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目录

2015年, 第14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5-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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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论坛
  • 张增田,房静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3):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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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TRA)和期望确认模型(ECM),探讨以情感因素为核心作用的公务员廉政教育参与意愿影响机制,选取与情感因素有关的变量构建了公务员廉政教育参与意愿的研究模型。依据所搜集到的292名公务员问卷,采用AMOS分析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和假设验证。结果显示:公务员廉政教育的参与意愿受教育信念、教育满意度和感知有用性三个变量的共同影响;教育满意度受感知有用性和教育信念的双重影响,其中感知有用性的作用更加明显;教育满意度在教育信念与参与意愿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 宋伟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3):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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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巡视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了巡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在新形势下,提高高校巡视监督成效是做好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关键任务。文章从高校巡视监督的重要意义分析出发,对高校巡视监督的指导思想、目标和方式、存在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并据此提出了创新高校巡视监督体系的政策建议,研究结论可以为高校巡视工作的推进与提高提供理论参考。
  • 人权研究
  • 周尚君, 王裕根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3):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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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指数评估在我国的兴起既是法治发展自身规律性的表现,也是当前推进我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手段。法治指数评估包括体制性、价值性和综合性三种路径,对法治内涵的不同理解会产生不同的指标体系;德尔菲法是设置法治指标和权重的常用方法,但有一定局限性。法治指数定量分析能否真正代表本地法治发展水平,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法治指数本土化要求不能照搬法治指数国际化的标准,须充分考虑我国的法治成长和社会转型的环境。反思法治指数评估理论研究现状,我国未来法治指数评估要充分认识法治指数评估的科学性及其限度,探索建立法治指数本土化模式;要以实践为导向,以问题为标准,在实践中提炼理论,重视法治指数区域化研究,强化法治指数类别化研究,突出法治指数实证研究。
  • 周强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3):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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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考察历年人权白皮书,是归结整理我国官方人权话语及其变迁的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从结构体例来看,历年白皮书可以归结为三种模式:混合模式、“五位一体”模式和权利清单模式。与前两种模式相比,权利清单模式体例更统一,用语更规范,权利编排上也更符合当今中国实际,体现出在人权观念和话语上的一些新变化。在历年白皮书中,生存权所占比重逐渐减少,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逻辑一致的。生存权在完成其解决温饱问题的历史使命之后,将不再构成我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语汇。发展权利的内容日益完善,重要性不断凸显。在2013年人权白皮书中独立成篇的社会保障权利,突出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的“民生”特色。发展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将成为我国今后人权话语的新重心。
  • 陈小彪, 佘杰新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3):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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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何“强硬”的刑事法律在“特殊”的乡土社会变得“柔软”,难以实现其应有的实效,概因乡土社会中原有重要资源、力量和因素被我们无意遗忘或有意抛弃,职是之故,我们需要探寻合适的渠道和方法使得刑事法律真正走进这片特殊领域。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制度予以法定化,尊重和规范了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刑事私了习惯。这一举措为如何实现刑事法律实效提供诸多启示:国家机关在立法或适法时需要尊重民间习惯、倚重民间力量、考虑民众理性以及考察社会因素。否则,刑事法律在乡土社会被无视、架空和规避就不足为奇。
  • 冯寿波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3): 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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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约解释需要考虑时间因素,然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c)项是否涉及以及是否已解决条约解释中的时际法问题,尚存疑议。该公约第31、32条并未明确规定时际原则,但该原则以间接方式蕴含于第31.3条(c)项中并以第31.1条中对善意的公开规定方式而间接存在。条约解释的“同时性原则”已发展为与“演进解释”原则并举。国际法的演进使得对先前条约的理解和解释通常难免借助于其后相关新条约的生效以及包括嗣后协定、嗣后惯例、准备工作等在内的诸多条约解释因素。并无解决变化了的情况影响条约解释程度之普遍性答案。
  • 邹文理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3): 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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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政策立场度量是有关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关系到货币政策实证研究的准确与否。文章对货币政策立场度量的演进和发展进行了综述,指出了未来货币政策立场度量指标的发展方向,以及就中国如何加强此方向研究提出若干建议。研究综述表明:货币政策立场度量指标经历了从定量的单变量指标到多变量复合指标,再到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叙述性度量指标的发展过程。
  • 秦陇一,尹艳琼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3): 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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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消费者已成为全球第一大高端品牌消费群体,但我国有竞争力的高端品牌却寥寥无几,本土消费者高端品牌的购买主要是在国外市场实现的。面对国外高端品牌的竞争压力,不断提升本土高端消费品产业竞争力,有效满足国内外市场对高端品牌的需求,就显得非常必要而迫切。国际知名高端品牌之所以受到众多消费者的认可或追捧,是因为这些品牌成功打造了顾客导向的品牌价值链,进而提升了品牌的忠诚度和竞争力。本研究借鉴国外知名高端品牌价值链构建成功经验,立足中国高端品牌现状,从企业和产业发展两个视角,探讨重塑本土高端品牌价值链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 甘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3): 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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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901个城市家庭的样本讨论家庭收入和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子女人均家庭教育投资水平负相关;家庭主事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教育投资越大。家庭年收入水平在本研究中未对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 骆风, 蔡金花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3):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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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2013年以来在广东经济—社会、人口—家庭等新常态下的4间初级中学的问卷调查等实证材料,从定性和定量的结合中分析了初中生祖辈教育家庭三代人的基本情况、家庭生活环境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的人际关系、祖辈老人的教育观念、祖辈老人的教育行为,指出祖辈教育越来越成为广东城乡居民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的“新常态”。应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指导,使之与亲子教育水平共同提高,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协调联动,使正能量不断增长。
  • 付祥喜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3): 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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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月派核心人物徐志摩的早年求学行实,仍有一些重要细节尚不清楚或存在争议,有考辨之必要。依据《府中日记》和郁达夫、蒋复璁等当时人的回忆,可考定徐志摩1910年春入读杭州府中。据新发现的《沪江大学1917年年刊》《沪江大学、道学书院合章》《天籁》和徐志摩在北洋大学就读的学籍档案等文献,可考定徐志摩入读和离开沪江大学的时间、入读该校正科、在沪江大学成绩单为真实等史实。徐志摩早年求学行实的考定说明,他在1918年夏出国留学前,不但在府中时期就喜爱阅读小说、开始诗歌创作、发表文章,而且沪江大学时期他对文学的兴趣未减。这些早年求学时的经历、兴趣和取得的成绩,为徐志摩后来从事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是他在剑桥时期开始迸发出文学创作热情的背景。
  • 赵成杰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3): 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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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四大家”在说文学史上分量极重,“段、桂、王、朱”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然而清中叶亦有“段、桂、严、王”之判断。这两种看法的产生或因体例不同、或因著作时间早晚。朱骏声著作刊刻最晚,未入“说文四大宗”,一方面受到著作体例的限制;另一方面,其打破常规的编排方式,时人未识其善;而严可均未入“说文四大家”主要由于著作不能突破前人藩篱,仅对许书订正、修补。
  • 谢炳军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3): 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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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诗类》五种提要有同有异:书名同,卷数异;有无修刻者;字数篇幅差池;剖判汉学、宋学异辙,并打上颂圣烙印;《四库全书总目》所论有时未为公允。各提要著录之卷数差池有三大主因:一是乾隆下令对书籍的抽毁、删窜等等;二是书前提要纂写时间与书籍编成时间有分异;三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撰者未如实著录书籍之卷数。各提要内容歧异之原因在于义理学之儒者逐渐退隐,汉学派主导了经术舞台,表彰汉学,抑黜宋学。援引错误、表述错漏之原因是编纂者未尽能比勘核查群书。
  • 赵辉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3): 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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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练字》篇既是对文章作法理论的论述,又涉及了文章书写具体技巧,在文学艺术史上极为可贵。《练字》篇中述及文字的产生、发展、六书之结构、书体之演变、汉律之法规等一系列问题,保存了我国早期关于文字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探讨、研究古代文字以及书体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而文化作为书法的根基和土壤,其重要性日渐凸显,因此从古代文学理论中汲取营养并指导书法实践是可行之路。《文心雕龙·练字》篇及其他相关篇章所涉及到的批评方法和理论范畴对当代书法的价值和意义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