到正常发挥;价值追求不健康,庸俗作风滋长蔓延,潜规则大行其道。在当代中国净化和重构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必须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必须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以“好干部”标准公平公正公道地选人用人;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净化政商关系,做到官商两道、公私分明,不为亲友谋取任何私利;必须坚决惩治腐败,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

特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或权利,它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当前,我国特权的源发点从以财产私有制为核心的经济权力转向公有制基础上的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成为特权滋生的源头。衍生性特权和新兴权力的特权化是特权形成的两条主要途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文化特权和社会特权是我国特权的主要形式,它们形成了共生、互惠和融合的关系。治理特权必须抓住防治政治特权这个关键,同时防止新兴权力的特权化,多措并举,综合治理。

作为治理的基本要素,“共识”不同于单纯的“同意” (consent)、“治理”有异于传统的“管理”。应当以“共识导向”为基础,以民主治理为依托,探索生态法治建设的五个新思路:基于民主协商的生态共识、选举民主与“绿色法治GDP”新考评体系、社会自治与生态司法改革、谈判民主下互动式生态权益救济之道、生态法治的组织架构创新。

公民检举权概念的界定首先要从“举报”的概念中剥离出“检举”的概念,从而区分宪法意义上的检举权和一般的举报权利,其次则要对比分析检举权概念的中西差异,从而明晰公民检举权概念的独特性。公民检举权的权利类型辨析则围绕“请愿权”说与“监督权”说之间的争论而展开阐述。无论是从权利的概念、内容、位阶还是从权利的历史演变所展现的权利谱系来看,包括检举权在内的宪法第 41 条所涉基本权利都不宜归为请愿权的范畴。使用“公民监督权”的概念则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宪法第41条六项权利的意旨,且能从制度渊源的维度来揭示我国宪法第41条六项权利的由来及设置理由。

我国目前司法组织改革的宪法规制相比改革实践与形势来说稍显滞后。对比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关于司法组织的规定,不难发现内地现行司法组织宪法规定的漏洞,司法组织改革是系统工程的运作,需要从定名定性、司法人员规制、司法(组织)协助外向化和自新机制打造的角度,构建司法组织改革的多重宪法依托。

现代科技的辐射性与渗透性影响着我国从立法、司法到执法的整个法制体系。契合诉讼理念与信息时代民事司法变革之需,民事诉讼法确立了包括电子邮件送达在内的电子送达制度。该制度体现了“权利本位”的民事诉讼理念,折射出送达制度保障诉讼行为有效性的价值功能。但目前该制度的运作并无明晰的刚性规范指引,而且电子邮件的递送率尚不能达到无漏洞送达的程度。需要以法律规范之优化弥补技术规则之不足。电子邮件送达原则上应经受送达人书面同意;由书记员与技术人员共同完成文书送达;需引入即时回复即时送达制度、阻碍送达的法律责任制度;法院对是否采取电子邮件送达享有相对决定权、应履行适度审查与风险告知等义务。

举报人的行为动机本身不应该参杂到错误事件的调查过程当中,或者只有当存在诬告或者需要证明举报人身份的时候,行为动机才会被作为案源线索纳入接报机关的调查视野,但这并不能妨碍媒体促成社会对于举报人行为动机的关注。举报信息的保密性进一步逼迫媒体引领公众,将举报动机作为探究举报线索可靠性的唯一证明,某些时候甚至超越了对于事件本身的关注,这种迫于职业生存的引领同时也干扰举报人关于行为伦理正义性的判断,降低举报意愿向举报行为实施的转化效率。文章从自我伦理正义达成、忠诚意愿表达以及职业伦理坚守三个角度分析举报人的行为动机,力图在国家法律的认定正义之外,为举报人寻找行为伦理正义的证明。

首次以动态能力作为关键媒介,整合人力资源开发与组织学习能力分别影响竞争优势的逻辑关系,建立更能体现资源基础理论精神的整合中介模型,并以台商企业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源开发能通过动态能力的完全中介作用间接促进竞争优势;组织学习能力既能直接促进竞争优势,也能通过知识管理能力的一重中介作用,还能通过由知识管理能力和动态能力构成的链式二重中介作用,间接地促进竞争优势;人力资源开发和组织学习能力相互正反馈。

文章基于2012年G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统计数据,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方法统计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合意愿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总收入、在流入地居住时间对流动人口留城定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我雇佣者、在本地生活感觉幸福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定居城市;城市归属感在流动人口城市定居决策中也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地,过去一年给老家寄钱数目却对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消极的影响。而性别、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社会交往对象、是否跨省流动、是否与家庭成员同住等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文章介绍了新闻众筹的运作模式及其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对传统新闻生产方式及社会公共生活的影响。研究发现,众筹新闻脱离了媒介组织的流程控制和生产惯例,更多地依赖个体新闻工作者、反映资助者的意愿,从而有可能迎合公众。

经过二十几年的建设,广东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发展效果较为明显,其发展规模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如何让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真正“可持续发展”,是每一个实验区建成后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通过分析广东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成后(后期)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制度、特点、合作和创新四个方面探讨实验区建成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从形之下观照,中国古代戏曲的诗性表征,首先表现在:文体上、语言上主要由人物的上场诗、下场诗、唱词、韵白和判词或词话、题目正名构成;韵律上运用诸宫调来演唱,无论抒情、写景或述事,都注重诗意般的意境营构;其次表现为借剧中角色之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象征性的脸谱艺术、虚拟化的生活场景、灵活性的时空观念和程式化的表演手段之写意艺术。从形之上透视,中国古代戏曲的诗性精神,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理想化的生存境界、诗意般的生命体验、平民性的价值取向、自娱娱人的娱乐目的。

寒士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寒士文学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渐渐兴盛,至元明时期,戏曲、小说成为时代文学的主导力量。西晋左思的人生、创作等方面特征明显,富有代表性,且生活年代早,堪称寒士文学的一类范型作家。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特征、人生境遇、个性特征、诗文主题与形式等方面,多纬度分析左思“壮而不悲”、豁达从容、进退自如、远祸全身的范型特征,探讨古代左思型寒士“以文鸣世”的生存样态,对厘清古代寒士文学的源流范式有一定价值。

招子庸的《粤讴》是一部用粤语写成的典型的地域文学。《粤讴》的产生,与作者所处的“半农半儒”的家庭人文环境及“可游可钓”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有着重要关系。《粤讴》各篇所写之内容与所抒发之情感,实际上可归置于两个地理空间:一个是以珠江为背景的水上空间,一个是以京师为背景的陆上空间。两个地理空间容纳了两个内涵不同而彼此关联的情感世界,体现了两种人生和两种价值观,从而构成了《粤讴》丰富的情感内容与较强的艺术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