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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第15卷, 第8期 刊出日期:2016-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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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论坛
  • 张星久,邢健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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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制度精神”,主要是指一种制度所蕴含的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本假设或预判,以及该制度设计的主要“用意”(价值导向、目标约束)和实施方法、原则。通过历史和逻辑结合的方法可以发现,蕴含于中国古代监察、谏议制度中的主要精神包括:关于预判人性存在缺陷、假定人具有以权谋私可能性的“幽暗意识”;关于最大限度地监控、防范人性缺陷,保证各级当权者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的基本目标和指导思想,以及关于兼顾监察绩效与行政效率、惩治腐败与道德教化相结合的各项实施原则与操作方法。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权力监控领域内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认识,对于重构我国当代权力监控体制与廉政文化的“人学”基础,澄清廉政建设中若干重大认识问题,构筑起科学合理的权力监控机制和制度体系,提升预防与惩治腐败方面的操作性智慧,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 程潮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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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庸官”在中国古代有各种称谓,这些不同的称谓表明了人们对庸官的各种憎恶之情。庸官因其能力、态度的不同,又有各种表征。庸官在中国古代的存在,有着深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庸官拿着俸禄却不作为,于国于民无益,这无疑是一种罪过;庸官因其不作为而放任贪暴现象的发生,其危害甚于酷吏。为了打击和抑制庸官,中国古代形成了内外并举的治庸机制。
  • 灾害风险与公共安全
  • 汤中彬,张扬,吕兴江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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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传统危机文化具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临危不乱、转危为机、造危为机、慎终如始等六个方面的观点。它启示我们危机预防阶段应重视培育民众危机意识,准备阶段应发展应对能力,响应阶段应拓宽响应思路,恢复阶段应丰富管理经验。基于此,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应重视应急能力培育,完善危机管理法规制度,坚持信息透明、注重舆情监控的原则,管理中主体外移、重心下移,并且注重危机管理体系动态更新。
  • 吴克昌,王珂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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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社会风险治理水平,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下学界的热点话题,文章拟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基于海口市M区的实地调研,从“居住地安全感、公共场所安全感、工作场所安全感”三个维度对城市公众安全感进行深入调查,并从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探讨城市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因素;进而思考如何在“社会治安水平(如破案率、犯罪率等)不变”的前提下,提升城市公众安全感的新对策,即提高警力资源配置水平,利用大众传媒传播“正能量”,提高公众自我防范技能。
  • 陈鸿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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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暴恐犯罪呈现出复杂化、系统化的新特点:暴恐管理的整体协调性明显增强;暴恐袭击技能渐次提升的有序体系初步形成;暴恐组织本身的目的层次及其外在表现形式日趋复杂多样。暴恐犯罪系统化的新特点决定应对的新策略,即以系统化思维建构严密的“防、打暴恐犯罪立体网”:让人“不愿暴恐”——根除暴恐犯罪的思想根源;让人“不能暴恐”——扼杀暴恐犯罪于萌芽状态;让人“不敢暴恐”——以铁血手段严惩暴恐犯罪。
  • 陈潭,杨孟著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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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创新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独立要素”“第一动力”到“增长的源泉”的演变过程。作为创新函数的制度变量,文化土壤、报酬激励和组织效率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创新要素的“内生化”视角来看,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增长理论具有天然的局限性,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增长理论却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带有前期预见性的科学解释和实践指导。当下中国积极实施的创新驱动战略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增长理论提供了具体的现实注脚,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实践样本。
  • 王新宏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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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公平正义的内在含义进行了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探索、践行公平正义观,形成与中国社会发展情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这些理论和实践对于解决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中的诸多问题,建设公平正义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 何霞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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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以新制度理论与扎根理论为基础,运用探索性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选取近年来有关中国公益组织危机事件的24份新闻报道进行分析,通过对典型样本进行现象定义以及概念和范畴的提取,最终形成中国公益组织合法性危机演变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危机情境下的行动策略及相关假设。研究表明:(1)制度矛盾是导致中国公益组织合法性危机发生的根源,主要表现为规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危机;(2)制度矛盾带来的制度压力促使公益组织采取回避环境、适应环境、选择环境与控制环境的行动策略以缓和危机;(3)合法性策略的成功运用可为场域内的制度变革积累规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
  • 张露露,任中平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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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乡贤的培育和发展是为挽救我国普遍性的乡土文化侵蚀、乡村精英流失严重等乡村治理危机而提出的,其实质是重塑乡土文化并推动乡村善治。现代乡贤不是传统乡绅的简单复活,而是传统乡绅在现代社会中的新生。但是,现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也面临着利益相关度较低、实践活动星散化、制度供给不健全和多元治理难整合的现实障碍,其破解之策是强化实际利益关切、激活现代乡贤培育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实行“乡村再组织”、夯实现代乡贤培育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加强引导和规范、优化现代乡贤培育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实现总体性治理、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 何继新,李原乐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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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技术和资源整合的一种创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嵌入“互联网+”的公共服务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建设的最新视角之一。研究基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对“互联网+”内在需求的解读,提出建立“互联网+社区服务”统一规范、完善城市社区网络基础设施、培养互联网专业技能人才、关注社区居民人本位需求等优化路径,促进 “互联网+”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的深度融合和空间拓展。
  • 廖宏建,曲哲,胡莹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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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改变了舆情生成机制,对社会转型期的政府舆情治理提出了挑战。文章从新媒体的信息传播特点入手,探讨新媒体舆情事件生成及扩散规律,剖析政府应对失当引致的公信力困境。政府公信力与新媒体舆情之间存在关联影响,可以沿着情报信息流的走向构建政府内部舆情信息沟通体系、公共信息沟通体系和舆情事件应急体系,并通过舆情信息整合提高政府情报知晓效率,通过情报监控推送提高预警能力,通过情报传递扩散提高应对能力,从而为新媒体舆情环境下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提供情报支持路径。
  • 苏凡博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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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介环境下,节目主持人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对着新的挑战。文章基于对理论脉络的梳理与对现实困境的分析提出:新媒介环境下节目主持人传播力是指节目主持人在各种传播资源的支撑下,在以节目主持传播为核心的多元化的传播实践中,达成预定的传播效果的能力。新媒介环境下节目主持人传播力在传播能力、传播实践和传播效力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 叶平枝,林冬鸿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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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专业发展动机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核心与关键。文章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以幼儿园教师为例剖析,其专业发展动机缺乏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表现:专业发展目标模糊、专业发展价值观危机、专业发展需要淡漠、专业发展的自我效能感不足。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动机缺乏的原因有三:对环境和境遇的解释消极、归因偏差、认为工作缺乏吸引力。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激发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动机的途径和方法,即提升专业的吸引力,设定积极的专业发展目标,激发追求卓越的高级需要,树立专业发展的信念和理想,增强专业发展的自我效能感。
  • 崔惠斌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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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提升可雇佣能力为促进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新的视角。可雇佣能力不仅是指初次就业的能力,还应该包括未来职业生涯发展要求的相关能力。大学生可雇佣能力包括基础技能、情绪管理技能、专业知识技能、元技能等要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元技能是影响大学生可雇佣能力的核心因素,专业知识技能则制约了大学生可雇佣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另外,由于受教育经历的趋同,基础技能和情绪管理技能对可雇佣能力的影响并不明显。
  • 李佳源,方苏宁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8): 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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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潜在蔓延却“隐”而不发的高校性骚扰独具特色,危害深远,是为一类特殊的性骚扰,其中女研究生又是遭受性骚扰的重灾区。文章尝试提炼归纳高校性骚扰典型特征,并以129名女研究生为调查对象,揭露现状的冰山一角。高校性骚扰的空间主要始于女生性生理成熟与性骚扰认知滞后的反差、师生关系伦理与师生关系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缺失与学术性别角色溢出效应盛行的矛盾。防范高校性骚扰的机遇源自现阶段依法治校的推进与校园性骚扰日益增长,以及媒介关注于高校的巨大舆论、道义和政治压力。要有效防止高校性骚扰不仅在于单一师德建设路径,更在于建立健全明界定、忌窄化、严处置、零容忍的反性骚扰机制,让女生的尊严、智识与福祉得到应有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