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Select

论“后理论”的三种形态

王宁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5-14.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就一度在西方学界出现并后来进入我国的“后理论” 现象展开了相关的讨论和争鸣。笔者认为,“后理论”是一种思想的状况,是对理论的一种反思与重识,同时也是对理论之未来发展的一种憧憬和展望。确实,在 “后理论时代”,理论曾经有过的旺盛活力和批判性穿透力已不再,它在当下变得越来越注重实证和经验研究,并对自身进行质疑和反思。因而一些人认为,理论已经死亡,至少说是当下的理论处于一种衰落的状态。笔者并不同意这一悲观的看法。在笔者看来,提出后理论的概念意在表明,理论并没有死亡,它已散发在对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分析研究中。它一方面要保持以往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对自身进行反思。因而在“后理论时代”,处于衰落状态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再度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在提出“后理论”的概念之后,文章还逐一讨论了当下最有影响的三种形态的“后理论”:后人文主义、性别理论以及生态批评和动物研究,并对这三种 “后理论”的渊源、体系及超越性作出论述。

Select

负人类纪对美学的挑战——一则读书与思考札记

胡继华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15-24.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波接一波的事件表明,瓦雷里、胡塞尔和列维-斯特劳斯所忧患的“精神危机”还在延伸和延续,其结果势必是“人类纪”的自我超越及其向“负人类纪”的转型。斯蒂格勒指出,“人化”过程的每一刻都在发明生命和摧毁生命,技术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在补偿人性的匮乏和剥夺人性的潜能,器官学一方面将生命延伸到身体之外,另一方面又废黜了某些精致的身体官能,药物学则揭示一切药物都是补药又是毒药。“人类纪”逆转时代,意义因纯粹化更趋稀薄,象征极度贫困,只剩下那些神秘的能指。于是,生理美学、器官美学和社会美学,都必须处理普遍的失调,这就提出了复苏“智性灵魂”,探索人类在技术时代自我拯救的可能。

Select

人类纪与负人类纪

贝尔纳·斯蒂格勒著, 陈淑仪, 刘静译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25-34.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在人类纪,智性存在受到了负向预存的挑战,因此从器官学的角度出发,重估技术的价值显得尤为必要。技术作为药(pharmakon)进入了思考宇宙问题的范畴,但它也将自身所包含的不完整性引入其中。在此,技术的局限性呼唤着出现一种关于意志的新的器官学,重建一个具有数字网络三级持存的真正超个体化过程,带来一个精神和集体个性化的数字时代,构建新的属于负人类纪的网络,完成从人类纪到负人类纪的转变。

Select

我国巨灾风险防御体系构建研究

何树红, 姜毅, 邹丽华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35-42.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全球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类社会遭受巨大损失,如何构建应对自然灾害的巨灾风险防御体系成为世界性课题。我国作为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大,面临的巨灾风险过于集中,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在分析我国面临的巨灾风险和巨灾风险管理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先进巨灾风险防御体系构建经验,按巨灾风险管理过程的时间顺序并结合过程中的各参与主体,提出了我国巨灾风险防御体系的构建建议。该巨灾风险防御体系分为灾前主动预防体系、灾时抗灾减损体系和灾后重建巩固体系,在体系下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实施建议,以期能降低巨灾风险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Select

灾害应对中的央地政府间组织网络研究

闫章荟, 杨书文, 王徽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43-53.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在灾害尤其是重大自然灾害应对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超越了常态科层结构,形成了具有更多动态性、柔性和适应性的组织网络,协同是这一组织网络的基本目标。文章以典型的自然灾害案例为基础,通过对央地政府间组织网络的可视化表达、关系分析和互动过程追踪,评价这一特殊组织网络的合作效果,寻求科层规则之外的协同促进策略。研究发现,灾害应对过程中央地政府间组织网络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适应性特征,如组网时效性明显提高,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责任逐步明确,央地政府间价值观渐渐统一等,但高效协同效应仍未显现,表现为权力集中与分散的两难,价值认同与合作的不同步,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的组织网络裂解风险高,而权力责任下沉又导致了网络内大量组织之间联结断裂,地方政府间合作不足,角色确认、价值认同与适当的交往密度仍有待进一步培育。研究建议通过央地政府间组织网络结构的调整,使央地政府核心协调部门形成结构内聚关系,实现中央权威向地方的转移,通过省政府间的结构对等关系培育,提升地方政府间的协同性,同时发挥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作用,促进央地政府间思想与行动的统一生成。

Select

基于危机生命周期和PPRR理论的医患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以10起典型个案为例

卢文刚, 王雅萱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54-64.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过往一段时间,医患双方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由医患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令人触目惊心。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医患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亟需改善。文章从近年10起医患群体性事件典型个案入手,分析医患群体性事件在危机前、危机中以及危机后各个阶段的特点,并基于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和PPRR理论,从应急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和危机恢复四方面构建医患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框架,力求有效提升医患群体性事件应急能力建设。

Select

中国式“扒粪运动”与互联网舆论生态治理

李宏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65-72.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快速提升以及媒介与舆论生态环境的持续深刻变化,国内部分媒体和专家学者将网络舆情热点事件中的集中曝光与持续揭丑现象比喻为中国式“扒粪运动”,并指出这将会“踢开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然而,结合国内种种网络扒粪现象来看,其在形成必要的诉求表达与社会舆论监督效果的同时,也使得利益诉求表达和舆情演化更加趋于复杂化,并表现出了自发性、分散性、冲动性和对抗性等基本特征,从而对当前国内的互联网舆论生态产生了刺激效应与深刻影响。基于中国式扒粪运动所诱发的典型负面效应及其形成演化的根本原因,当前应着重从坚守法律和道德底线、改善舆情危机应对、推动全民参与,以及倡导建设性意见等方面,深入持续地推进互联网舆论生态的系统治理。

Select

数字时代公共危机治理:阻滞与前景

王少泉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73-80.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我国已经完全进入数字时代,这一时代的公共危机治理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且影响因素较多。数字时代的来临给公共危机治理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但也在某些方面阻碍了公共危机治理进程的推进:信息复杂化有可能损害相关方之间信任度及政府权威,数字时代来临增加了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某些公众违规的可能性,沟通网络复杂化则会阻滞各方达成行动共识。这些阻滞主要归因于:数字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制基础及监督机制不健全,数字政府治理平台效能有待提升,“信息茧房”及新型“数字鸿沟”负面影响仍然存在。从宏观上来看,诸多数字技术的采用将助推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水平显著提升。在数字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我国各级政府须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公众与政府之间、公众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强化政府权威,降低公众在公共危机中破坏规范及社会道德的可能性,强化各方之间的沟通网络,促成各方行动共识的达成。

Select

改革开放40年高等学校反腐倡廉的历程与实践逻辑

李斌雄, 唐羽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81-95.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考察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校反腐倡廉的历史,应当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按照“形势任务—措施—成效”的分析框架并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研究方法展开。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反腐倡廉实践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教育制度恢复和教育体制改革展开阶段高校反腐倡廉实践(1978—1992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法治阶段高校反腐倡廉实践(1992—2002年),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校反腐倡廉实践(2002—2012年)和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高校反腐倡廉实践(2012—2018年)。40年来高校违纪现象表现出周期性,高校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由滞后性走向同步性;40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反腐倡廉与党内、国家机构、社会领域的反腐倡廉既表现出共性又呈现出特殊性。40年来高校反腐倡廉的特点和基本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党的纪律建设的严格性、依规依法的规范性、权力制约的有效性、廉洁教育的广泛性、专门机关的权威性。反思40年来高校反腐倡廉的实践史可以得出一些具有内在逻辑和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点,有助于“重整行装再出发”。

Select

监察对象:法律规定、存在问题与解决思路

任建明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96-100.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在《监察法》的所有条款中,有关监察对象及其范围的规定是基础性的。法律在实现对“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在范围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缺漏。首先,主要是缺漏了公职人员以外的数量和规模更大的潜在腐败人员;其次,在公职人员内部,也缺漏了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的一般工作人员。在未来修法中,围绕腐败的定义这个关键议题,应跳出“公权力”或“公职人员”的局限,而基于委托权力,将所有可能腐败的人员均界定为监察对象,从而真正实现监督全覆盖以及反腐败全覆盖的目标。此外,应当基于监委的两大职能,特别是反腐败职能,对监委的内设机构进行一定的调整。

Select

论我国人工智能的法治化进程:现状、挑战与革新

张玉洁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101-108.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现行法律体系的运作机制。大数据与算法歧视正在重构法律的治理与监管方式,司法机关亦在科学量刑与裁判效率方面追逐人工智能的价值,即便是法律责任也正在从“行为—结果”的因果关系模式逐步走向“多行为—结果”的相关性分析模式。但相较于上述法律变革,人工智能更多地展现为一种对现行法律体系的挑战,例如:人工智能对法律主体理论、知识产权体系以及法律归责机制的挑战。为了保障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法律规范的持续性效果,我国应当构建“国家战略—基本法律—标准体系”三级人工智能规范,设立“政府主导+行业协会辅助”的监管模式,确定人工智能的分类侵权责任体系。

Select

对人工智能体作为刑事责任主体的反思

胡莎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109-115.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自主人工智能体不应成为相关人员逃避刑事责任的“替罪羊”,应“刺破人工智能面纱”,根据现行刑法直接追究相关人的刑事责任。而未来社会直接追究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的观点,也不具有可行性,因为这将完全颠覆现行刑法,主要是要求机器人遵守机器人三原则将使刑法陷入各种全新的道德困境;刑法在规制犯罪危险来源的智能机器人时会显得软弱无力;同时,刑法固有的传统性、保守性、谦抑性等也将荡然无存。目前看来,我国对智能机器人作为刑事责任主体的观点,也应予以否定,事实上无论将智能机器人类比为现有何种类型的责任主体都存在疑问,对智能机器人施加刑事制裁也无法实现刑罚目的,而且智能机器人难以同人类一样遭受刑法上的道德责难。

Select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与欧美现代主义诗歌传统

康建兵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116-121.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奥尼尔的经典剧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与欧美现代主义诗歌传统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奥尼尔在剧中大量谈及波德莱尔、爱伦·坡、阿瑟·西蒙斯、欧内斯特·道森、斯温伯等诗人,以此丰富剧情,激化冲突,形成诗剧交融的风格,展现了现代主义诗歌对他的重要影响,为重读奥尼尔其余剧作开辟了新视角。

Select

论奥尔森诗学与诗歌的对话性

刘朝晖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122-128.

摘要 ( )

PDF全文 ( )

可视化

比较奥尔森诗学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可以发现,二者存在诸多契合之处。奥氏诗学无论是在技术原则还是哲学指导上都具有对话性。这种对话性来自他与前辈和同辈诗人的对话。奥氏没有逃避正典或权威的声音,而是和这些声音对话,让它们在他的开放诗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奥氏的《翠鸟》一诗在受话性、需要回应的语言、引用他人话语和用典等方面,充分展示了对话性。该诗的对话性说明,奥氏的诗歌不是诗人自我的抒发,而是创作过程中各种声音的融合。

选择文件类型/文献管理软件名称

选择包含的内容

本期目录

2019年, 第18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9-03-01

模态框（Modal）标题

选择文件类型/文献管理软件名称

选择包含的内容

本期目录

2019年, 第18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9-03-01

2019年, 第18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9-03-01